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清末上海陷狱前后

黄兴是辛亥革命元勋，有“革命实行家”之誉，当时人们以孙黄并称。他为革命忘身，不避生死，不计名位，多次擘划和领导反清武装起义，驰骋在斗争第一线。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巷战中，他英勇负伤，当时被捕的革命党人，多人自认是黄兴，以自己的生命来掩护他脱险，事迹何等感人！

在黄兴的斗争生涯中，曾有一次陷狱经历，即1904年11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狱。这是同盟会尚未建立以前，以黄兴为代表的内地各省反清革命力量正集结上海，筹划起义大计之际。由于发生此次事件，黄兴不得不再东渡日本，重新安排革命领导团体的落脚点，开拓新的革命局面。

军国民教育会企图行刺西太后

1902年，黄兴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在新鲜的环境中，他的领导才能和威信日益确立。1903年春，沙俄拒不从中国东北撤兵，留日学界组织拒俄义勇队，黄兴为领导人。义勇队后改名为学生军，却被日清政府协谋解散。于是在其基础上，5月11日组成了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的团体。它以东京为总部，黄兴为领导人，骨干成员有：陈天华、杨笃生、苏鹏、张继、何海樵等。军国民教育会并组成了效法沙俄无政府主义团体，以暗杀为宗旨的秘密组织。

军国民教育会的建立及其活动，在革命先烈陶成章的《光复会的成立》一文中曾有介绍。文章中说：“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湖南杨卓林、黄兴等，以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归乡运动，结徒散票，别成一会，号曰华兴会……各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亦多归居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觇知，求其入会，于是改名为光复会。”情况表明，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尽管内部成员不无分化，但它在总体上提高了当时群众运动的自觉性，把斗争目标拨正到反清武装革命的轨道上。当时革命团体的组织是松散的，实际上是革命志士们自愿参加的联合体。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以后组织了更为精粹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等，它本身就不着形迹地消失了。但它乃是兴中会成立以后另一个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代表着以黄兴等人为首的内地各省的革命力量，并孵化出一系列新的革命组织，也可以说是它们的母体，从而酝酿着此后海内外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军国民教育会的创立，在辛亥革命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嗣后，黄兴回到湖南，准备在内地建立新的革命中心，开展反清武装起义活动。1904年2月，黄兴在长沙建立华兴会，任会长，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政纲，设立华兴公司、东文讲习所等为活动的机关，并决定从联络会党入手，开展起义部署，于是又另外建立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构。黄兴旋和湖南哥老会首领共同决定，于10月10日西太后生日在长沙起义。他大力筹集起义经费，并派人赴各省与革命者联络，策应起义。

与黄兴在湖南活动的同时，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成员杨笃生、苏鹏、张继、何海樵、周来苏五人则直赴北京，企图行刺西太后。他们在京郊去颐和园的路桥下芦苇丛中，埋设炸弹，昼夜窥伺达五个月之久，不料始终无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宫的动静。五人盘费用罄，只好撤回东京，这是当时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策划的又一次重要活动。

当黄兴在湖南密锣急鼓进行起义准备工作时，不料消息忽被走漏，清廷湖南巡抚派员搜拿，黄兴等不得不星夜出走，转移到上海。

万福华案致使十三人陷狱

黄兴在长沙筹备起义活动时，除派人去各省活动外，还遣专使至日本，委托当时至北京暗杀西太后未成而回到东京的杨笃生、苏鹏、何海樵等，组织在日本的湘籍陆军留学生回国，参与起义军事活动。当时已毕业的蔡锷等人、未毕业的程潜等人都积极支持，先后络绎归国，杨、苏、何等随后也回国来到上海。

于是，自湖南脱险来到上海的黄兴、陈天华等，自日本陆续归国到沪的蔡锷、杨笃生、苏鹏、何海樵等，以及经何、苏介绍参加军国民教育会的蔡元培等江浙革命志士，都聚集起来。他们在英租界大马路新开路馀庆里八号，租设启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黄兴、杨笃生、苏鹏等都住在书局里。

1904年11月7日，革命党人在馀庆里举行会议。到会的有黄兴、陈天华等四十来人，商讨下一阶段的反清方略。这是当时革命党人规模最大的集会，是尚未和孙中山领导的海外及沿海革命力量取得联系之前，长江流域及留日学界革命力量的大汇合。会议决定“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没有想到的是，会后不久，忽然发生了万福华刺王之春一案，使黄兴等被牵连入狱，整个战略部署被打乱了。

关于万福华案及此次狱灾，身为军国民教育会实行员并亲历整个事件的苏鹏，在其回忆录《柳溪忆语》中有具体记载，可撮述如下：

万福华也是留日的革命志士，当时回到上海。王之春其人是前安徽巡抚、驻俄大臣，与俄太子尼古拉友善。日俄战时，尼古拉已登位为沙皇，王之春在沪倡联俄拒日之议。万福华等认为日俄为一丘之貉，有何可联，而预料战局，日本将取胜，联俄之说对我国更形不利。欲打破联俄之议，万福华等商议对王之春行刺，以收釜底抽薪之效，据闻参加商议的有林白水等。万福华等商定，假借王之春友人名义，定于11月19日宴王于英租界一枝春西菜馆，安排一人在宴客厅下手，万福华则在门口楼梯边接应，如楼上枪击未中，开枪补击。王之春届时果然赴宴，但他为人机狡，一进宴客厅，发现座客都是不相识的少年人，心知有异，寒暄数语，即佯称如厕而匆匆下楼。万福华见王之春急急下楼向外疾行，楼上又未闻枪响，急趋前一手来抓王之春，一手向怀中掏枪。王之春的侍从一拥而上，捉住万福华，逮入英租界巡捕房。万福华是血性男子，自承行刺，不作多语。但英巡捕房接受王之春的诉求，认为既设宴成局，必多同谋，要作进一步的追究。

万福华的暗杀预谋，黄兴等同志是知道的，但觉得此举无关革命大局，全未参与，也不曾过问。偏偏章士钊书生气十足，和万福华有交，见其入狱，跑去慰问。英捕房正在查究同谋者，见士钊不请自来，立刻将他拘留，盘问其住址。章士钊本在他开设的东大陆图书印刷公司居住。但他在公司藏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数千册，不能暴露。他的弟弟章陶严则住在启明译书局，士钊在陶严住房设有行铺，有时也去住宿，兼与同志们联系。于是，章士钊乃答称，住在馀庆里八号。

英租界捕房根据章士钊的回答，派中国、印度巡捕共五人，到馀庆里八号查问。其时，苏鹏正在寓所，出门应接。巡捕盘问他，张杏年（章士钊的化名）是否住在这里。苏见是捕房来人，心知有异，但全未想到是章士钊自行闯入捕房所致，揣想是追寻章士钊的行踪，因此断然回答，我处并无此人居住。巡捕见双方所谈内容不一致，就将苏鹏带往捕房与章士钊对质。苏鹏见到章，大为惊异，立即厉声质问章：你住在东大陆，为什么说住在我那里？士钊情急，说道：“唉，老兄，我有张床位在那里，这样说有何妨？”言词间露出极为委屈之意。苏鹏方才领会，随即顺口含糊应答。巡捕房已起疑心，再次转身迳回馀庆里进行搜查。

当巡捕们走上馀庆里八号二楼时，杨笃生正在房中小睡，苏鹏立即入房将他暗暗捏醒，杨发现情况蹊跷，立即下楼逃去，得免被捕。巡捕们旋至章陶严住房，要检查他的箱箧。其实在其房中并无有碍之物，但当时的革命志士经验较幼稚，章陶严当时是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少年气盛，坚拒检查。事情弄僵，巡捕们立即把守大门，严禁出入，在全寓大肆搜查。当即在杨笃生房内床下箱中，查出名册和制造炸药的小册子，另有子弹、手枪、倭刀等武器，还查出大批假毫洋和一座小鼓风炉。原来杨笃生当时为革命党负筹款之责，日夜为此殚精竭虑。当经费不继时，他曾往泰兴县向县令龙璋求助。龙璋是个开明官员，一直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但当时杨仓促来求，一时没有多少现款，恰巧县中破获一起假造毫洋案，查获二千元假毫洋，龙乃将这批假毫洋交杨笃生带回上海应急。杨又在日本化学书中看到有人造黄金的内容，他就买来小鼓风炉，拟作试验，希图一旦有成，也能解燃眉之急。捕房搜出这些东西后，认为案情重大，乃将寓所中全部人员逮捕入狱。正?当出门时，与党人有交的江西巡防统领郭人漳到沪采办军火服装，适带了两个随员来馀庆里访友，大踏步进得门来，捕房认为是来了同党，把他们一起拘留送入租界监狱。

当时在启明译书局被捕的革命党人为：黄兴、苏鹏、张继、周来苏、章陶严、徐佛苏、薛大可、赵世暄，加上原已被拘的万福华、章士钊，连同郭人漳一行三人，计共十三人陷狱。可算是当时英租界内的一椿大案了。

狱中生活，极为艰陋。苏鹏文中记载说：“日既睡，各发灰色线毯一条为盖，又每人以冰铁盂给粥一飧。其盂不知经几何岁月，外作灰黝色，若在狱外见之，当作三日呕。”苏鹏特别纪述了黄兴在艰难境地中表现的豪爽豁达的革命乐观主义风度，文中写道：“一日长如年，各皆攒眉蹙额，惟瑾午（黄兴）谈笑自若，时向（年最稚之）陶严调侃……同人闻之，又皆相笑成欢。‘狱饭粗稀’，惟瑾午视若寻常，捧之大喝大嚼。其食量本宏，罄一盂，问曰：‘君等不食乎？’又罄一盂，如是者连举三盂。同人见之，皆破颜为笑，曰：‘瑾午真可人也！’”这些有趣的情节，令人读来恍见其风貌。

革命党人入狱时，清廷曾向英人极力交涉引渡，企图从中查出革命党人真相。幸喜大家入狱时，为保持机密，都用的是假名，如黄兴化名李寿芝，苏鹏化名周寅珊，章士钊化名张杏年等，英租界当局当时未及发觉。同志们最担心的是黄兴，因为他是当时湖南巡抚悬赏缉捕的要犯。幸亏郭人漳当时跑来凑数，他是现职官员，又和上海道袁海观是姻戚，经袁解释证明，几日后就被释出。黄兴乘机假说是郭的随员，便和郭的两名真正随员一同释出，大家心头的包袱得以放下。

羁狱其他同志继续对英租界当局进行法理抗争。在狱外的革命同志杨笃生、蔡锷、蔡元培、于右任、林长民、刘申叔等大力营救，奔走呼吁。海内外同志捐款数千元，聘请中西律师四人为他们辩护。好在羁狱同志本与万福华的行动并无瓜葛，特别可喜的是，当时捕房中有位同情革命党人的华籍书记，把在寓中搜出的党人名册，说成是日用小菜账本，加以毁弃，掩护了他们。案件先后审讯六七次，为期二月余，终以与万案毫无实据牵连，最后将万福华判监禁十年，周来苏因被捕时身怀手枪，以租界“妨害治安”罪，判监禁一年零三个月，其他人皆无罪释出。

黄兴得先出狱，但他的身份以后仍被英租界当局获悉，且原设的革命机关业被破坏，在上海已不便立足。于是，他第二次东渡日本。其他同志也分散活动。馀庆里会议的部署也就未能按原设想推行。以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嗣后在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相聚合。1905年8月，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峰回路转，川汇云蒸，一个更新、更阔大的革命局面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