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许良英先生

2013年1月30号，收到导师李醒民先生的邮件，说许良英先生故去。见此消息心中顿生悲戚，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中国又失去了一位敢说真话、有风骨、有见地的思想家，还在于我与许先生曾有过近距离的“交流”。近距离的“交流”就是我在北京读博士期间，曾四次到访许先生家，先生的和善、睿智、率直让我至今难忘。这里纪念许先生不去进行宏大的评介，我无此资格、亦无此能力，只是想通过回忆四次到访许先生家，以寄哀思。

第一次是在李醒民老师带领下和同门师兄妹去的，时间是2007年11月16日。至今已近六年，时间记得如此真切，需要做个说明。那年9月我去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师从李醒民老师读博士。李老师每月都要定期召集学生，要求学生汇报学习和研究工作进展并随时给予指导，我们称之为“论道”。10月份的一次“论道”当中谈到要带我们去看望许先生。老师回忆1978年报考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导师是于光远先生，于先生太忙了，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就让许先生来指导（关于这一情况参见李醒民：《在思想解放的漩涡中——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经过和多舛命运》），并谈到许先生对学术要求极为严格，对自己的影响至深。我当时还不知道许良英是何许人，回去上网一查，才知道是大师级人物，当然也期待一睹先生的风采。11月16日下午5时，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行六人从研究生院玉泉校区出发到中关村许先生家。到了之后按门铃，一位老者开门，形象定格在我的大脑中：高个、瘦削、背稍弯、银发向上直立、满是皱纹的脸、带眼镜、精神矍铄。后面还有一位老者，是许先生的夫人，后来知道叫王来棣，中国现代史学家。先生夫妇引领我们进入书房，我清楚记得，许先生走路颤微微的，这可能是年纪大的缘故。进到先生的书房中，最醒目的是墙上挂的爱因斯坦晚年像，深邃的目光好像注视着这个空间中的每一个人。

先生早就准备好椅子，落座后李老师向先生夫妇介绍了我们几个，接着就畅谈起来。李老师问候了许先生夫妇的身体，和许先生夫妇一起回忆了80年代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对于感兴趣的内容，我们也不时地参与，其乐融融。许先生当时已八十七岁，思维敏捷，说话方言较浓，初听时需仔细辨别。先生谈到在写一个自传性的文稿，并将写成的部分让我们带回去看。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起合影留念，我们一行与二老告别。先生坚持要送我们到电梯口，和善、睿智的八十七岁老者又一次在我的大脑中定格。

第二次是2009年，想来应该是4月份，哪天记不清了。这次是我独自访谈许先生。这里要交待一下背景。我的博士论文《80年代中国的科学哲学与思想解放》，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访谈学术界和思想界重要人物，许先生当然是其中之一。和先生事先预约，先生听了我的想法后欣然答应，告诉我中午要休息，午后两点半可过来。我按时到达，先生仍如以往，亲自开门，引我到书房。落座后我详细地谈了我的想法和工作进展，先生听后从书柜里拿出已经准备好的三本书。一本是英文原版《科学与异议》，这是该书作者送给许先生的，书上有赠言；一本是许先生的学生王作跃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留美学生的科技史著作，是王作跃送给自己老师的，书的扉页写着“敬赠恩师”；还有一本是许先生自己的一个文集，是台湾的一个出版社出的。

我收好书后，就与许先生聊起来。许先生没谈自己的经历，也没有谈爱因斯坦，告诉我有些东西公开的资料较多，可以去找。交谈的内容着重回顾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的源起，回顾了50年代中期他与于光远就自然科学和哲学中间的这门哲学性质的学科名称有过激烈的争论，是叫自然辩证法还是叫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二人意见不同，后来暂名为“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字样出现在1956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创刊号上，该刊登载的《关于研究规划方案的几点说明》一文中，对这一命名做了说明。到了1957年，该刊“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字样不再出现。）。许先生谈到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给中央领导讲《科学技术发展简况》，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讲稿是由他们五个人（钱三强、仓孝和、许良英、李佩珊、杜石然）合作撰写的，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1980年第15期上，影响很大。许先生还谈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认为这一著作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对当时物理学的前沿“电磁学”没有做出很好的哲学概括。

我专门问许先生，如何看待8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许先生是科学史大师，当然也通晓西方科学哲学。先生指出，8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补课式的传播，波普尔、库恩等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对当时的思想启蒙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他还专门谈到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聊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看到先生显出倦意，我起身请求合影，在爱因斯坦像下留念，然后告辞。先生坚持送我到电梯口。

第三次时间大约是2010年3月，我记得是刚开学去北京，天气还不是很暖和。这次还是李老师带着我们几个一起去的，去看望许先生并祝老人九秩。我们去时买了鲜花，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鲜花上有一小的圆形粉红色纸，用来写到访者姓名和祝福话语，我们写上对先生的敬意和祝愿并附上各自姓名。这样做一举两得，因为前两次到访许先生家，我知道许先生有一个习惯，要到访者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捧着鲜花到了许先生家门口，发现那张写有祝愿话语和名字的彩色小纸不见了，可能是风大吹跑的，大家都没注意到，一行人不禁失笑。

先生还是到门口接，引到书房落座，王老师也从房间出来和我们一起就坐。李老师问候了许先生和王老师身体，先生回答还可以，只是心脏有点小问题；王老师患鼻癌，已做过手术，还在休养。我的感觉是许先生的身体还如从前，王老师的身体则明显不如上次见到的样子了。细想起来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件事是谈论当时社会上左的言论有很大影响，另一件事是当时讨论的很热的普世价值问题。印象深是因为在谈论中我震惊于先生以九十高龄对现实问题如此敏感，和外界联系如此密切。我在许先生家没看到电脑，他自己也明确说过，不会用电脑上网。先生还给我们看了一本书，是别人送给他的，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先生还谈到普世价值，我后来了解到，先生还就普世价值发表过反响甚大的文章。在交谈中还有一个细节，我来的时候带着先生上次借给我的书和我们合影的照片，先生看到那本英文版的《科学与异议》很是惊奇，说这两天一直在找这本书。大家都笑了，先生已忘记把书借给我这件事。一起愉快地聊了约一个小时，我们起身，先生还是坚持送到电梯口。

第四次是大约是2011年5月，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完后的事情。情况是这样的，1989年是“”七十周年，当时社会各界都搞纪念活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召集自然辩证法界学者，讨论科学民主纪念“五四”，其中有许先生夫妇。讨论会后发言要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登载，就在校样已出、准备印刷的时候，爆发，稿子被撤下来。这件事情的口述者是李老师，李老师当时是编辑部主任，这件事情也是他处理的。在事情发生二十多年后，李老师在一次“论道”（大约是2010年）时说起这件事，后来又把当年发言的文本给我，我在博士论文中用了这一珍贵的资料。2011年5月论文答辩后，李老师要我把资料复印件送给许先生（上面有许先生夫妇的文章）。我记得是中午拿过去的，许先生开门，我把资料送到先生书房。王老师正在书房坐着，好像是感冒了，身体不太好的样子。那天可能保姆不在，九十多岁的许先生到厨房给老伴准备午饭，还要我留下来一起吃饭。这次我没太多停留，资料送到，说明情况后即告辞。出来后，回思良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位诺大年纪老人相依生活的场景永铭脑际！

斯人去矣，晚辈后学忆缀点滴，以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