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鉴定”里的事儿

一个西装笔挺、戴着劳力士金表的人，带着4岁的儿子，走进DNA亲子鉴定师邓亚军的办公室。他叫李翔，38岁，内向，却是几家公司的老板，资产过千万。他二婚的太太叶娜，原是他公司的公关部总监，漂亮泼辣，在谈判桌上游刃有余，恰好弥补了李翔待人接物上的不足。

与前妻的离婚胶着了很久，最终还是叶娜技高一筹。她拿着自己已经怀孕的医院检查结果，直接找到李翔的前妻。后者在大哭一场后同意离婚。

几个月后，李翔和叶娜有了儿子皮皮。皮皮3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给他配对检查血型的护士突然问了李翔一句：“这是你的亲生儿子吗？怎么血型完全配不上？”

这句话让李翔心头一震。他开始观察皮皮的一颦一笑，也开始留意亲子鉴定的消息，心中的纠结与日俱增。最后，他暗下决定，带皮皮来这里做亲子鉴定。

一周后的鉴定结果，令李翔感到目眩：不支持李翔是皮皮生物学上的父亲。此时，李翔脑子里开始转的是：该怎么办？不能让叶娜得到一分钱。

李翔再次来到邓亚军的办公室，已是一个月以后了。这次他身边除了皮皮，还多了太太叶娜。他的面色平静，不露一丝痕迹，而叶娜的脸色更像是一幅褪了色的佳作。她埋怨李翔突发奇想，把她骗到这样一个荒郊野外的“实验室”来。

“你不是说带我去看一个新楼盘吗？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正好路过，进来做一个玩嘛，”李翔说，“之后就去看楼盘。”

在李翔的坚持下，邓亚军取了3个人的血样。但令邓亚军没有想到的是，叶娜第二天居然主动打来电话。她问邓亚军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她的丈夫，说自己很珍惜和李翔的婚姻，愿意出一笔钱，重做一份鉴定。邓亚军拒绝了，“这是一个科学事实，不是有钱就能更改的。”

几个月过去了，李翔再次找到邓亚军，这次是为已做过的亲子鉴定申请证实的鉴定报告。有了这份报告，李翔就能保住他名下的财产。

邓亚军所在的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位于北京郊区。这栋临街的4层建筑，镶着白色瓷砖，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自从开展DNA亲子鉴定业务以来，楼下经常停着一些豪华私家车，多半是来做亲子鉴定的。

几年来，邓亚军经手的亲子鉴定已经超过两万件。根据她的统计，华大方瑞连续几年的“排除”结果一直都维持在22%～27%之间。这意味着，每4个～5个来做亲子鉴定的，就有一个是“非亲生”的鉴定结果。而且绝大多数亲子鉴定都是由婚外情和引发的，这无疑是社会婚姻关系越来越不稳定的体现。她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财富和欲望在不断扩张，中国长久以来备受重视的血亲纽带也开始受到侵蚀。

李翔这样的委托人，她几乎每月都会碰到。在邓亚军眼中，他们都相信自己是人中翘楚，然而有一天，这个虚幻的泡沫一下就被亲子鉴定戳破了。

这似乎是一个财富群体的“流行症状”。他们人到中年，自信是成功人士。但在私人生活层面，他们却剪不断理还乱。物质上的富裕，并未带来生活上的安宁，这也正是他们来这里寻求鉴定的原因。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人们希望通过产前亲子鉴定明确亲子关系，是合乎情理的。任何人都对自己后代的血统享有知情权，且没有义务去抚养非亲生的孩子。但让邓亚军感慨的是：很多亲子鉴定的后果都被转嫁到了孩子身上，甚至有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成了财富和欲望的牺牲品。

在欧美国家，已有不少专家这样呼吁，“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应该做亲子鉴定”。这不仅是出于伦理道德，还有方便日后医学治疗的考虑。而且，为了避免给孩子留下心理创伤，亲子鉴定越早做越好，尤其在孩子尚未记事时就应该完成。“一个人的忠贞，不是一次亲子鉴定所能承载的。”在邓亚军看来，“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只能依赖于社会、舆论和道德的约束。”（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