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呼唤政治文明建设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又“搅得周天寒彻”。人们在恐惧、惊愕、猜疑之余，也引发了诸多的感慨和思考。“非典”引发的重要思考和启示之一，就是中国应该以“非典”事件为契机，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

这次由广东某城市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之所以形成蔓延全国的疫情，与其说是天灾，莫不如说是人祸。

非典型肺炎早在春节前后就有广东的报告，作为一种新的疾病，在疫情之初的确不易把握。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公开报道早了不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是报道晚了更不好，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广东地方政府控制的节奏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虽然新闻媒体在早期病情没有明朗之前没有作公开的披露，但是确认疫情之后地方媒体的报道还是相对充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为社会大众正确防治非典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理论上讲，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地方政府应该比广东做得更好，更从容，更有预见性，更能有效扼制非典的蔓延，更能将疫情消灭在萌芽之中。

可惜，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结果:

2月12日，新华社首次报道广东发生非典疫情，称发生病例305例，死亡5人；4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提出要把防治非典作为重中之重，卫生部长出任防治组组长，副秘书长负责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并提出要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由卫生部召开新闻会，建立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处理机制；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新闻会称，中国部分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疫情，张文康向大家通报的数字是截至3月31日，全国发病1190例，死亡46例，其中广东1153例，北京12例，死亡3人；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第二次中外记者新闻会上称，中国通报的疫情数字是可信的，截至4月9日，全国的发病案例是1290例，其中死亡55例，广东的病例上升为1213例，北京市仅有22例、死亡4例；4月15日，卫生部公布，截至4月15日上午，全国的病例是1435例，死亡64例，其中广东1273例，北京只有37例，死亡4例；4月20日，高强在第三次新闻会上宣布全国的病例已经上升到1807例，其中死亡79人，北京的病例突然飚升至339例，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这一组数据表明，至少在北京地区存在着重大疫情的瞒报和漏报，北京地方政府又一次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中“谎报军情”。而作为全国卫生系统主管的卫生部居然对自己眼皮底下的首都都不能掌握真实疫情，以致疫情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成为蔓延全国的灾难。

非典型肺炎的突然袭击，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这一突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不仅对人类医学发展水平提出了挑战，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心理承受能力提出了挑战，更对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尽管卫生部长、北京市市长已因此而丢官，但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表面上看，这次事件是、对突发事件的预警不够、对疫情了解得不多造成的，而实际上是政府管理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信息不透明、权限划分不清、条块分割严重、监督机制不到位等。因此，裁撤一两个庸官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一事件触及隐藏在背后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这一点，《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30日颇为精彩的评论也许能够强烈表达人们的心声:

“所有的危机都意味着转折。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府来说，把危机做成机会，是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尤其是政府原有一些机制已倍显陋弊、需要痛下决心予以革新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由传统伦理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因为社会生活系统参数的增多与开放性的扩展，其内部蕴含着的风险系数也在同步提高，需要政府相应作出调整变革。仅从近年而论，1998年的抗洪、1999年科索沃战争大使馆被炸、2001年的中美军机相撞，接二连三的危机事态都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内部的担忧。这次‘非典’事件，从其发生到演化，也的确反映出我们的一些传统行政方式需要改进。面对当下和未来中国发展中的高风险性，优化政府形象、变革政府的工作模式，建立危机控制与管理机制，提高危机掌控与处理的能力，刻不容缓。

建设新的机制，往往不是在平常时期，而是在非常时期。危机中对事态的超常规处理，是对原有机制的一种超越和突破，这种突破在平常不太可能发生，它的合法性始终受到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惯性化力量的抵制和质疑。危机赋予了打破常规以合法性，重要的是，如果继续致力于巩固和推进这种合法性，这种非常、但从长远来说又为国家制度建设所需求的新机制，将能够有效排除阻力，转化为平常时期的新惯例。对于政府来说，充分利用此次突发事件，将危机中迥异于平常的问题处理方式，有力地转化为政府平时机制的一部分，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尽管它是以代价和损失为前提的。”

但愿这不仅仅是人们的希冀，更能成为一种现实!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中共辽宁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