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枷而行 第10期

近代中国的大门是从海上被攻破的，因此对于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沿海地区经历了从“大后方”到“前沿”这样一个180度的回转认知历程。虽然很痛苦，但是终究唤起了一些头脑相对清醒之人的海权意识。特别是在1856-1860年的那场堪称奇耻大辱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痛定思痛的朝廷终于开始认真思考海防这个议题。虽然在这期间，“塞防”论时不时的以抢夺经费的名义跳出来“抢抢镜头”，但“海防”总算从“配角”升级到了“主角”。国家开始重视海防了。

可是，从阿思本舰队开始一直到辛亥风云起，晚清的海军建设道路始终是处在坑坑洼洼、磕磕绊绊、进一步停两步的艰难局面，说是“举步维艰”一点都不为过。可是从账面上细算下来，钱不可谓花的不多（相对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层不可谓不支持、办事之人也不可谓不努力，可为何还是举步维艰呢？

水土不服：农耕文明养不起近代海军

纵观晚清创建海军的种种努力，不管是买船还是造船，所买之船或者是所造之船放在当时均不算落后，国造舰方面，福建船政的“万年清”、“伏波”、“扬武”、“威远”、“开济”、“龙威”、“广乙”、“建威”等舰在建成下水之际均是当时尚算先进的军舰，并且紧跟着当时木肋木壳舰、铁肋木壳舰、钢甲舰、鱼雷巡洋舰和鱼雷炮舰的发展潮流，至于当时国内尚无能力建造的海防炮艇、撞击巡洋舰、大型铁甲舰、装甲巡洋舰、防护巡洋舰、练习巡洋舰、鱼雷艇、驱逐舰、川江炮舰、长江炮舰和航海炮舰等则都走外购的渠道，不论是北洋海军向英国订购的“伦道尔”炮艇、“超勇”级撞击巡洋舰、“致远”级防护巡洋舰，向德国订购“定远”级铁甲舰、“经远”级装甲巡洋舰、“左二”级鱼雷艇；清末新建海军分别向英国和德国订购的“海天”级防护巡洋舰、“肇和”级练习巡洋舰、“海容”级防护巡洋舰、“长风”级驱逐舰、“新珍”级川江炮舰；向日本订购的“江元”级、“楚泰”级长江炮舰和“永丰”级航海炮舰在建成下水的时候与同时代同类军舰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说，大清国的那些靠读《四书五经》混迹官场的大人们在挑选军舰的时候思想可是一点也不陈腐，就像小孩子冲进玩具店的时候尽检新潮的好东西挑，恨不得把整个玩具店的好玩具都买下来带回家。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兜里的钱不够，一直不够！

虽然大清国的公使们几乎个个在与各国船厂交涉的过程中都练成了让买菜大妈们自愧不如的砍价高手，虽然各国的船厂为了招揽清政府这个绝不赊欠的“优质客户”而给出了十分优惠的价格：伏尔铿船厂为“定远”级铁甲舰船体的报价仅仅为英国船厂的二分之一，比反复降价的法国船厂还便宜不少，火炮、炮弹、鱼雷等各种附属设施甚至还给出了比别的客户更低的折扣（给别家客户3%的折扣给清政府能够达到5%）。但是对于需要建设海军的清政府而言，还是太高昂了。

长年农耕文明的天然限制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使得清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过在七千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贸然加赋是要冒着天下造反的危险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结余也就这么点儿，而海军是公认的“贵族军种”和“吞金巨兽”，清廷每年结余的数百万两就算全都投入进去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钱不够用的时候能用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种：开源和节流，但是作为一个农耕意识浓厚的民族对于加赋是极其反感的，加赋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但是如果不加赋的话，“开源”基本就没有可行性。

那“节流”是不是行呢？当然不行，因为财政收入就必然要有支出，可是支出的项目都是早定好的，每一份支出就牵涉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八旗子弟和内务府的那一份是万万动不得的，这一动旗人和公公们能拆掉整座紫禁城；绿营的丘八们的军饷也是别想的，虽然这些人打仗不中用，但是闹事的本事还是有的；长江、黄河流域的百姓盼着治河经费；灾民指望着赈灾款；官员们的俸禄、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种种开支……每一款、每一条都是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原本就没打算留给新生的海军一个子儿，所以在晚清海军初创期不得不借用旧式绿营水师的编制和经费勉强维持。可是，蒸汽机军舰的维护成本又岂是古董级的师船可以比拟的？

海军，不管是风帆时代还是蒸汽时代，都是当时工业和教育最高发展水平的体现。尤其是进入蒸汽时代后，一艘钢铁战舰背后涉及的相关产业涵盖了煤炭、采矿、冶炼、物理、化工、电报、木工、机械、教育等等几乎当时所能想象到的全部行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缺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战舰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而这些配套产业在当时的中国要么处在起步阶段，要么处在残缺状态，要么干脆就是一穷二白状。在产业工人还未形成一个阶级，工业化还只是看上去很美的状态下，即便举国奋发、齐心协力、排除一切艰难险阻，维持一支类似于北洋海军规模的近代化海军也是十分吃力的事情，就好比一个工薪阶层养不起一辆“劳斯莱斯”豪车一样。即便能奋一时之雄起，在某一时期投入大笔经费通过外购能快速的建立起一支可观的舰队，可是在做完这些后往往后继乏力，已经建立起来的舰队不可避免地白白耗费了原本因有的价值。

没有开源、又不会节流，绝对养不起近代海军，没有工业化就没有近代海军，这是清代海军建设艰难的客观原因。

三心二意：高层对近代海军战略考虑的缺乏

农耕文明状态下的中国也并不是没有重视海洋的时候，由汉至唐、甚至是偏安东南的南宋王朝的海洋贸易十分繁荣，也有一支颇为可观的海上力量，为今人自喜不已；永乐大帝时代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舰队也让今天的人们神驰。不过，此举更多体现的是君王的意志而不是全民的意识，一旦君主“换届”，新上来的不具备这种意志，那么对海洋的重视甚至是兴趣也会戛然而止。即便是显赫一时的郑和舰队，在先后失去了缔造者永乐大帝和灵魂人物郑和后就很快化作过往云烟。

农耕文明的民族很难自发地去探索海洋，农民关心的是土地的收成；渔民虽然靠海吃海，但是也绝不会冒险离开海岸线去远海捕鱼，因为在“没良心网”不那么流行的时候，近海的渔业资源还是足够其捕捞的；商人畏惧于海洋的波涛汹涌以及巨大的运输成本（在没有GPS定位导航和全程海军护航体制的时代，商船和水手的损失率一直居高不下），宁愿出钱雇佣外国商船为其冒险运货而自己只需要等在港口。总之，地大物博的中国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对大海更多的是一种敬畏而不是依赖。农耕经济的完善令统治者内心里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产量、尽力减小荒年对收成的影响以及保持对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的漕运的畅通无阻，海外贸易实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再说中国向来没有什么海外殖民地，因此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性也不像海洋国家那样性命攸关。因此，我们这个民族，从内心里缺乏海洋意识，也就不会存在多少发展海军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