不要去想艺术,要想每天的生活

“非常建筑”这一词组，在张永和看来，内涵颇为丰富：非常规的建筑、特殊的建筑、紧急的建筑、非常规地建造、很有建筑意味的、符合建造规律的……他倒是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任何固有的矛盾。1993年春，张永和回国与鲁力佳共同创立工作室，便以此为名。近20年来，除建筑外，他的实践涉及城市规划与设计，以及景观、室内、产品、家具、服装、首饰、展览设计等多方面。去年在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张永和+非常建筑：唯物主义》回顾展，便是撷取了其中6个项目进行展示。尤伦斯的展厅也因此被分割成由6个类似庭院的模块组成的胡同，以此来代表他六个不同的关注及实践方向：居住方式、建筑秩序、城市化、传统、感知和文化。

唯物主义

自行车公寓，是展厅里最先被注意到的一个部分。其设计灵感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张永和在美国保尔州立大学罗德尼·普雷斯教授的“不定性实验室”的一些经历。当时，罗德尼要求大家观察现实生活中被“使用、滥用、错用”的事物。张永和选了自行车，但毫无头绪。直到某日他在罗德尼的引导下，发现了一群单车少年，后者对一成不变的游戏场不感兴趣，专爱借街头的台阶、坡道、路椅、停车场的水泥路障等进行各种惊险跳跃。自行车的故事，给张永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建筑设计中他付诸实践。“这个自行车公寓，其实就是讲人怎样使用房子，房子的用处不仅仅是吃饭睡觉，我设想的一个用处就是自行车的游戏场，大人或孩子可以骑着自行车在里面窜来窜去。住宅和游戏场，在这个概念里合二为一。”

而“无间造”这个名字的由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无间道》。张永和也表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他说，无间造这部分，其实质就是建筑师对材料和建造的不断探索。1996年底1997年初，张永和辞去了莱斯大学的教职，工作重心从纯概念转移到概念与建造关系，开始了对材料和构造以及结构和节点的实验。

“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设计上海企业联合馆时，我们用了很多新材料、新技术，因为我们想在可持续发展或者叫绿色建筑这方面做些探索。比如我们在建筑表面大量使用的‘聚碳酸酯’，听起来好像很学术，其实就是做碟片的材料，全是回收来的。材料的重新利用，也包含了环保的概念。另外还有太阳能，跟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先把光能转化成热能，再把热能转化成电能，听起来转了两次，实际上它的效率比普通的光电板还要高，这些技术都是建筑材料和建造的一部分，我们的工作中在不断探索着材料和技术。”

从生活中发现，从生活中取材，这也就是张永和所理解的唯物主义。他说，在英文里，唯物主义写作materialism，这个词的核心部分material是材料、原料、物资的意思，所以materialism就是材料主义，“做建筑设计，就是要和材料发生关系，同时又与每一天的生活有关，所以我们也设计吃饭的碗，身上穿的衣服，这些都跟材料有关。希望大家看这个展的时候，不要去想艺术，而要去想每天的生活。看看我们设计的东西，哪些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出现并使用。”

在近20年的实践过程中，张永和与非常建筑完成了大量建成或未能建成的作品，参加过众多的国际群展及双年展，包括五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获得了中外主办的多个建筑设计奖项，一些作品甚至被个人及机构，如伦敦Victoria和Albert博物馆、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三年展、中国国家美术馆及何香凝美术馆等收藏。

无尽院与不理想城

1984年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硕士学位的张永和迎来了提交毕业论文（一种介于毕业设计与论文之间）的环节。他选择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筑与文学的关系作为起点。对于这篇论文，张永和的自我评价是做得不好，所以一直被该校教论文准备课的老师用作告诫学生的反面教材。

毕业后不久，张永和赴休士顿的莱斯大学任教。在教学之外，他主要从事理论设计，一种综合了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的建筑创作活动，并于1989年拿到了美国的建筑师开业执照。1992年的一场设计竞赛上，获胜的张永和得到了美国史戴德曼建筑旅行研究金，于是有机会赴欧洲旅行考察一学年。1993年初，不耐欧洲严寒的他提前回国，之前8年的工作以及漂泊异乡的生活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回到北京的张永和，“当即卷入商业实践”。他认为，商业实践是原来理论设计的继续和发展，但操作方法上终究发生了变化，其中最有意义的便是创作小组“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形成。而1995年底，他们凭借一个住宅群体设计获美国进步建筑奖，因为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工程，张永和与非常建筑“暂时有了足够的勇气去面临新的挑战”。

院子，在中国建筑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也承载着张永和对于北京四合院的记忆与怀念。所以，在他的建筑实践中，院子的概念似乎反复在不同的设计里运用，也因此有了“无尽院”这部分的展示。其中，位于京郊长城脚下的“水关”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张永和本想把北京城里的院子直接搬上水关，后因与周围景致不合，于是决定一半采用房子围塑，一半则用山坡，最终形成了一半建筑一半山、两翼分裂的“二分宅”，入口的玻璃地板下，一条小溪穿堂而过，而中庭引入不同的景致、空间，“山水”意境就此融为一体。在张永和看来，“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敞的院子”。这座分裂的房子或院子，彼此之间的角度是可以自由调整的，或整合成单栋建筑，或平行、互相垂直，以配合不同的山形地貌。

作为弹性建筑的一种形态，以土埆厝（一种流传已久的中国建筑形式，可以消减环境的冲击，隔热隔音）配合木头支架来做承重墙的二分宅，同时也契合了生态学的要求。他说，环境艺术的创造离开对文化环境的理解而存在是可能的，但恐怕只能停在涂脂抹粉的水平上。艺术可以作为点缀，但毕竟艺术的意义不是装饰。

通过系统地展示在建筑、设计、规划和艺术上的实践，张永和试图探寻在当下中国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中人们所遇到的困境，有关他们居住空间及在这些空间上形成的城市。 “我们今天生活的城市不太理想，可是很现实。在这个不理想城里，我们会遇到很多从建筑角度说来看也很有意思的情况，我们就想怎么在建筑中体现。建筑介入不一定意味着对城市的改善，而是要适应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城市——效率和政治高于环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这就是张永和将展览的一部分命名为“不理想城”的原因。比如位于石家庄的河北教育出版社大厦，这是一幢功能非常综合、复杂的建筑，从办公室、咖啡馆、酒店、餐厅，到美术馆、篮球馆一应俱全，如同一座小城市。“我们的设计方法很简单，先想象一个平的12层楼，然后给它立起来，就变成一个垂直的城市，一个微型的、不理想的可是又非常真实的城市。”完成后，这个项目获得了2004年度中国建筑艺术年鉴学术奖等奖项。

非典型设计

对于张永和个人的建筑经历，可以这样归纳：建筑师父亲张开济先生对他的耳濡目染，他本人在北京一座四合院里度过的童年、少年以及些许青年时光，乃至搭积木、画画的乐趣与习惯。而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建筑，却是“”后期，高中毕业后张永和在建筑工地当过半年小工。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张永和自费留美，先后在保尔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美国建筑教育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他后来在教学中的运用，也未尝不是对自己的再次强化训练。

在80年代中期写给学生的几份设计任务书中，张永和没有要求技术性的指标，而是重视对建筑的认识和理解，强调设计的出发点与方法。他认为，建筑环境是为着人们的活动而设计的，人造环境就是人们行为发生的舞台，广大使用者就是演员，但人往往并不是按照设计者的意图进行活动，而是依自己的生活习惯去扩展舞台，换句话说，建筑不重要，人的因素才是影响生活事件的关键所在。有趣的是，在这几份任务书中，张永和反复提到了一些小说或电影的场景、情节，比如把卡尔维诺某部小说中的一段故事作为设计课的开始，要求学生们打开记忆的匣子，写一段发生在印第安纳州或中西部或美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故事。他还勾连起肥皂剧、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甚至美国电影中的探险家印第安纳·琼斯（美国电影中的主人公）的一些行为。

对于电影的着迷，令他从日本电影导演伊丹十三的作品《蒲公英》的线性叙事中获得了设计灵感，他甚至用建筑设计来分析希区柯克的电影《精神病患者》和《后窗》，并试图对电影进行建筑的再创作。相比电影，他认为，建筑具有除语言之外所有的叙事因素，空间也比电影多出一个相度。他在名为“后窗”的项目展示中，表达了他的思考和实践。 “这部电影是关于‘看’的，这部分展览也同样如此。在建筑里，在世界艺术里，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关心的是能不能设计如何看。”

展览中还有一部分叫“圣人书房”，《圣人》即基督教历史上的圣杰罗姆，他翻译了圣经。张永和说，他在这里面放的很多项目都不是典型的建筑设计，有一个实际上是本爱尔兰小说翻译过来的一个设计，他甚至还为这个设计写了一个剧本，“关于夹壁墙里的一个警察局和一个中国餐厅，不是一个要盖的房子，而是用建筑说了一个戏剧化的故事。”在此次展览中，张永和还首次公布了他的两个影像作品。

至于写作，则让他回想起自己儿时写作文的经历。拙于抒情而无法获得高分，使他渐渐变得无情可抒，以至走上了“不懂浪漫、不会庆祝、反高潮的不归路”。然而，他对文学的兴趣却未受影响，尤其是小说，比之理论、哲学书籍更能让他有所领悟。在读了一通杜拉斯、乔伊斯、普鲁斯特之后，侦探小说终结了他曾执迷良久的理想主义时期。而建筑和文学在张永和身上发生化学反应，则是他刚到美国念书时的事。设计课上，老师请来一位作家带着学生边写故事边画房子，这件事令他记忆犹新。

这些年来，张永和的写作基本发生在上床看侦探小说的前一刻，内容大多与建筑有关，他已习惯于在晚上记录日间的思想活动：建筑、盖房、设计结构、搭接材料、建造空间，写作、排字、建立框架、组织词句、制作文本。而随着建筑实践越来越忙，文章也越写越短。至于“以后是不是还会写侦探小说？现在还拿不准。也许，我和文学或者文字之间相互折磨的时间已经太久了”。而对张永和来说，最有意义的揭示就是向任何事物，或者说是现实中的任何事物，学习的可能性，而不只限于大众或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