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 一直在路上

在中国拍卖群雄榜上，“董国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短短6年时间内，他打造出的匡时已经排进业内前三；2011中国当代艺术权利榜上，年度拍卖行的光环亦扣给了匡时；在众人钦羡的行销模式下，匡时赫然而立。此时的董国强已逾知天命之年，却面临着从业来最为困难的时期，谈及围困重重下的2012年春拍，董国强说“我们整个行业都应该深刻反省”，但他丝毫没有后悔6年前的那次抉择――将兴趣转变为自己的事业。

征集最难的一年

“从春拍的征集上看，从匡时拍卖行成立至今，今年将是征集最困难的一年，”董国强说，“有些老牌拍卖公司反映，这是10年来最难的一次。不仅是征集难，去年秋拍之后，收款也难。”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日，给中国拍卖业泼点冷水是合适的，更何况，这不是冷水，而是现实的声音。

如果在一年前，可能还不会有人静下心来仔细听，那个时候，春拍征集正唤起了多少青春的激情；那个时候，无数行家里手们正忙着爬上淘金的快车；那个时候，只要你在拍卖场中，站在高一点的地方，举一下号牌，就可能被拥为艺术市场的英雄。如今，艺术场上的集结号有些沙哑了，曾经踌躇满志的送拍者开始惜售了。

匡时和其他大多拍卖一样，征集的渠道无非有三：藏家、行家和那些有传家宝的世家。受艺术市场变化的影响，藏家普遍认为现在不是卖东西的时候；行家手上的货基本上是去年或者前年在市场上所淘，囿于对市场的担心，他们的东西，拍卖公司不敢拿，怕卖不动；经过十几年的拍卖，第三种人手上的东西国内几乎快绝迹了，海外到是还有一些。

“这么多年的拍卖，国内拍卖公司已经掘地三尺了，”董国强感叹道，“市场就像一口井，尤其是在近三年时间里，这口井已经被过度挖掘。”真正能够过亿的拍品，除了这几年拍出的以外，董已经想不出来还有几件。他说，2012年的拍卖市场的成交量会大幅度萎缩，成交数量也会大幅减少（因为征集不到拍品）。但他却对古书画市场信心满满。

一直以来，古书画都被艺术市场视为“硬通货”的代名词。据雅昌艺术网统计，2011年秋，中国艺术品拍卖TOP100中，古代书画占据了21席，总成交额10.34亿元。“古代书画，受到市场的影响最小，甚至可以说不受市场的影响，”董国强说，不像近现代书画，古代书画存量很少，而且参与古书画的藏家都是市场上最为成熟的买家，参与市场的时间最长，对艺术品市场内在的客观规律了解最深。

古代书画坚挺之外，当代艺术和瓷杂都在去年秋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被重度打伤的瓷杂类拍品成为董国强口中缺乏大藏家的品种――没有托盘，容易摔得粉碎。在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董国强看出了市场的饥饿，“饿两场，自然就会反弹，市场下跌的幅度有限，至少现在没有人愿意赔钱卖。”

买家和卖家都是大爷

与匡时一样，中国大多拍卖公司正处于一个迅速膨胀和躁动的青春期。

“这些经济威猛强劲的现象就像肺病患者两颊的潮红一样，是一种假象，这些产业内部已经开始腐朽。他们并非缓慢地趋向停滞或者衰退，相反，它们往往是在一个最不经意的危机中被一击而溃的。”这是俄国异端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蒂耶夫描述“长期经济停滞”景象的一段文字，可此时用来形容中国拍卖行业的命运还真有些贴切。

2005年之后，瞬间成立了保利、传是等多家拍卖公司，“行业竞争不是我过去所了解的那样，”董说，竞争既表现在专业上的竞争也表现在资本上的竞争。

他也没有想到，卖一件东西，收钱竟然会这么难，“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高雅的行业，买艺术品的人应该有一些人文情怀和文化品位，怎么会有买了之后不付款的呢？”董国强一面反问着一面摇头。

不付款或者说延迟付款在拍卖行业里已不鲜见，如苏富比已经将不付款的大陆买家告上法庭。但是更多拍卖公司不愿意撕破了脸，而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若到时间不付款，要么将藏品还给卖家，要么拍卖公司垫款。若是以前，一场拍卖成交两三个亿，10%没收到，拍卖公司的的垫资也就两三千万，可是现在市场，动辄20多个亿的成交额，10%的垫资就已达几个亿了。“买家得罪不起，得罪了，下次就上别家了，卖家也得罪不起，得罪了，下次征集时就拿不到东西，”面对拍卖市场的环境，董国强有些无奈，“干拍卖，就好像烟囱里的老鼠，两边受气。”

在这个行业里，似乎没有规则而言，富人们不是规则的遵守者，而成了规则的制定方。这一点，董国强没有否认，他说，在中国刚有拍卖行业的时候，拍卖公司就没有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对待买家和卖家，把买家惯坏了，那个时候，买家已经成了大爷，现在，买家和卖家都是大爷了。

在业内人士看来，打破行业的僵局，嘉德、保利、匡时这些领头的拍卖公司须要团结起来，牺牲交易额，降低交易量，改变游戏规则，同时能引入很大的资本支持。可是现在，又有哪个拍卖公司愿意带头出来抱团取暖呢？没有，有的只是僵持。

所以在每年春拍，秋拍之后的3个月时间里，是董国强觉得最难熬的日子，每天醒来接到的电话不是催款，就是要账……“尽管为了买家和卖家，我可以做孙子，但每个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带着一腔热情，董国强继续活跃在拍卖的舞台上，他没有想过停下来，一刻也没有。

一辈子都在创业

在从事拍卖业之前，董国强学过经济管理，当过老师，创办过空运公司时，赶上了一个朝阳产业，可短短几年时间里，恶性竞争转眼让朝阳变夕阳，大批公司的成立使得行业利润率愈加低下。董开始摸索其他出路。

他想到了艺术，这是多年来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东西。从90年代中国拍卖行业起步，董就是其中的买家，他结识了瀚海的创办人秦公。“秦公很认真，很热情，又讲义气，还有点可爱，总之就是有人格魅力，”董国强回忆道。艺术让他们俩产生了更多的交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行内人眼中，“董国强和秦公很像。”那个时候，董义务跟着秦公征集藏品、招商，穿梭于各个买家与卖家之间，不知不觉中夯实着艺术市场的人脉资源。十多年时间里，他和很多藏家成了好朋友，很多人买艺术品，都要听取他的意见――他和刘益谦的相识，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朋友，平时一起吃吃喝喝，没有利益上的互通，有的只是信任。“我们都比较真实，”董国强说，刘益谦没有架子，什么问题怎么想就怎么说，也不拍得罪人。我在拍卖行业里，也算是一个比较敢说的人。太多的共同点，让两个陌生人开始有了兄弟般的默契。二人一拍即合，成立了匡时拍卖。他说，一个人，一辈子，能赶上一个行业高速发展的时候，是很难得的，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机会。这并非简单的一搏。匡时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拍卖，成交量逾2亿元，且逐年提高。董国强很感谢刘益谦，感谢拍卖公司成立之前十多年的积累。

行业的压力逐渐袭来。“在没有自己搞公司之前，有些拍卖公司的征集我也是全程参与，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累，”有多少次，董国强想过要放弃，又有多少次，理想照进了现实，他决心继续走下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一辈子都在创业，”即使累得像孙子一样，他也一直在路上。

2012春拍，匡时特别推荐：

“故国情怀―明遗民书画作品专场”

明灭后，一大批画家做了遗民，“明遗民书画”就是在清初遗民文化的大环境下出现的。他们或出家、或隐居，都饱含亡国亡家之恨，并将一腔悲愤倾注于作品之中。董国强介绍说：遗民书画家为自己增加了表遗民之志的别号，如朱一是号欠庵；陈洪绶号悔迟、龚贤自称野逸；陆元泓将自己图于水墨之中，自称水墨中人，寓意无国无家；更有如山人，曾有雪个、雪衲的释名，寓意高洁，更有雪耻的意思。他作品中的鸟兽，均以白眼示人。遗民书画作品不被列于正统，缺乏明晰的收藏和传承脉络可寻，又经历清中文字狱等多次磨难周折，几近剿灭，迭失殆尽，但其对文化史、美术史作用深远。

其中见证清初文坛盛事的《种菜诗唱和诗册》等原作将首次现身。这组由清初著名诗人吴之振（1640―1717）领衔，50余位政坛、文坛巨子相与酬唱的作品共有14件，其中包括吴之振与当时名士如吕留良、黄宗羲、陈廷敬、王士、梁清标、汪琬、尤侗等人唱酬的墨迹，吴之振自书墨迹与画像，以及与吴氏后人有关的书画、印章等，经过浙江吴氏家族历时300年的珍藏，所历时文化信息的完整性与体系性在拍卖场上都前所未见，更为后人保留了当时诸多遗民中的文章巨子如吕留良、黄宗羲等人的珍贵墨迹，引人关注。

董国强说：“匡时一直坚持做有人文理想的拍卖，而像‘故国情怀’这样的专场，集中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并重新挖掘其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意义以及作品的社会背景，为收藏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人文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