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加大环境损害赔偿力度

遏制环境污染，应当从过去单纯依赖行政罚款逐步转化到注重损害赔偿，从过去仅赔偿受害人直接损失到逐步地增加对生态损害的赔偿，从单一的侵权损害赔偿转向多元化的救济机制。

紫金矿业污染案件，经媒体曝光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紫金矿业位于福建上杭县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污水渗漏事故，9100立方米废水外渗引发福建汀江流域污染，造成沿江上杭、永定鱼类大面积死亡和水质污染。此后，被判罚三千万，该判罚出台后紫金矿业的股票不跌反升，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这一事件表明，单纯依靠行政罚款或罚金的方式来处理环境问题，达不到惩罚违法行为、促使企业改过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污染代价。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环境污染的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违法成本过低。紫金矿业不过是众多的环境治理困局中一例而已，系列污染事故的产生，都因处罚数额过低而广受诟病。

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首先应当看到的是，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一方面，行政处罚并非以损害后果作为确定处罚数额的依据，甚至某些处罚与损害后果并无直接的关联。行政机关也会受其能力所限，难以对有关损害后果进行准确认定。因此，处罚的结果大多远远低于污染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另一方面，行政处罚的制度并不能够为环境污染受害人提供充分的保障。实践中，通过行政处罚所获得的款项是国有财产，应上交国库，而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并没有因此获得补偿。这既不利于保护受害人，且不能通过利益机制，有效地调动受害人主张权利的积极性。环境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责任，公众亦有责任。国外在环保方面特别强调“公共参与”，而“公共参与”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通过损害赔偿来鼓励受害人的积极参与。实际上政府的公共行政资源是有限的，仅仅依靠政府来监管很难担当起环境保护的重任。

其次，在环境污染案件诉讼到法院后，损害赔偿认定机制的不足，是造成目前环境违法成本低的另一个原因。应当承认，“损害赔偿”相对于行政处罚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从公共参与的层面来看，受害人的请求可以对潜在的环境污染主体形成一种压力，且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对受害人提供必要的救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受害人的权益。但问题在于，是否损害仅仅限于直接受害人的损失？就环境污染而言，其损害包括以下两个部分：一是直接受害人的损失，如渔民鱼虾死亡的损害，周边居民饮水困难的损害等；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通常土地或河流在受到污染后，常常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恢复，且治理的费用往往数额巨大。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应当加大力度，以解决赔偿力度不足的问题。赔偿应当与损害相一致，使受害人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这是千百年来自然法上的通行准则，违法者应该对所造成的损害后果负责，将其生产成本内部化，这既是效率的要求，也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环境污染赔偿案件中仅仅只是考虑直接受害人的损失，也并未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计算进去，这种损害主要就是对生态的治理和恢复的费用。 生态环境本身是一种公共利益，破坏生态环境其实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对这种公害，即便受害人没有提出赔偿的请求，国家有关机关也应当介入。必要时，国家可以作为侵权受害人而向侵害人提出请求。

加大环境污染的赔偿力度，确实有可能会遇到企业因无力承担而破产的困境。因此，这就需要通过建立环境保险机制，来预防此种风险。由于环境污染常常构成大规模侵权，即造成众多的直接受害人的损害，在保险之外，还应建立社会救助机制，向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此外，环境污染侵害的不仅仅是私权，还侵害了公共利益。在实践中确实有一些污染受害人可能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主动提讼，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污染行为人的责任。公益诉讼的提起人可以是有关环保部门、检察机关，也可以是有关环境保护组织和团体。公益诉讼的设立也将会为遏制环境污染提供一个有力的保障。

紫金矿业污染案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应当从过去单纯依赖行政罚款逐步转化到注重损害赔偿，从过去仅赔偿受害人直接损失到逐步地增加对生态损害的赔偿，从单一的侵权损害赔偿转向多元化的救济机制，建立侵权赔偿、责任保险、社会救助基金相互协调、互为补充的多元化救济机制，多管齐下，以综合、有力的手段形成强有力的环境保护体制。（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