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E挑选摄影师的第一标准你是不是狂热的Naturalist?

IBE创造了一种新的摄影行动：集合一帮具有深厚博物学背景的自然摄影师，各司其职、交互式拍摄，360度立体还原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性。

中国野生摄影师，另一个濒危物种

3头雪豹在曲麻莱的山垭里嬉戏，它们住在中国青海省玉树，海拔4500米的藏区。这种有着优雅斑点和曲线的大型猫科动物，被法律列为濒危物种，乐观估计，地球上不超过5000头。此刻，它们懒懒伸开其特有的梅花状脚掌，踱着长达1米的步子，高兴起来，随时准备一跃跳过15米宽的山涧。

一股陌生气息进入感知范围，雪豹警觉起来。1万米之外，另一群“濒危物种”正在缓缓靠近——野生动植物摄影师。事实上，他们的生存状况与雪豹不相上下，一点儿也不轻松。这是一群沉迷于兽类、鸟类、昆虫和花花草草的“博物学家”（Naturalist），在成王败寇的现代社会，他们想尽办法琢磨出一套能让人心甘情愿买单的办法——好支撑他们持续不断地深入人迹罕至之地，拍摄足以让他们疯狂的中国野生世界照片。他们期望“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

他们干得不错。5年过去，这个名为IBE（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maging Biodiversity Expedition）的社会企业，深入梅里雪山、雅鲁藏布大峡谷、三江源等区域，受政府、商业机构、NGO和科研单位委托，对中国31个地区开展了40次野外调查，拍摄图片近30万张，记录中国野生生物物种近6500种。

鸟类学家董磊最先发现雪豹，他擅长拍摄鸟类，能通过叫声判断鸟的种类。一行人压抑住兴奋，屏气凝神围着一只雪豹拍。足足半小时后，摄影师们才发现，自己被另外两只藏在山头的雪豹审视着。“其实，你什么时候靠近、在做什么，动物完全知道。被它们观察，感觉很幸福。”IBE队长徐健擅长拍摄兽类，他的典型思维方式是，把自己假想成被拍摄的动物，猜测其心理和行踪，等上4小时到6天，静候最佳时机。

“你认识几种中国野生动物？”

徐健决定用这个问题考考我。眼前展开8张照片，我认出了大熊猫、金丝猴、牦牛和雪豹，另外4种则面目陌生，据说，它们是藏狐、赤斑羚、藏羚羊和喜马拉雅旱獭。“中国人熟悉长颈鹿、大猩猩、河马，对非洲生物的亲切感远远大于自己国家的野生动物。”在IBE创始人徐健看来，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位列北半球第一。可是许多动植物，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有。公众不认识、不知道，谈何保护？”

更严重的是自然保护区的影像空白。徐健曾在某著名自然保护区，请其出示保护区的生物内容，对方拿出一个纯文字表格，表格制作时间：1956—1978年。“很多特有物种，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和研究，就已经消失。”

这一块的认知空白，徐健将其归结为“优质影像的严重缺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全球销量高达1300万份，催生一批顶尖自然摄影师。他们进入非洲、南美，潜心拍摄，影像作品在全球广为传播，一批野生动物形象由此深入人心。而中国，始终是一片处女地。

徐健在大学时担任著名生态保护社团山诺会的副秘书长，他早早确认了自己：成为一名专业野生动物摄影师。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工作6年后，他参与了BBC与CCTV合作的纪录片《美丽中国》的拍摄，随后加入由著名自然摄影师奚志农创办的环保组织“野性中国”，负责影像库筹建。

“野性中国”几乎聚集了中国最棒的自然摄影师，但徐健发现他们生存不易，几乎没有人可以只依靠摄影作品生存。“中国并没有健全的生态支持摄影师产出好作品。”徐健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国内杂志给一张跨页照片的稿费至多为2000元/张；美国媒体之间抢图片，每张稿费在300美元至1000美元不等。徐健了解到，顶级摄影师一个操作周期2年的野外专题，可以拿到约25万美元的预算，“有一次我瞥到一位国外同行的小本子，费用清单里有一栏：租直升飞机。”

怎么打破窘境？只有解决生存问题，更多直指人心的生态照片才会涌现。2008年8月，一篇美国《国家地理》的文章，启发徐健开始创新。摄影师可以不再单打独斗，而是集体创作，立体还原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性，由此争得更多为保护区、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有偿服务的机会。

IBE召集令

“那种感觉就像，你看着一群深深崇拜的英雄，各显神通，聚在一起演一出好戏。”徐健看到的这篇立体报道，由ILCP（国际保护主义摄影师联盟）联合《国家地理》杂志，邀请4位一流野生动物摄影师（Tim Laman、Joel Sartore 、Christian Ziegler和Ian Nichols）和一位专业生态作家，一起深入西非赤道几内亚的Bioko小岛，进行了为期3周的生态摄影调查，“每人领域不同，各有分工，有趣又高效。”

“也许可以做一个企业，拷贝这种模式。”2008年，徐健数了数手上的“狂人”，创办IBE，开始招兵买马。

“IBE挑选摄影师的第一标准：他是不是一个狂热的Naturalist（博物学家）。除了摄影技术，他需要具备相当专业的生物学素养。”IBE目前团结的近30名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是商人、大学教师、设计师，同时是两栖爬行类专家、鸟类专家、昆虫专家、植物专家、人类学博士……

现在，徐健每接到一个项目，会发出召集令，就像美国大片里，某位想干票大买卖的老大，打几个电话，身怀绝技的同党们从全球各个角落迅速起飞，聚在一起大干一票。切换到IBE，他们是从成都来的鸟类专家董磊，从北京来的野生鸟类资深摄影师郭亮、植物学硕士王辰，从香格里拉来的藏族摄影师彭海生等等。八方好汉汇集，方能开工。

事实显示，集合式工作极为高效，全国各地保护区喜欢这种360度立体还原某地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方式。

2009年 6 月至次年 5 月，IBE受委托，进行长达一年的梅里雪山拍摄项目。梅里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主要景观之一，是著名的雪山群和藏区深山。然而人们对于这一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了解接近空白。

徐健进行详细部署，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组成4支考察队伍进入拍摄。最终，大自然保护协会等机构联合出版的《梅里雪山自然观察手册》里，记录了涉及真菌、植物、昆虫、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总计 413 种，以及根据拍摄经验所得的梅里雪山13条自然观察路线。

野生摄影的科研气质

与自然摄影师不同，IBE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科考性质。“IBE认为，摄影具有审美和科学取证的双重属性。国外有博物学传统，达尔文随军舰远行，会带上几位画师，随时画下物种样貌。今天的野生摄影师，相当于当年的画师。”

徐健为IBE赋予了新鲜的科研气质。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数据可供使用。比如精确的GPS坐标记录；比如精确统计的动物数量。2009年，在梅里雪山遇见大紫胸鹦鹉群，摄影师在Photoshop上逐个数，统计出1500只的精确数据，之后被权威专家指出，这是有记录以来，近30年此地区出现的最大规模越冬群。拍摄同时，他们还进行物种鉴别、动物的行为分析等。项目结束后，他们还会向当地保护区提交一份环境评估调查报告。

IBE收获的珍贵影像资料，令其在科研领域的权威性越来越高。

2008年，他们在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重新找到了30年前科学家发现时就已数量稀少、一直缺少研究的务川臭蛙；2010年，在云南老君山发现中国特有物种白点鹛的新栖息地；2011年，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首次拍摄到被称为“昆虫活化石”的墨脱缺翅虫，并在河谷里发现了黄腰响蜜，而此前，专家认为这种鸟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坡……

“IBE诞生的背景，是中国急速发展30年，自然资源被严重消耗之后。”徐健越深入无人区，越能看见生态的直接受害者。“动物行为里有一个词叫Shame（羞涩）值，动物遭受越多来自人类的威胁，Shame值越高。”IBE摄影师们看到的中国野生动物，基本非常怕人。

徐健相信影像的力量，希望以它作为连接科研、保护区、公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生态就像一面砖墙，每个物种是一块砖。当我们不停往外取砖，总有一天，这面墙会倒下。而人类，不过也是砖墙里的一块砖。”

（感谢英国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为本文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