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古人怎样搞环保

生态保护，无论古今，都是一个重要话题。宋代人虽没有高科技，无法做出空气质量报告，也不能检测水质、土壤、噪声、电磁辐射等，但他们在资源开发、尊重自然等方面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放开还是保护，皇帝也很纠结

宋代中前期，皇帝总体比较体恤百姓，为避免官府与民争利，曾多次下文开放山泽，官府不得随意插手。淳化元年二月，宋太宗在《诸处鱼池任民采取诏》里指出，各地江河、湖泊、池塘，以前都归政府管理，老百姓没份儿，从今以后，祖国大地的水产，任民间渔捕。如果自家吃，白吃不收钱。如果贩卖，缴点税就行。

但朝廷一松口，地方就反弹。宋代人口众多，崇尚奢侈，既然皇帝规定任由百姓采捕，全社会立马积极行动。大伙儿就使劲儿捕鱼打猎，于是导致“川蕴中贫”。陆游曾感慨：大宋早先用有度，取有时，捕有法，没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很好。如今全民行动，过度捕杀，导致危机重重。

话说江西鄱阳城北有个土湖，彭汝砺《土湖记》记载，该湖地理条件优越，西南连大江，东北枕平陆，傍山阜，接稻田，水生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周遭百姓在湖中讨生活，“水春而聚，菱夏而生，秋采其实，既冬而渔。日计不足，岁乃有馀。自子孙取采于斯，彼之生出无穷尽，而我取之亦未尝既。”后来，当地居民通过合作，采用新技术打捞湖产品，开挖沟渠，放干湖水，湖中生物被一扫而空，以致生态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入湖捕捞，较之从前，“十才一二，民日益贫”。百姓愚昧，以为上天发怒，遂花钱祭祀，但效果全无，反受其累，越发贫困。

没办法，皇帝只好下令保护动物，诏令百姓，不准随意张网捕捉鸟兽虫鱼，特别不能损伤鸟蛋幼兽。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宋真宗更是严格要求，每年春夏期间，正值万物竞长之时，各州府要到民间收缴粘竿弹弓罗网之类的“作案”工具，否则严惩不贷。

明眼人一看，其实皇帝的目的不是禁渔猎，而是要求广大群众选择合适的季节渔猎适量的成年动物，避免造成杀鸡取卵式的破坏。

宋代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顺物之性”源自庄子。《庄子・养生主》云：“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把雉关进笼子，养作宠物，固然生存条件变好，却违背了雉的自然之性。宋代在生态上追求“顺物之性”，禁止或反对捕捉野生动物为宠物，从两个皇帝的诏书可见。一是端拱元年二月，太宗皇帝下诏，“珍禽异兽，何足尚焉！荣采捕于上林，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既无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贡献。应两京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异兽充贡举”。二是天禧三年二月，宋真宗颁诏，谆谆教诲臣民，禁捕山鹧鸪“以为玩好之资”。

既要“顺物之性”，那就得尊重生命，于是“戒杀放生”在两宋很流行。

宋真宗治国水平不高，却心比天高，曾学秦皇汉武去泰山封禅。在大中祥符四年八月，这位皇帝发了个奇葩诏书，要求农民在十月以后才能烧火田（在田里焚烧野草作肥料），以避免烧死昆虫。不过保护的是害虫还是益虫，天知道。

彭乘《续墨客挥犀》记载，王安石从不杀生，退休后住在南京，“每得生龟，多放池中”。诗人陈与义，不缺钱，写过《放鱼赋》，记叙某人竭泽而渔，无数鲜活的鱼虾命在顷刻，诗人万分心疼，赶紧掏钱买下放生。

朝廷也多次命令各郡县设立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据统计，《全宋文》中收录放生池碑记和讨论放生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宋代的戒杀放生思想，主要来自于当时理学之“仁”。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颐说：“爱人，仁之事耳。”程颢尝见一蝎，“杀之则伤仁，放之则害义”，反复思虑，终于未杀。可见“仁”的直接影响力之大。

当然，宋人并非不知变通，比如遭遇动物威胁时，还是以人为重。陈尧佐的《戮鳄鱼文》里说，他在担任潮州通判期间，万江硫磺村张氏子，和母亲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陈尧佐命人捕得这鳄鱼，“诛其首而烹之”。某年发生蝗灾，朱熹作《发蝗虫赴尚书省状》，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捕杀。姚炎的《捕虎纪略》记载，安徽祁门发生严重虎患，两千多人死伤，端平改元，傅褒为知县，组织捕杀，捕11虎，朝廷予以奖赏。

杀生可谓“不仁”，是“贱物而爱人”，没有体现“仁民而爱物”。最佳的选择是人和物“全而兼爱”，具体来说，就是让野生动物和人类各得其所，各有合适的生存地域，互不干扰，互不争夺资源，和平相处，自得其乐。

一千年前就有退田造林

宋代改湖造田，集中在江南，尤以宁波、绍兴等地为多。一些地方豪强出于一己私利，建议官府开放改湖造田。一些官员，或因有利可图，或为政绩工程，打着为国兴利旗号，建议围湖造田合法化。南宋初年，太湖附近驻扎大量军队，利用人多、有组织、地方政府难以干涉等优势，大规模围湖造田。

但改湖造田也造成了危害，宋人对此多有论述。鞠仲谋的《连江县重F东湖记》，郏的《上苏州水利书》，舒的《西湖记》《水利记》，王廷秀的《水利说》，史才的《围田利害状》，薛徽言的《论湖田奏》，王十朋的《鉴湖说》等文章，均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退田造林。一是改湖造田虽貌似增加了良田和粮产，但水旱调节功能减弱，周围农田易遭水旱之灾而荒芜歉收，总粮产反而减少。二是改湖造田会改变当地的生物群落结构，破坏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导致食物总类减少。三是改湖造田也影响该生态系统为人提供美感的功能。

宋人关于改湖造田的论述，对后世应该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朝廷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修筑堤坝，植树造林，赤膊上阵，挥汗如雨，那些宋朝官员和百姓，在这方面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