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2 07:02:50
“《环球时报》是一份非常棒的报纸，新闻不但及时，而且多是独家，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娱乐。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语言严肃但不死板，评论鲜明而不偏颇，让人读起来兴趣盎然。丰富多彩的内容加上多角度的深度报道，让我想起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这是一位读者给《环球时报》的评价。据说，这种读者来信《环球时报》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封。
“《环球时报》被市场青睐，显示了当今读者对‘放眼全世界’的一种需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这样解释。报纸如何办得受市场欢迎？把握舆论导向的读物如何在“必读”与“可读”之间做出选择？胡锡进做了自己的阐述。
国际新闻是人们对新闻的基本需求
在地铁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青年男士拿着《环球时报》或《参考消息》在阅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全球”和“眼球”拉得更近了。《环球时报》如何找准读者市场的焦点呢？自称不是搞理论研究的，更没有读过新闻学院的胡锡进说――
人民日报社的《环球时报》1993年创刊，原名《环球文萃》。《环球时报》的崛起，主客观上都有原因，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和世界主动发生着接触和碰撞，无论是国家，还是一个普通的个体，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洪流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做国际新闻的报纸只有《参考消息》、《青年参考》等少数几家。无论是中央级报还是省级报，版面单一，信息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信息量也很有限，但开放的中国对国际新闻的需求量大，《环球时报》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当时国际新闻在国内不属于主流新闻，大家把浏览“国际新闻”看作是接受知识和满足兴趣。现在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媒体，国际报道的内容都在迅速扩张，比重越来越大，很多报纸过去都没有国际专版，现在都有了，甚至有的出了国际专刊，夹在报纸里出售。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持续的改革开放，已经将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
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大家认为“国际新闻”已经是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儿。过去，中国人什么时候关心过油价？知道美国银行利率的有几个人呢？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国际油价一涨，有车族就开始心疼油钱。美国的银行利率一调整，中国经济也会受到波动。今天，国际新闻是人们对新闻的基本需求之一。
坚持舆论导向不能犹犹豫豫
党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是“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一本刊物或一份报纸，无论选登什么言论，都体现某种价值观。我们对新闻目的的追求不是猎奇，所达到的效果不能“资敌”（资助对手），这种分寸感是外宣工作者对事业的一种责任。对此胡锡进说――
谈到这里，我必须着重提到一个人――人民日报社副社长、《环球时报》前任总编辑何崇元，他主张这张报纸既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又要努力提高报纸的可读性。这两条经验听上去似乎很平常，但这路走起来却很艰难。
我觉得办报纸，就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不仅是党的要求，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环球时报》这些年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很少出政治问题。何崇元同志在《人民日报》从业多年，做过很多年的中央采访组成员。我从旁边观察，他虽然在《环球时报》干了11年，但他在骨子里仍是个党报人，对于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他是很真诚的。我们其他几个《环球时报》的所谓“老人”也是一样。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样做是对的，而且报纸并没有因此受损失。我们常听到一些议论，说哪份哪份报纸特别胆大，专揭社会阴暗面，所以报纸卖得特别火。我们可以认真想想看，在全国各类报纸中，能够长期卖得好、有很多广告的报纸，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在坚持正确导向上不含糊的？它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做，报纸就卖不出去了。相反，那些在坚持正确舆论的时候犹犹豫豫的，又有几家能保持长时间的繁荣呢？
可读与必读的兼顾
今天的读者市场，报章杂志林林总总，但能涉及国计民生成为“强势媒体”的能有几家？许多媒体走了“捷径”――追求热闹、强化花边新闻。那么，《环球时报》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胡锡进说――
中国有许多问题，但中国大的方面是好的。我是搞国际报道的，看中国时常会带点外来的眼光。依我看，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这么好，社会总体上又很稳定，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全世界没有哪一个13亿人口的大区域能保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也没有哪个13亿人口的大区域能保持长久的社会稳定。中国人欣喜于身边的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中又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提高可读性，这是我们党报创办子报走向市场的关键，它是让我们站起来的另一条腿。《环球时报》在可读性上是下了工夫的，这既有技术的，比如标题尽量做得让人一看就明白，语言尽量通俗生动，在文章的体裁上下工夫，以及版面力求美观大方等等；也有选题上的，比如在策划上狠下工夫，抓住读者关心的问题。如中国外交，读者对这一话题充满了热情，《环球时报》对此的大量报道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
加大独家新闻的报道力度和追求现场感的写作也是《环球时报》在市场上不断摸索出的结论。最初，我们也曾在封面文章上出现过巩俐、毛阿敏等大明星，也用《毛阿敏为什么不嫁新加坡富商》作封面文章的标题，那段时间被我们戏称为“三星高照”。但以后几年，特别是1997年正式更名《环球时报》后，头版文章的内容在不断改版中，逐渐加强了社会新闻的力度，也就是在新闻的必读性上做了加强。
《环球时报》具有很强的新闻敏感性，对于重点新闻报道，我们一个也不落下。1997年戴安娜王妃之死是当年的大事件，《环球时报》用大量的篇幅编发了一线记者从英国写回的稿件。我们摸索着走国际新闻报道的路子，那时已经跟当时的大前提配上了。
建设一流的记者队伍
前些年，《环球时报》总显得时效性不强，在资讯发达的时代，当一篇关于战争报道的大标题出来的时候，国际局势可能早已发生了变化。近两年，《环球时报》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主要是该报成了“周三刊”，隔一天就出一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33个特派记者站，以及国外二百多名专业资深撰稿人真正派上了用场，组成了优质高效的海外信息网络。他们的文章经常被美联社、路透社、法新杜、共同社转发，向世界播报。对此胡锡进介绍说――
《环球时报》这些年在队伍建设上不惜血本。我们不仅使用着人民日报社的驻外记者网，而且大力发展驻外特约记者队伍，我们的海外撰稿人已经达到300人左右，这使得无论新闻发生在哪里，我们基本能做到从第一线发回报道，从而使我们的报道与国内很多媒体的报道区别开来。这已经成为《环球时报》的核心竞争力。
将一个个优秀记者变成自己的合作伙伴，这方面《环球时报》做得很好。我们为什么组织那么多特约记者、特派记者发稿？目的就是让你一看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这是不同于在国内写的稿件。
当今由于各报都在市场的压迫下使出了最大的力气，今后技术上的创新空间将会越来越小，通过实力的比拼来创造可读性、吸引读者的眼球，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各报的采编队伍将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多的有经验的记者将成为都市报、晚报的骨干。我在美国采访时注意到，任何一个几十万人城市的报纸，采编队伍都不少于300人，而且很多是经验丰富的记者编辑，《纽约时报》的采编队伍达到1150人，超过中国的任何一家报纸。美国的劳动力很贵，工厂里没几个人，但惟有新闻媒体人数众多，我相信中国媒体将来也会这样。
我们的海外撰稿人都是“熟记者”，所谓的“熟记者”就是指善于与编辑部合作、了解中国读者需要什么样的文章，懂得怎么给中国读者写稿子，知道中国读者喜欢看什么样的稿件的记者，即使他们写得不合要求，也可以接受编辑部的意见自己进行修改。只有培育了这样一帮“熟记者”，才能无论全球任何一个地点发生大事的时候，都能通过编辑部打个电话，组回合用的稿件。
要看到别人没看到的
个性化的年代，个体化的需求，个人化的满足。这是当今报人面对的市场现实，也是时代对报人提出的新要求。《环球时报》一路探索，一路发现，总是能看到与别人眼中不一样的风景。胡锡进说――
报道的选题是很重要的，你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想到了别人没想到的，就会占得先机。《环球时报》开创了大量的报道题材，对于某个我们认准的题材，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其他媒体也许也关注到了，但从没有一家能够像我们这样用大量的篇幅来报道。例如，关注国内外的华人生活状况，就是这样一个突破，打开了一块很大的报道领域。还比如，偷渡这个话题最早就是通过《环球时报》的报道成为热点的，像“蛇头”这样的字眼当年最开始是在《环球时报》上大量出现的。很多题材都是在《环球时报》报道后，中国的各路媒体才给予关注。
对于外国元首访华的报道，国内媒体曾经比较单调，但是我们《环球时报》开创了一种新的报道模式，客观谈论这些重大外交的意义。如克林顿来中国，我们在文章中配了一张漫画，漫画上克林顿身上被射了很多箭，说明了当时克林顿对中国的访问是抵住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媒体中是非同寻常的。
应该说《环球时报》开拓了很多领域，没跟着别人跑，我们在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1999年设立国际讨论版，由大众传媒讨论中国外交、国家安全等，这在中国当时是第一家。除此，我们加大了独家报道的分量，在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环球时报》出了特刊，文章是请使馆四名记者中惟一幸存者吕岩松写的，绝对独家。里面有一张图片，一张大使馆被炸之前的照片，可以说，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惟一的一张“历史照片”，当时在一天之内组到这样的稿子，找到这样的照片，真的挺难得。
更加新鲜丰富的世界
中国媒体上的国际新闻本质上来说，很多都是西方媒体帮我们选择的，这也是传播学上的所谓“议程设置”的结果。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势就能造成一种传播的强势，这在国际新闻上尤其明显，但我们也让读者通过我们的努力看到了一个更加新鲜、丰富的世界。胡锡进说――
西方的经济实力太强了，他们的新闻是工业制造式的，就像生产可口可乐、辣鸡翅一样，把他们的新闻在世界各地推销，第三世界的媒体在实力上很难跟他们进行比拼。
因此，我们编辑部策划选题的时候更强调，中国人在同一个新闻中更关心什么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在强调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让读者通过我们的努力看到一个更加新鲜、丰富的世界。
对于新闻，《环球时报》并不是“写”新闻，而是“讲”新闻，把新闻用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讲出来。打个比方，伊拉克有10人被炸死了，如果是美国的媒体，它就会调查被炸死的这10个人的名字、所属的部队，这起事件该由谁来负责等等。而日本人则关心当爆炸发生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在哪里，他们是否安全，被炸的10个人是被误炸还是有针对性地专门选择的。但是这些与中国人关心的都不同，如果《环球时报》上出现了一篇让日本人说好，而中国人看不懂的文章，那这就不是一篇好文章。
党报创办的子报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但也是充满变数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与追求可读性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办报纸，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与追求可读性，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怎样做到这两点，需要动脑筋、想办法，更需要通过扩大实力，使我们实现这些想法有基础和保证。
改日报，把国际新闻的蛋糕做大
2005年的上半年，中国的报业市场似乎在迅速由热转冷，先是都市类媒体在房地产等行业疲软的情况下后继乏力，然后是财经类媒体的“雷声大雨点小”，接着便开始传唱“体育报纸的集体寒冬”。一时间认为“传统媒体受到网络、户外等新兴媒体的打压”的悲观情绪就开始不断蔓延。这样的关头，缘何《环球时报》能“逆市而上”？胡锡进认为――
改日报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虽然《环球时报》有过很多增刊扩版的成功经验，但是从周三刊到周五刊确实是个挑战。面对挑战，人民日报副社长、原《环球时报》总编辑何崇元同志告诉大家：“第一，要重视；第二，不要怕；第三，要努力干活，干好就没事了。”一年来，环球时报员工都在为着这激动人心的飞跃精心准备。
办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际新闻日报，不仅是环球时报人的目标，也是业内的一致期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对于《环球时报》未来的发展非常看好。他认为，“《环球时报》完全可以依托《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现有的主流文化资源、信息资源和政治资源，和强有力的市场操作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做一张主流的日报。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张市场上非常成功的全国性日报，而目前的中国是有这个市场的。如果利用环球时报的操作模式，发展成一张主流的有全国影响力的日报是有可能的。因为《环球时报》有强有力的资源支撑，有自己的渠道、发行和信息网络，从市场需要看，前进当中的中国人在主流价值观念和社会重大资讯的解读方面有很大的需求，市场空间极大。”
因此，对于《环球时报》这样一个国际新闻报业市场的拓荒者和领头羊来说，办日报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市场的选择，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胡锡进，1960年生于北京，198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俄罗斯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现任《环球时报》总编辑。
1989年进入人民日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93年至1996年任人民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1996年回国后任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副总编辑，2005年10月任《环球时报》总编辑。1994年报道主席访俄，1998年随团报道总理出访欧洲三国。2003年前往海湾前线，报道伊拉克战争。
曾在美国、日本等国采访，并曾进入台湾采访。采写过大量独家新闻，并参与策划了一系列重大新闻采访活动。
1999年入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著有《波黑战地采访手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