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故事(八)

的上海商业银行

1915年4月17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陈光甫、庄得之等人假上海市宁波路8号举行股东创立会。任庄得之为总董事（董事长）、陈光甫为办事董事兼总经理；同年6月2日开业，初期办事员仅七人，资本额十万元，以“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为宗旨，推动“零存整付、整存零付”，上海商银陆续在南京、杭州、汉口、烟台、镇江、天津、北京等全国重点城市开设分行，成为我国第一大私人银行。

陈光甫与上海商银几乎划上等号，由于陈光甫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1949年战火逼近上海之际，陈光甫于4月25日飞香港。1951年1月1日上海商银香港分行重新向香港政府注册，改组为完全独立的银行，再举陈光甫为董事长，在海外重新布局。

1954年9月4日上海商银在台北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举陈光甫、吴忠信、朱如堂等九人为董事，陈光甫为董事长。上海商银奉准变更登记成立总管理处制，申请变更登记资本额为银圆五百万元，股份十万股，每股五十元，总管理处设于台北市。1960年9月上海商银以台北市馆前路69-73号作为复业后行址。1965年6月16日上海商银在馆前路正式复业，张群、严家淦、徐柏园、陈庆瑜、李国鼎、叶公超等政商名流近千人参加开幕酒会，1970年8月再迁至台北市馆前路28号。

上海商银系1949年以后，唯一自大陆迁台复业的民营银行，迄于1976年7月1日创办人陈光甫以96岁高龄在台北病逝。他对银行的经营理念，包括大陆时期上海商银“一元开户储蓄存款”、“单一柜员制”、“小额信用贷款”的经营理念，都深深影响台湾的银行业界。上海商银在台，于1991年首创“24小时电子银行服务区”，1997年第一家开办网络银行转账服务，1999年第一家开办基金网络下单业务，2000年第一家开办网络小额外汇汇款业务，2002年第一家开办对大陆金融机构直接通汇业务，2004年第一家开办OBU对大陆台商授信业务，都是首创风气，领导潮流，同业第一的创举。

现任上海商银董事长荣鸿庆，系无锡荣宗敬幼子，两岸开放交流以后，台湾上海商银与香港上海商银，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事务。媒体报道：上海商银并持有目前在上海的上海银行股份。

1996年11月7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的邱晴即率中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等大陆金融界人士赴台访问上海商银，表达积极推动交流的意愿。2005年11月1日上海商银在台北主办“沪港台上海银行业务研讨会”，集沪港台上海银行主管46人参加，成为“系出同源企业”成功交流的典范。

2007年9月新加坡《亚洲银行家》期刊评列上海商银为亚洲地区300强银行强势排名第38名，并为台湾地区强势银行排名第一名。

老字号的中国旅行社

中国旅行社是上海商业银行的事业单位，迄今台湾中国旅行社仍然为上海商银全资本转投资的事业。台湾中国旅行社是台湾第一家成立的旅行社、唯一经营报关行的旅行社、唯一投资经营五星级度假酒店的旅行社，更是全台资本额最大的旅行社。

1923年8月1日上海商银总行设旅行部，发售船票、车票及办理游览运输事务，以期发展游览事业，为国家争取外汇。上海商银旅行部于1927年独立，改成立中国旅行社。随上海商银发展，中国旅行社在全国各地设有分社，旅行业务，政府重要公务员出差行程，必由中国旅行社安排食宿，中国旅行社俨然成为国家旅行社，其所发行的《旅行杂志》，在全国都受到欢迎。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中国旅行社由唐渭滨出任社长，12月派顾胜钟来台北筹设分社。洽购日据时期台北圆山附近大和饭店为发展基地（圆山饭店未成立之前，台湾唯一西式饭店），1947年1月大和饭店改称台北招待所，受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委托承办。6月中国旅行社台北分社在中正路公路局西站旁成立，成为台湾第一家现代化旅行社，迄于1949年1月为止，中国旅行社在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甚至于当时台湾东部的花莲各大火车站内都设有服务处，火车车票；并与香港的太古、怡和船务公司合作，往返上海及香港的船票。

1949年4月25日中国旅行社的台北分社以独立公司重行登记，7月22日中国旅行社成立台北招待所，宣布在台复业，并在名称上冠以“台湾”，成为“台湾中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由汪元仁担任新制台湾中国旅行社总经理，朱如堂担任董事长。

中国旅行社在迁台初期，即利用台湾四面临海的优势，带进欧美海滨浴场经营理念，1949年6月起承租台北县淡海浴场，设备包括更衣室、淡水沐浴、橡皮艇救生圈与大洋伞出租、餐饮部、休息室，极具现代化旅游经营概念。

由于1949年台湾当局颁布管制入境，观光客源立刻受限，导致1954年7月《旅行杂志》第28卷7期发行后，宣告停刊，唯中国旅行社仍积极寻求生机。迁台后最有名的总经理为程树仁，其任内尤为奋发。程树仁除任中国旅行社总经理外，也兼任欧亚旅运副总经理，1960年代中国旅行社成为当时台湾地区唯一获准办理欧美、日本旅游的旅行社，即在程树仁任内所交涉成功。

1958年4月台湾东西横贯公路兴修，中国旅行社应政府之邀在天祥兴建一所现代化的招待所，上海商银董事长陈光甫与程树仁亲临勘视，认为眼前虽然亏损，但日后发展必然无穷，于是决定斥资兴建。日后天祥招待所果然成为台湾东部“部级”招待所，落成后，1966年5月21日蒋经国曾陪韩国总理丁一权莅临，1967年12月9日蒋经国又陪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到来。目前天祥饭店一位难求，成为大陆观光客的最爱。

1979年5月5日上海商银在台北市林森北路54号购置永新林森大楼，作为台湾中国旅行社固定营业地址。自两岸交流初期，两岸谈判团体，均透过双方之中国旅行社进行对口；台湾中国旅行社对推动两岸旅游交流，一马当先，不但受到大陆中国旅行社总社的协助，由于其历史渊源，也最受各省旅游局欢迎。

2008年起大陆省级以上领导扩大来台参访，大多指定台湾中国旅行社安排接洽；2010年4月6日上海市长韩正率上海世博局副局长朱雷一行人抵台宣传，即由台湾中国旅行社所负责。

真正的银楼——荣安银楼

1949年5月上海著名的宝昌首饰商店在台湾公告，委托台北市延平北路四段78号的金瑞山银楼，代售宝昌的钻石翡翠珠宝手饰；1949年7月24日上海十大银楼之一的昌记庆云银楼在台北市衡阳路82号正式开设分店，由上海名师驻店，精工镶嵌珠宝钻石，成为上海第一家最老字号、最重要的迁台银楼；1949年11月，台北市成都路35号又有上海钻石首饰行营业，聘请上海与香港的名师来台设计名贵的珍珠翡翠、鸳鸯婚戒，这与当时颠沛流离的时局相较，格格不入，或许这就是近代上海商人在面对战争时，一种处变不惊的心境。

1949年初美援已经完全停止支付。美国政府认为，拨给国民政府的一切援助，随着国军排山倒海的失败，等于交给共产党。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将一切失败的责任，全归予国民政府，国际上的大公司都停止了对华的商业行为，台湾银行的外汇存底枯竭，1950年所开出的信用状，外国银行拒收。

山穷水尽之际，“财政部”只有商请“中央银行”协助，由“中央银行”将位于台北市武昌街49号地窖内由上海等地抢运来台的黄金，重新熔铸，再请延平北路的银楼业界换成现金，支付政府开支，这才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如此可以想象上海迁台银楼的实力。

迁台的上海银楼，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荣安银楼。荣安银楼第一代业主林昌镛，浙江宁波人，1918年生，早年在宁波与定海为老九霞银楼店东并任定海银楼公会理事长，与上海商界关系良好，也与九霞银楼业务密切，代售景福银楼金条金块。

荣安银楼于1950年在台北市延平北路182号开业，当时的延平区，有别于西门町与城中区，是台北市西区最繁华的一条街，也是台湾本省商界聚集所在，荣安银楼能在此处闯出商誉，殊属不易。

荣安银楼固守大陆时期的经营理念，以银饰为主要交易品，争取餐厅与饭店的酒器，以及军公教机关学校各类纪念品（如奖杯、纪念银盘）的订制，1950年代初期起，荣安银楼即跃升为全台湾最著名的银楼。林昌镛认为经营银楼与金铺大不同：银饰的经营远比金饰困难，金饰可以保值，银饰差价在两成以上，银饰有销路，才算得上真正的银楼；一位技艺纯熟的技师打造金饰足以应付自如，但银饰明显复杂，从压模雕花，到打光抛光，必须有不同的师父各负其责，工序既多，损耗也大，没有个三四年的学徒工夫，无法成为精品。在1980年代以前，荣安银楼工厂内制银师父有四五十人，绝大部份系由大陆迁台的老师父，荣安银楼所卖出的饰品，在全球华人社会，代表的是价值与信用，成为台湾的“上海之光”。

抗战胜利，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到了1948年，银元与外币在上海，远胜于法币金圆券，银楼业的信用，也远超过“中中交农”四行，俨然成为地下金融中心。1949年6月15日新台币发行，台湾当局财政部门为避免悲剧重演，订定新台币美金汇率为40：1，数十年未曾变易，银楼即被列为首要的管制对象。

自1948年5月10日颁布《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后，台湾除饰金以外，只要买卖超过“九八五”成色的黄金（如金条金块）与外汇，即有可能触法，常有银楼业者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判处十个月的徒刑，有其经营的风险。

尽管如此，1978年以前，台湾的上海式银楼依然扮演地下外汇交易的角色，笔者幼时常见银楼店员站在店门外，以简单的手势对婆婆妈妈们报着黑市外汇价格。至于大笔国外美金汇款，也可透过银楼转汇，省却押汇、填单与限额的繁复手续，比银行还有信用及效率。当然，荣安银楼也有着这样的功能。上海式银楼讲的是信用，每件饰品，一定开出一张银楼保单，保证饰品重量、卖出日期，以便日后转手交易；以荣安银楼所卖出的景福金条为例，从不偷斤减两，在市场极富信用。

1969年荣安银楼因涉及高雄青果合作社金器买卖案触法，遭到法院，生意大受影响。如今由第二代接手经营，因社会形态转变，银器买卖亦逐渐转为金饰珠宝为主。像荣安银楼这样纯正的银楼，就笔者近廿年在观察，几乎已经在中国人的社会消失。

委托行 在今日上海消失的行业

中西商业交融的上海在1949年以前，曾兴起过一种特殊的商店——委托行。

近十余年来笔者多次前往大陆，不复再见委托行的踪影。笔者近阅读网络报道，欣闻委托行在北京、天津、重庆等地重新出现，唯细读大陆现在的委托行，显与1949年以前的委托行不尽相同。

1949年6月16日“上海荣记委托行”在台北邮局对面开业。1949年8月20日“上海香港百货商店”在台北市成都路19号西门市场正对面开业，性质类似委托行；1949年8月15日上海中西大药房委托基隆市“大美（委托）行”派销“红字黑盒百花露香粉”、“标准雪花十六岁小姑娘”两大商品，百花露香粉在1949年是驰名上海的化妆品牌。1949年8月19日台北市延平北路永乐市场口的“（上海）祥华行”在各大报刊登广告，开卖上海利华织造厂的“远扬牌”、“鹭鸶牌”男女汗衫、“远扬牌”雪花女衫裤、新式茄克羊毛衫。1949年8月“丽安行”在台北火车站前之台北市中正西路27号开业，专营英国洗衣皂、巴黎香粉、女用小提包、丝光毛巾、珠萝纱蚊帐、香港衫、耳环、凡立丁西裤、美国佳美皂、美国力士皂，并设时装部专聘上海名师订作，“约期不误、工钱特廉”，减价期旗袍奉送玻璃衬领、美国拉链。在1965年以前，台北市城中区、西门町、东门一带遍布委托行，尤以上海、江浙人经营者为多。

笔者回忆1970年代，台北的委托行的货品包括有西服、洋装、裙子、牛仔裤、女性内衣、玻璃丝袜、皮包、皮带、高跟鞋、别针、项链、欧美日本化妆品、肥皂、味素、酱油、罐头、饼干、糖果、坚果、维他命、鱼肝油、小型家用电器、洋烟、洋酒、茶叶、瓷器、阳伞、雨靴、太阳眼镜、家具、名家字画、脚踏车、唱片、钟表、玩具，只要想得到的，委托行都有得卖，乃至于欧美日本、中东近东、港澳地区货品，几乎无所不包。

既名之为“委托行”，当然指贩卖“受人委托”的“寄售”货品，物主有船员、空中小姐、单帮客、海关没收、移民国外人士、外国驻华外交军事人员、当铺流当，不一而足。由于稍一不慎，就可能收入窃盗物，担负“销赃”的刑事责任，因此委托行除了信誉良好，具有绝对慧眼以外，也必须与警方保持密切的联系。

委托行不尽然是“个体户”，不尽然全卖舶来品，也不尽然是小型百货公司。委托行的特色包括：“常常只有单一货品，买家要碰运气”、“常卖二手货，有言在先”；“不保证继续供货，只有此次机会”。笔者有位李姓长辈在台北市重庆南路经营委托行，他开的委托行另一大宗业务为中介放贷，以略高于银行的利息（非高利贷），联系供需两方，随借随给，也可以随还随停（利钱），手续简便，比银行灵活得多。笔者另一位朱姓友人的母亲，在台北市北门口开委托行，除了经营日本、香港成衣外，还中介周边店面租赁，委订名厨外烩；名厨外烩居然也可成为“委托”内容，而且还可以提供景德瓷的全套餐具，十分特别。

委托行的规模可大可小，营业内容很难由店名看得出来，今年的主力是服装，明年就可能换成化妆品，委托行的老板个个都是“精到不能再精的人’，商品虽不标价，老板却熟悉每一样货品的价钱。逛委托行的客人，大部分也都是熟客，“讨价还价”成为委托行的特色，老板如果推托“委托人的底价”，一次不成，“生意不成买卖在”，客人三番两次逛逛聊聊，磨到最后的结果，总会主客尽欢。在没有电视的年代，逛委托行是婆婆妈妈们另一种“串门子”的乐趣，也成为“了解世界的窗口”。

1960年代中期以后，台北市现代化的大百货公司兴起，资本密集、货品齐全，厉行“标价”与“不二价”、“开立统—发票”运动，使得委托行竞争力下降，改走服装专业，或改营其他，在台北市逐渐式微。重心转移到台湾北部第一大港基隆市。基隆市距离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琉球与日本福冈、门司只有一夜航程，成为委托行密集发展城市。1960年代全盛时期，基隆市仁爱区有三百多家委托行，主力销售日本成衣，直到目前还有一条委托行街存在，与台北的“精品店”迥异，成为观光客称奇之地。两岸开放交流以后，基隆委托行不时有同仁堂狗皮膏药、虎骨酒、贵州茅台、普洱茶、铁观音、鄂尔多斯羊绒等大陆商品贩卖，成为两岸小额贸易的先锋。

上海杏林与台湾医药业

举凡世界上大城市的医药业必定发达，上海亦然。

日据时期的台湾，台湾同胞从政受到限制，于是最优秀的人才，都朝医界发展，医生在台湾社会拥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1948年底上海建新制药社小儿驱虫消食药粉“鸡金菜”在台上市。1949年年初上海中华大药房“清血解毒丸”在台贩卖，主治伤风感冒、哮喘肺痨。1949年4月上海信谊化学制药厂“食母生”多种维他命酵母在台贩卖；主治各种炎症“消治龙”上市，笔者比较上海《申报》与同时期台北的报纸，大致在1948年以后，上海著名的药品几乎同时在台北发售。

1949年5月，上海华美大药房来台北市城中区永绥路5号中山堂正门前开设台湾分号，“安目眼药水”、“疗百肤药膏”、“速而治针剂药膏”、“清凉痱子粉”，强调“秉总行一贯薄利主义，竭诚为病家忠实服务”。1949年11月16日上海德心堂国药堂在台北市济南路二段23号开设分号，并在徐州路24号设立药栈，批售真参燕窝银耳毛角地解鹿龟驴诸著名药材。

上海药房迁台者甚多。以中药而言，1951年12月庆余堂参药号在台北市信义路二段34号开业，聘有专家代客蒸炼膏滋、定制各种蜜炼水泛蜡壳药丸，对于止咳有特殊疗效，现仍在东门营业，享誉海内外。

在西药方面，上海中西大药房、中法大药房、中德大药房都曾来台开设分号。1948年11月，曾任上海中法制药董事长、中国新药业同业公会主席的许晓初与陈果夫结伴来台养病，有鉴于市场医药几成真空，许晓初遂在1950年6月台北市衡阳路32号创设上海联合药房，开幕时以空运抵台家庭急用的救护药箱，大受欢迎，以后以“专家坐堂、待客寻药、电话订药、到府送药”，名为药房，实则提供各科二十多位名医看诊，视病如亲的态度，使得几十年来上海联合药房都门庭若市。1970年代上海联合药房由李照雄承接，他仍曾自傲地表示，该药房完好保存上海大药房的优良传统，以上万种中西药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1949年4月，上海内科名医胡振华在台北市仁爱路二段5号开业看诊。1949年5月前上海宝隆医院内儿科医师潘家永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21巷25号开始看诊，诊所设x光，接受出诊。前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及上海闻人潘公展等十数人联合推介。同月上海同德医院小儿科教授、上海儿童医院驻院主任吕屏周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56巷8号看诊，诊所设x光，下午提供出诊服务。6月上海小儿科名医徐小圃、妇科与儿科名医吴政在台北市济南路二段23号看诊。6月底上海产妇科诊所女医师谢能在台北市成都路111号开业看诊，又在台北市铜山街11巷2号开设诊所，备有病房接生产妇。7月上海外科名医顾伯棠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9号开始看诊。8月上海中德医院台湾诊所在台北市上海路二段22号开诊，主治妇产科、内外科、小儿科。8月上海外科著名中医生顾筱岩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9号开始看诊，并接受出诊服务。10月上海著名中医姜佐景在台北市衡阳路公园前生行看诊，精治肺痨吐血、胃病、哮喘、妇科、儿科。姜佐景日后所出的《伤寒论精简读本》，几为两岸中医界论方必备之书。11月底上海伟大药房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93号开业，特聘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沈景炎常驻看诊。12月初上海著名朱治吉中医诊所外科医师朱士宗在台北市上海路一段37巷6号看诊。1950年2月南京约翰痔科除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85号外，又在台南市大智街24号开第二分号，由吴约翰院长与吴庆麟博士应诊，强调不开刀，通沪语。1950年2月，上海中德医院台湾诊所在台北市上海路二段22号开业，主治内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备有病房及接送产妇。1950年4月，“乌鸡丸”推广人上海妇科名医韩奇逢在台北市博爱路120号看诊，7月起并到台中巡回门诊。1950年5月，上海济华医院院长、生生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校长刘德博士徐济华在华美药房三楼二楼开办产前检查。1951年10月京沪诊疗所在台北市南京西路185巷16号天马茶坊开业，主治内科、外科、皮肤、花柳。1951年10月上海中国齿科、协和医院牙医李剑如、协和医院牙医刘国岱、耳鼻喉专业张道华医师在台北市博爱路27号上海医师联合诊所开诊。

由上海迁台的“国防”医学院，前身为1901年创办的军医学校，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6月由军医署署长林可胜策划，在上海江湾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及其分校、分所等13个单位，合并组成，成为医学中心制，开始招生。1949年2至5月“国防”医学院分数批迁台；同年6月，由卢致德继任院长，校设台北古亭区水源地。由于在上海时期招到一批相当优秀的沪籍学生，该校师生日后在台的发展，与日据时期全台医学中心的台大医学院师生，共同为台湾医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8年卢致德奉命组建荣民总医院，荣总立刻成为全台最大的公立医学中心，与台大并驾齐躯。

以前台湾的医生多自行开业，有一个单独属于自己的诊所，为小区服务，即是最大的成就。上海来台医界的特色，或个别在大药房看诊，或集中各科名医联合看诊，1950年代在台北市小南门附近成立的中心诊所，是集合了“三军”总医院各科翘楚所组成小型私人医院，以后如宏恩医院、中华医院的成立，大抵相同的模式。由于上海医药界同仁来台，与台湾本省医药界先进相互砥砺，使台湾医疗体系趋于完善，几十年来，在亚洲都居于领先的地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