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辩解不自由,则批判无意义

倾听和尊重对方的发言权是一种在中国当下难得但是必需的品质。

最近演讲成了很热闹的事情，有两场演讲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一是南京林业大学邀请唐骏讲座，南京大学一个女生在演讲的提问阶段，走上演讲台，用唐骏的话筒质疑唐骏学历、绿卡以及“不道歉”等问题。被人称作是“踢馆”。这个女生还极有行为艺术色彩地掏出一沓西太平洋大学的学位证书复印件，唐骏正是因为获得这所大学的博士学位而陷入“学历门”的风波之中，“我觉得唐骏先生的成功不仅可以复制，还可以复印！”请求唐骏在这些复印件上签名。

这个女生的勇气值得赞许，特别是她拿西太平洋大学学位证书让唐总签字，作为一种艺术性的表达手段，非常有创意。不过在我看来她略微有些不注意的地方是，她最好不该抢唐骏的麦克风，从照片上看，似乎唐骏被她挤到了一边，发言受到了抑制。不过据说唐骏耐心等女生讲完之后，礼貌地回应了这三个很不友好的问题，然后才在一片哗然中离开现场。

不管唐骏以前犯过什么错误，我觉得这次南大女生和唐骏的表现都至少可以打80分，表现出现代文明的素质。

另一件事实是，前一段时间我的友人熊培云在对外经贸大学演讲，在一间不大的教室中，在熊讲完以后的提问阶段，该校学工部一个干部发言，说你讲得水平太差了，不代表中国主流云云。这种观点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不过熊培云没等那位干部讲完，就宣布演讲结束，起身拂袖而去。在我看来熊培云的表现比那位干部更加失礼。至少那个干部坐在台下，耐心听完熊培云讲的全部内容后发言，然后在提问阶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批评再激烈，也并没有剥夺熊培云的发言权。

前几天我学习了《人民日报》提出的要包容异质思维的文章，受到很大鼓舞。相比于过去常说的“贯彻正确思路”之类的言论，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其背后的一个道理是认识到每一个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有限性。每个人都具有理性思维，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既然是有限理性，那么最后的裁判交给谁呢？每个人作出的都不是最终裁决，特别是当判断跟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用权力来判断谁是谁非，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方式。因此倾听和尊重对方的发言权是一种在中国当下难得但是必需的品质。

别人发言的态度是不是对讲演者不友好，这就跟南大女生一样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没有用话语暴力进行辱骂侮辱，都不算过分。最主要的是你有没有尊重别人的发言权。

我这些年也经常到大学去做讲座，什么情况都遇到过，临时换成一个小教室的也遇到过，在演讲现场遇到非常激烈的反对者，更是家常便饭。这非但不应该是让人尴尬的坏事，相反这种碰撞才是对话的意义所在，哪怕是多么愚蠢的观点也有展示的权力，甚至具有认知价值。不要低估观众的鉴别力。

我这些年都提倡若辩解不自由，则批评无意义。如果人家没有跟你同样的平台来为自己辩解，你在那儿很得意，把人家羞辱一遍，再让人家无从辩解。就像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些人，喜欢把人家羞辱一遍，再马上把人家拉黑，自己粉丝众多，人家百口莫辩，这其实是一种既不厚道，也很霸道的做法。

包括北大说要对思想偏激的学生搞“会商”，只要是真正的会商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创造一个平台，这就是哈贝马斯讲的“沟通理性”，大家在公共空间中的沟通，认识到彼此不同的认知价值，最后使群体认知水平得到提升。但是如果“不会”也“不商”，形成诸如中所谓的大批判、大批斗，就是以势压人，只许低头认错，不许乱说乱动，辩解就是不老实，辩不过就对你用一些粗暴的手段，用极端的恐惧来对付所谓的极端思想，这样的话就是“通向奴役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