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畅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贾康等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本刊记者对以上常委、委员的部分精彩谈话进行了收录。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谈到：关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问题，首先新常态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内容：第一，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现在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第二，结构要调整。新常态是一个调整结构以后的经济，这里很多产业要不断升级。第三，要寻找新的动力。今后经济增长靠什么？要靠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靠数量规模的扩大、靠投资的驱动，这些都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所以今后的动力来自人民的创造力。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说：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当然这个潜力的发挥还取决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这几年因为国际还没有从2008年的危机当中复苏，我们的出口增长慢了很多，三架马车有一驾跑慢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低于8%。

我们过去经济发展非常快，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主要靠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那些中低端的产业。现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资增加，这些产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来源？作为经济学家，大家知道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出来的。过去我们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有比较优势是因为工资水平低，资本稀缺。

林毅夫讲了五个领域：第一，我们可以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装备制造业，还有像新的电子产业、材料产业、精密仪器，这里面有很多亮点。第二，像互联网有很多新的业态，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快递业务。第三，还有新产业，绿色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传统逐渐失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加工业也可以转移到非洲，从GDP到GMP，他们转移出去以后对我们的机器设备、中间部件也创造很大的外销市场。第四，即使现在有不少过剩产能，像水泥、钢铁、电解铝，那随着“一带一路”我们对其他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会创造很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在新常态之下，我们有8%的增长潜力。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谈到：农业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总是要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提出它的主要任务。关于今年农业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他认为就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具体来讲就是要实现三个“更加”，就是农业要更加强，农民要更加富，农村要更加美。要实现这三个目标任务，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做了整体部署，除了这三方面具体任务怎么去落实之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来给实现这些任务提供强大的动力。同时要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给实现这三项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之所以说今年要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是基于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目标是一致的，也和当前农业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直接相关。林毅夫觉得，当前的农业农村，尽管我们取得了“十一连增”的粮食产量，但是问题也不能忽视。最突出的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农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土地租金、劳动力价格、投入品价格、农村购买服务的价格都在节节上升，成本上升就会导致价格不断上升，价格上升就会面临第二个问题，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现在已经高于国际市场，这就构成了很大压力。第三，长期以来，人多地少为了吃饱饭不得不追求粮食产量，对于农业资源给予了太大压力，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对农村环境又造成了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保持农村农业发展，所以必须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怎么转变？在“中央一号文件”里已经作出了详细部署。第一，一定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不能片面地追求产量、毁坏环境，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基础。第二，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延伸农业产业链，把更多的农产品增加值留在农村。第三，通过改革创新健全农业体系，使它更加具备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介绍：现在有不少朋友，包括媒体朋友和专家学者、业界朋友都很关心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问题，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挺大，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银行业到底风险怎么样，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发展方式要进一步转型，经济结构会进一步调整，增长速度确实也会从过去的高速转向中高速。这中间势必会有一些企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它要去产能，比如说它不太适应市场的需要，甚至要退出市场等等。那这些企业显然会降低甚至丧失还本付息的能力。从银行来说，作为债权人，当企业还钱能力下降的时候，对银行方面来说，贷款要按期足额收回的压力就大了，也就是说不良贷款会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朋友的担心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去年年底，据我掌握的数字，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也就是1.25%，还不算太高。当然，它比前年有所上升，前年是1.03%，现在是1.25%。但与国际排名前30位的国际大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3.96%相比，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仍然是偏低的。

下一步，今年经济增长压力也很大，甚至困难比去年还多，那今年形势怎么样。这恐怕要看银行抵御、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这里有两个主要指标：一个是中国的银行业目前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也就是说针对不良贷款提取的拨备和不良贷款相比是多少。我告诉大家是230%，也就是说每一块钱的不良贷款，现在银行已经准备了2.3元钱放在前面，即使这一块钱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了，还有1.3元的富余。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也是达到巴赛尔要求的，目前是13.18%。更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充足当中，核心资本比率是超过10%的，这在国际同行中又是领先的。所以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确实比过去有所上升，但是针对于银行的整体资产来说，不良率还是比较低的，同时它们抵补未来可能出现新的风险的能力还是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空中国银行业似乎不必要，唱空中国银行业更是没有道理。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说到：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现在面临三大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是预算改革。我们预算的公开性、透明度要明显提高，透明度提高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有知情权，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领域民主法治建设的切入点。同时还要求完整，我们明确提出全口径预算，所有政府财力必须进入预算体系，不准许再有预算外资金概念，这是很明确的原则。

预算在运行中间，三农、科技、精神文明等等仍是重点，但是这些重点并不是简单的和某个指标挂钩。还有就是地方债，今年在地方债里有阳光化、非常透明的一套安排，执行要更加规范严格，加快执行进度以及跟预算相关的税收的优惠政策要清理优化；财税改革领域就是方方面面的税制改革，方案里突出六大税改任务，推进“营改增”改革，按照时间表要争取全覆盖；财税改革任务涉及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怎么理顺事权关系和财力分配关系。比如收入划分，在给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匹配做制度优化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另外也有一些比较逐渐理清的体制设置问题，比如说事权方面，投资权怎么样进一步清晰地形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界定，很多研究者提出地方政府从长期来看，应该退出一般竞争性的投资领域。司法管辖权的优化也已经在改革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