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在历史中寻觅希望与痛快

1937年秋，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手提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来到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工作人员没理睬。待“乞丐”将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时，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乞丐”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乞丐”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炮火连天的逃亡之夜，他和好友梁思成冒着生命危险在实验室里取出50毫克镭。这几乎是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赵忠尧把盛装镭的铅筒放进咸菜坛子，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他一路风餐露宿，丢掉了所有行李，只有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一个月后，赵忠尧出现在梅校长面前。

国破山河在，慷慨赴国难。1937年到1949年，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在南渡北归路上。“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赵忠尧教授是抗战时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而《南渡北归》展现的，是抗战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全景群雕。

所谓“南渡北归”，即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以及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的故事。

李庄、昆明、长沙、宜昌、蒙自、滇川……这些散落在广袤山川里的名字，因为流亡的大师们或豪迈或郁结或落魄或不屈的故事，在动乱的狼烟中显得格外温情。

三部头的《南渡北归》，多达160万字，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作家岳南耗费八年心血，搜阅逾千万字资料，第一次全景描述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16年前，岳南与杨仕合著的《风雪定陵》横空出世，掀起人们考古寻根的热潮。近年来，岳南将兴趣转向学术大师，一部《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被掩盖和埋没的大师，被再度从故纸堆里翻出，这部作品成为2008年最受文化界推崇的作品之一。

随着《南渡北归》的出版，“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诘问与浩叹，再一次让人们将目光投向那个风云激荡的民国乱世，探寻、凭吊雨打风吹后遗存的凛凛风骨。

大师在，家破国未亡

记者：《南渡北归》这部书，听说您前后写了八年，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考察？

岳南：是真的。像这样在历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史事，要想写得真实一点，像样一点，专业一点，作者必须到事件的发生地和群众中间详细考察了解。

记得美国作家谢尔顿说过一名话：“如果我在书中写过一个地方，我必定去过；如果在书中写了一道菜，吃过一条鱼，比如在菲律宾或南非，我必然去过这个地方并亲自在酒馆里尝过。”我基本上也是按这个思想和路子走过来的，因而，说到三下江南或四下西南等等，是自然和必须的事情。

记者：卢沟桥事变爆发，众多大学及学术机构被迫南渡。此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南渡（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这三次南渡最终都亡国了，唯有抗战期间的南渡最终成功北归，这是为什么？与这些学术大师有关系吗？

岳南：就前三次南渡而言，无论是敌人的攻击力和用兵的规模，都没法与抗日战争相提并论。但前三次亡国了，这一次却收复中原，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家门。应该说，占第一位的是思想精神与团结起了作用。这种精神从哪里来？民族的勇气风骨和必胜信心从哪里来？这就要追溯到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师们对国民的影响了。

这个影响除了讲台上的教授们薪火相传，还有民间知识分子的以身示范，这两股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磁场，在民族危难时刻，释放出了内在能量，感化着中国军民为抗战胜利而不惜身家性命，以从没有过的勇气与信心、智慧，赢得了抗战胜利。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我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但我可以举出一个事例请大家品味。著名学者马一浮老先生在香港防空洞里躲轰炸的时候，满怀信心说过：“这场战争注定是中国赢的。我们用第一流的人才在抵抗着日本二流人才的进攻，焉有不胜之理！”这句话我印象深刻，觉得与当时的之流的悲观论调相比，文化大师的眼界高了去了。

古语所谓福祸相依。甲午以后，中日两国运数此消彼长。日本经由明治维新所积攒的国气在军国的癌症和疯狂中走向沦亡，而中国后日渐颓废的国势在一波波内部“革命”冲动下反而慢慢好转。抗战八年，大部分清醒的文化人除能看透这种变数之外，他们坚持不妥协且无论在多恶劣的环境里都信心满怀，显示出相当给力的文化头脑。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记者：抗战期间，临时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汇集培养了一大批极有建树的学术大师和辉煌的学术成果。而在国富民安的当代，我们的教育体制备受质疑，无法培养出学术大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需要向西南联大学习什么呢？

岳南：西南联大的成就，简而言之，是得益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奋起直追，振举民族文化教育的责任和使命感，这一点很重要。其次是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与学生素质相对较高，比如当时80%以上的教授都有留洋的背景，入校的学生大多有国学的根底，这都是不可绕开的因素。

最后要说的是自由两个字，有没有学术自由，是关系培养成的人才有没有大成就的关键。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其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陈寅恪这番话，基本可以说出你问的第二个问题，现在的教育为何培养不出大师的原因了。以我之见，陈寅恪先生所说有“世人竟不知之”是不对的，自由这个东西，一般受过教育，特别是西方教育的人，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只是环境与土壤使然，没有发挥的机会，或者干脆就不给你自由，如此这般，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一个个呈五短身材，整天只知道点头哈腰，有媚骨，无一点风骨，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记者：这套书的封面都写了这样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你觉得“大师匮乏”的状况在将来会有所改观吗？

岳南：这句话其实在证明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不解的疑问。

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书中描述的大师如陈寅恪、胡适、金岳霖、梁思成、傅斯年、李济等，都是这股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的代表。

至于您问的第二个问题，至少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对未来不抱多大的希望。当下的中国教育状况是有目共睹的，这种状况别说出大师，就是出一个小师都很难。只有改变现状，让学术事业按照学术本身的规律成长发展，才会有新的希望。

历史真相昭示航途

记者：《南渡北归》重现了许多历史的本来面貌，您认为揭示这段历史对当代人有怎样的意义？

岳南： “把凯撒的东西留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这个话可能深刻了点，不太好理解。如果说把被某些人蓄意掩盖的历史重新揭示出来，亮相于广大民众之前，让人民来审视和审判，不但是对历史本身的尊重，也是对人民自身尊严的尊重。只有寻找到真相，教训与经验才会产生，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在史中求史识”，在史中寻找“历史的教训”。

中国人是无神论的，也不太有宗教情结，但中国人有天生的历史情结，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只要历史的真相被挖掘，被还原，这个真相就如一座不灭的善恶分明的灯塔，让文明的光亮和文化良知得以发扬光大，召示来者远航的途程。

记者：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与著述，您觉得近代研究有什么让您特别过瘾的地方？

岳南：一个军阀混战，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居然还有如此众多忧国忧民的大师出现，就如同在一堆大粪上看到鲜艳的迎风摇曳的花朵一样，觉得中华民族还是有希望的，因了这个希望，心中便生出一股痛快或者说过瘾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