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别人,是一件很不畅快的事儿

那时你是你，而我是我

一切要从1991年夏天说起，那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那时海拉尔还不是呼伦贝尔市的一个辖区，而是海拉尔市。

将镜头切换到生活最初的样子：海拉尔市有一户普通人家，这户人家有四个孩子，大哥杨志刚就读于大连理工学院，大姐杨志华在海拉尔一家教育学院读书：二姐杨志军和幺妹杨志强都在海拉尔二中读高三，一个在高三2班，一个在高三6班，她们都将参加当年高考。

这年高考，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化学。李玉霞至今都还记得很清楚，杨志强考完化学，刚走出学校门口就哭了。“志强说有一面卷子和下一页粘住了，交卷前几分钟才看见那页题目，是胡乱填上答案交上去的。”

李玉霞是杨志强的二姐杨志军的同班好友，很巧，高考时她和杨志强在同一考场。如果不是化学考试的失误，并且那是第一天考试，会影响接下来两天的心情，李玉霞觉得杨志强考上一个本科院校绝没问题。

高考结束，填报志愿(当年是估分填报志愿)。杨志强知道自己失常发挥，没有报省外的学校。她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因此填报的都是师范类学校，其中有海拉尔师范专科学校。

二姐杨志军呢?

“二姐考完回家，一对答案说感觉还不错。”杨志强说，“其实她以前学习比我好，高中时候因为谈恋爱，成绩下降了不少。我觉得她人很聪明，也许高考超常发挥，分数又回来了呢。”

高考成绩出来了，杨志强474分，“我超过了当地录取的最低分数线，也就是那条大专线。”但她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每天我都在等待的焦虑中度过，觉得可能是志愿报空了，上线也没用。”

转眼到了8月份，有一天，杨志强听到消息，说父母要设宴请客，庆祝二姐考上大学。

二姐杨志军四百零几分的成绩，连最低投档线都没过，怎可能考上大学呢?请客设宴的那天晚上，父母没让杨志强一起去，留她一人在家中。

杨志强沉浸在落榜的伤心中。

当天晚上请客归来，父亲和二姐去了另一个房间，母亲过来和杨志强说话。

“她第一句话就说，要我改名字。”杨志强说，“妈妈说，之所以要改名字，是因为姐姐要拿着我的通知书去上学。”

杨志强顿时感到全身的血液凝固了。

原来，不是没考上，是通知书邮寄到父母的工作单位了，而父亲、母亲和二姐杨志军，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掉包”之策，杨志强被蒙在鼓中，“妈妈给出的理由是，我的年龄小，前一年考上，第二年再考肯定没问题。”

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更使杨志强悲痛欲绝。她的初中毕业证、高中毕业证，还有和高中同学一起拍的照片，父母全都翻找出来，一把火烧光了。

“他们同样没有征求我的意见。那些都是胶卷照片，没有底片的，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感觉这些人真的不是我的亲人。”

许多年后，名为“杨丽敏”的杨志强曾打电话询问天津的姨妈，虽经姨妈证实她确实是母亲的亲生女儿，但是，她始终认为父亲不是生父。

“爸爸一直都很偏爱二姐。小时候我和他亲昵，他就躲着我，半开玩笑地说我是捡来的。”这句玩笑话，在1991年那个漫长夏天，以及后来的岁月里，无数次回响在她耳边。

你不是你，我不是我

1991年9月，去海拉尔师专读书的是二姐，不过她不叫“杨志军”，依着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她是“杨志强”。

杨家的幺妹，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二姐拿走了，她的名字“杨志强”也被二姐拿走了。她得一切重新开始。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就叫幺妹“杨丽敏”吧，这是她后来更改并且至今仍在使用的名字。

杨丽敏回到海拉尔二中高三4班复读，班上还有几个复读生之前就和杨丽敏是同学。关于二姐掉包读大学的事，杨丽敏曾和他们说过，“他们安慰我说，我和二姐长得完全不一样，她报到的时候肯定通不过。”是的，“二姐嘴角上有颗痣，那是很明显的和我长相不同的标志。”

杨丽敏希望二姐在报到时被识破假“杨志强”的身份，希望自己的大学失而复得。然而，二姐很顺利地在海拉尔师专完成了学业。

在复读的那一年里，杨丽敏和同样复读的李玉霞曾结伴去二娟的学校看过。“我们去了二姐的宿舍，和她一起在食堂吃饭。无论住宿环境或者伙食，都比二中要强得多。想到她在那皇交往的同学、享受到的物质条件都应该是属于我的，一下子变得很难受。”

更难受的事在次年高考时发生了。

“因为家庭户口本上，‘杨志强’的名字已经被注销后迁走了，只剩下一个‘杨志军’。一位政教处的老师看到我一个人在那里哭得太可怜了，就去派出所找了个熟人，帮我把‘杨志军’改成了新的名字。”“杨丽敏”就此诞生。

填报志愿时，杨丽敏最想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但是妈妈考虑到要保护二姐的身份，禁止我报考师范专业，防止我们两个将来都在教育系统。”

如此一波三折，压抑许久的杨丽敏一气之下选择了在当地招生的院校中一所最靠南的学校――厦门大学。

从海拉尔到厦门，坐火车普列，算上中转与停留的时间，要走一个星期。“好像离家出走一样，我想离开伤我心的家人。”杨丽敏说。

可不可以把我的生日还给我

读了大学，一切还好，只一件事杨丽敏不能接受。

“在班级里，不知谁发起的按照年龄给大家排座次，我用，姐姐的年龄，又参加过复读，一下子比班里同学大丫两岁，被大家天天喊做‘老大姐’。在家里我排行最小，在原来91届的班里，我又算读书早的，有时还被同学们叫做‘杨妹妹’。这种落差我不能接受。”

杨丽敏给二姐写了一封信，希望两人的出生年月能够调换过来。

这封信被二姐直接转交给了父母。

“爸爸和妈妈各来了一封信。爸爸的意思是，‘为姐姐做牺牲是正常的，如果再有什么微词就是对父母的不孝顺’。妈妈回信则说，‘一定要为姐姐保守秘密’。”在那个年月里，没有手机和可联网，写信是远隔千里的亲人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方式。“大学4年，来自父母的信件我只收到过这两封，主旨就是如何站在二姐的立场为她着想。”

杨丽敏大学毕业后在佛山找到工作，母亲曾去和她住过一些时日。有一天，两人聊天，杨丽敏说：“在大学里，人家都拿我的年龄打趣。毕业后，去私企面试，其中有一家问我，为什么快25岁了才毕业?我发起愣来，人家以为有什么隐情，就把简历材料退给我，让我走了。”

母亲当时就坐在杨丽敏旁边的沙发上，望着杨丽敏，良久，她说：“对不起。”

杨丽敏哭了。再多泪水都换不回她曾失去的那些。

又一次，那是2005年12月，母亲因为心肌梗塞突然住院，住院的第二天，她给杨丽敏打电话，说，对不起。她说她曾收到过杨丽敏高中同学的信件但都没有转交，直接销毁了，只是怕杨丽敏和他们联系。住院的第三天，母亲去世了。

谈起母亲，杨丽敏心底百味杂陈：“既因为她对我们姐妹的不公平而埋怨她，又很同情她。一直以来，父亲在外面做生意，不怎么着家，四个兄弟姐妹的生活、学习都是母亲料理。后来母亲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父亲也不关心她。”

对于二姐，杨丽敏却不能释然。二姐1993年被分配到满洲里三道街小学工作。“我

一般会去齐齐哈尔看望搬到那边居住的大姐和父母，和二姐见得很少。”在屈指可数的和二姐的见面中，几乎每次杨丽敏都会提到改回出生日期，每次都不欢而散。

两人吵得最激烈的一次是在母亲的告别仪式后。“母亲在的时候，我们吵，肯定是母亲支持她，二比一。母亲不在了，我就跟她直接面对，那次吵得非常激烈。”

这些年来，杨丽敏一直在争取改回自己的生日――1973年4月2日，不要“杨志军”的“1972年1月6日”。

“我问过派出所，他们说需要提供法院的判决书或者行政部门开具的证明，所以唯有诉诸于法律或者让教育局来进行澄清，我才可以去改。”这徒增的一年光阴曾让杨丽敏遭遇同学的取笑、用人单位的疑问，未来也意味着她将提早一年退休。

抱歉或者感谢

2009年，于杨家来说，是重要的一年。

这年7月，杨丽敏从深圳前往齐齐哈尔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大姐杨志华，两人又一起去满洲里和已经改名为“杨志强”的二姐杨志军会合。三姐妹连同各自的子女，共同到中俄边境上的国门游玩，留下了相依相偎的合影。

这是1991年以来，唯一一次气氛融洽的家庭旅行。

促使她们聚在一起的是，在加拿大工作但身患白血病的大哥杨志刚，“我们姐妹凑在一块儿商量怎么救大哥，都去医院做过配型检查，心里就想着要团结起来，一起过了这个难关。”

2009年12月，42岁的大哥在多伦多去世。

也就在此时，满洲里市纪检委接到陌生人举报，称本市三道街小学的教师杨志强，本名是杨志军，当年顶替妹妹上的师专。

满洲里市教育局党委就此展开调查，然而，被举报的杨志强老师，从高中时的学籍档案，一直到进入三道街小学后建立的人事档案，没有发现什么瑕疵。

调查就此结束。

这时，杨丽敏向纪委转发了一封邮件，转发的是二姐杨志军爱人包涛海的邮件，其中有这样的语句：“毕竟你俩当时对调了档案……起点是错误的，以后的东西也会付之一炬……我们一定要团结才行。”

除这封邮件外，杨丽敏还提供了91届高三6班班主任的姓名，和一份家庭关系的情况说明。由于有新的证据补充进来，教育局党委开始了第二轮调查。

“第一次的举报人并不是我，虽然二姐固执地认为是。在第一轮调查中，我多次接到她的电话。由于我们互换了生日，调查人员就很疑惑，妹妹的年龄怎么会比姐姐大呢，她让我解释成是为了改大年龄早上学。”杨丽敏说，“她还总在电话里威胁说，要不然我这边也不会好过，毕竟我考大学的时候也改过名字，她也会举报我的。”

二姐带有威胁口吻的话语，让杨丽敏觉得似乎要采取法律的手段来化解矛盾了。

只是第二轮调查仍因证据不够充分，不能说明教师杨志强的任何身份问题。

杨丽敏希望可以补充新的证据启动新的调查，澄清这个事实。她说：“二姐是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上的大学，她一句表示抱歉或者感谢的话都没有说过。我很想听到这些。”

结后语

杨丽敏只是想听到二姐的道歉或致谢吗?

当然，不可否认，那张通知书，置换了姐妹二人的人生。

负责调查该事件的纪检组长说，杨志军是一位很优秀的教师，经常有家长把对她的感谢信都写到教育局来。他还说：“我们从未处理过类似的事件。如果真的套出杨老师有问题，该怎么处理还要查阅相关条文。不过，这样好的老师就应该开除公职吗?”

或许，最关键的是，1991年的夏天，父母是如何同二姐杨志军商量的?这二十多年里，二姐的内心状态又是怎样?二姐一直保持沉默。

如今，二姐是小学教师，幺妹是深圳一家私营企业的工程师，二人仿佛怨敌，这是她们的父母渴望看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