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智明 50岁退休做慈善

“龙之媒做了15年，去年起步的快书包想做5-8年，差不多到50岁，我就不做企业了，专心做慈善，做10-15年。”听说要聊的话题是退休，他搅动着手中的星冰乐，开门见山地说。已是暑期，身兼保姆的他带来了上小学的大儿子，接受采访时把孩子安顿在旁边的书店。

快书包网上书店在北京上线已超过一年，刚在第七座城市杭州开通业务，虽然处在上升阶段，但还在赔钱状态中。徐智明希望明年能打平，后年盈利就是很好的结果，在他的预期里，如果快书包发展顺利，未来无外乎的可能性是：被收购或者独立上市。另一种可能就是做不下去，赔钱关张。“希望如果顺利的话，做到一定程度把它交出去，我就不做了。” 徐智明计划50岁以前退休，开辟图书领域以外的另一番天地。

徐智明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打工―找方向；创业―积累资本；退休―做想做的事。他当下的生活一点也不像个创业中的老板，家里没请保姆自己带孩子，生活规律得犹如钟摆，每天12点睡觉，6点半起床送孩子上学。他并不同意创业就要抛家弃子的说法，“创业是为生活更美好，如果因为创业而损害家庭，没有时间陪孩子，那吗要创业？现在好多老人退休了都会帮着子女带孩子，我们不让。”徐智明夫妇从始至终没让老人带过孩子，他觉得观念有差异，与其让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长大之后遗憾，再花精力去纠正，不如现在自己多付出一些时间，从完整的一生来说，这样更省事。他自己退休后也不打算帮忙带孙子，“孩子是孩子，我是我，孩子的世界和我没关系。”

至于自己的世界，“如果快书包能做成，就证明我的创意是成功的，我很牛，没人干成的事成了，所以我退休也不会去选择别人干过的事。”

对话徐智明

FAMOUS：快书包之后您计划退休，有什么设想？

徐智明：我想倡导建一个组织，由我运营，专心做慈善。就像现在的一些民间NGO组织一样，但具体项目还没有最后定。快书包如果做成了，我就基本上吃喝不愁了，还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启动这个组织。现在做NGO的很多人不懂企业运营，其实运营一个企业和运营一个NGO组织是一样的，运营过企业的人相对运营任何组织都一样强。未来不光是我，我也跟我周围做生意的朋友们探讨，有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将来介入、运营NGO。在美国有大量这样的人，以比尔・盖茨为例，他运营基金会、运营企业都是成功的，不仅仅是他有钱，他有调动资源和安排资源的能力。

FAMOUS：您打算退休以后继续利用您的资源？

徐智明：未来我做事肯定会利用原有的资源，我希望把图书业和广告业的资源调动起来发挥我的资源组合能力，去调动一些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我只是觉得我运营企业能成功的话，那么运营NGO起码比没有组织经验的人有擅长的地方。

FAMOUS：像您这样的创业者，最佳的退休年龄是多少？

徐智明：其实做企业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每天很焦虑，赔钱、赚钱，规模越大压力越大。我觉得做慈善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进退相对容易一点，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半退休的状态。我希望慈善做到60、65岁，再退休，那时候就是养老，讲讲课、弹弹琴、写写东西、旅旅游，不要搞那么累了。我爱弹古琴，前年刚开始学，现在每天晚上弹一会儿。

FAMOUS：您觉得快乐退休的基础是什么？

徐智明：钱，肯定要准备好钱。要考虑到未来10年、20年的经济问题。

FAMOUS：但快书包前途未知，您担心它影响您的退休计划吗？

徐智明：不会。我有几套房子，当时卖了一套创立快书包，我和夫人给快书包设的赔钱上限是500万，里面有我同学掏的200万，我们自己的赔钱上限是赔300万，如果我们自己的钱赔到300万，我同学的200万赔也进去，这事还不成我们就关门了，不影响我的资产状况。

FAMOUS：如果快书包发展得好，您拥有一大笔资金之后，会把资金留给孩子吗？

徐智明：我留好自己养老的钱，做慈善。我想给他们留下是有我陪伴的童年，我给了他们充分的作为父母该给予的爱和关怀，他们教育期间我保证他能随性去上学就够了，想去美国留学，那就去。我们对孩子的看法和别人不太一样，没有对孩子寄予什么厚望，没有将来给他留下财产和企业的想法。这些对孩子来讲是一种负担，会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没有什么好处，我这点财产也不值当留着。

FAMOUS：您更向往工作中的状态还是未来退休的状态？

徐智明：我都享受。别人可能身不由己，而我的退与不退、什么时候退都是自己选择，说心里话我想越早退越好，能50退，不等到60，能48退，不等到50。

方蕾 浓烈的北京 清淡的活

艺术冲抵了焦虑

正是北京夏天最好的天气，天空蓝到不计成本，见到方蕾，她的车子在一片田地里绕了几个弯，驶入一处院子，是东五环外的一个艺术区。一只小黑狗颠颠儿跑来迎接，是她收养的流浪狗，叫“奥巴马”。

宽敞工作室里，摆满了她先生的画，中间摆一圈沙发，旁边一只上了年纪的落地扇安静站着，室内清爽得根本用不上它。方蕾给我们烧水，泡茶，散漫地聊天，句子的间隙里，能听见外面田野里的蛙声。

这样的日子，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难得的浮生半日闲，对方蕾，这是常态。昨天她又到凌晨四五点钟才睡，和一帮朋友聚在一起，看看电影，喝喝茶，甚至到酒吧里点杯可乐，只是为了陪着高兴。但十几年前，她还是南京某政府机关的文职人员，每天早上八点上班，工作清闲，环境封闭，同事之间也有些小小矛盾，因为谁多分了罐煤气之类。“大家都挺单纯的，但我总担心自己的人生也要封闭在那里。总想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即使不知道，那‘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辞职了，在单位引起很大震荡，好多人都说：“这么好的单位都有人辞职？！”“那时期好多不安分的人选择停薪留职，给自己留有余地，我绝不，总给自己留后路，就什么也干不好。”她甚至没有告诉父母，直到某天母亲问“还不去上班？”她的辞职，让母亲立刻傻了。

她开始了“乐退”的日子，“过一种艺术的生活。”接点散活，下午经常和朋友相约喝茶，在一起聊聊天，写写字，回家画几笔画，如是过了十年。“那时艺术并不是什么主流行业，也没人想过通过艺术还能赚钱，大家过得都算不上富裕，但经济并不像如今给人那么大的压力，一年一两万，似乎也能过得不错；如果听到某人买了房，大家一块慨叹一声‘好有钱啊！’就完了，不会立志‘我也得赶紧买一套。’艺术带来的愉悦，完全冲抵了现实带来的焦虑。”

北京的鲜活

直到2003年，“觉得生活太安逸了，安逸到简直过不下去了。南京那样的城市，缺乏让人进步的动力，年纪也不小了，觉得立刻从头开始还有可能，再晚一点就真没劲了。”她来到北京，“江南是清淡的日子，北京的日子则更浓烈，更洋气。”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里屯南街，很窄的一条街，两边全是看起来破破烂烂的酒吧，有的只有十几平米，常常一块板子搭起来就是吧台，地板革铺在桌面上，凳子的腿儿常常不一样长。但一到晚上，这里就鲜活起来，各种文艺青年、小电影演员聚集在此，喝酒，聊天，可以买了酒到外面喝，整条街变成了一个大酒吧，特别魔幻。连乞讨的孩子都很厉害，从晚上七点钟开始‘上班’，直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跟着喝酒的大人一起HIGH。有次深夜我跟朋友吃西瓜，一个孩子就凑过来，也想吃。我说不行，你应该回家睡觉，拿出本杂志，这个字你认识吗？认识就给你吃，不认识就回去睡。他拿着杂志就冲出去找人问，回来说我知道了！那第二个字呢？啊？又冲出去了，玩得特别高兴；有个老外可能给了一个孩子吃的或者一点钱，结果整条街的孩子都过来了，爬在他身上，活活把他压倒了……整个像是个嬉皮村。”

“这就是北京和南京的不同，江南习惯文雅，以传统为背景，尝试和古代连接，一个杯子，一块桌布，能聊足一下午；北京则是不断用各种信息刺激你，把你推入当代艺术最鲜活的东西里。我常说自己来晚了，应该把青春献给北京。”

“野生”的坚持

2005年，方蕾成为尤伦斯艺术馆初建期中国策略的重要合作人，她以个人身份，以很低的价格谈下艺术中心所需的场地，完成了其组织架构，但次年七月，她选择退出。“也许是我‘野生’惯了吧，还保留着理想主义，投入很大热情和精力，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当我发现一些人为了私利搞阴谋，很不开心。我不愿意和人争斗，争夺一定会有牺牲，有牺牲，就难看了。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难看呢？不玩了，行不行？”

还是有委屈的，此后一年多，她无法听见“尤仑斯”三个字。“那是最好的时候，无论是798还是中国当代艺术资源，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做一件更有质量的事，但没有做出来。”

“很早我就发现，我对钱没太大兴趣，譬如辞职时，邻居在银行工作，我一个月工资才400块，人家一个月光奖金就3000块，但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好比较的。直到今天还有人跟我说，你太奇怪了，好像跟钱有仇似的，我也想多挣点钱，但如果挣的不愉快，我宁愿放弃，人还是要坚持一些东西的，哪怕它看起来并不重要。其实谁没一把辛酸泪？好多不上班的在家都憋一肚子气,乐退的人是真正想透了的，按自己想要的做点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