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为什么变成了两种人

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常常问自己：我对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青年文化（目前似乎没有关于“青年文化”的一致公认的权威界定，如果参照我国官方关于共青团的年龄，即14～28岁之间，“青年”一代大致相当于我们常说的80、90后一代），到底了解多少？对此我是非常怀疑的。

怀疑也就是心里没底。我对青年一代充满了了解和交流的渴望，但是在现实中却感到这种渴望根本不被青年一解。这是很多我的同龄人的普遍感受：他们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他们希望和孩子交谈，但是孩子根本没有和你对话的欲望，他们懒得理你。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最常见的现象是：孩子一放学回家就躲进自己的房间（有点礼貌的则和父母打个招呼），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对父母的问话爱理不理，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吃完饭马上再次像躲瘟神一样躲进自己的小天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应该问“孩子们怎么啦”？还是应该问“我们自己怎么啦”？抑或应该问“我们的社会怎么啦”？

懒得弑父

青年文化的特点本来是激情洋溢，活力四射，充满了反抗性、批判性和颠覆性。他们有一种弑父的冲动。西方上世纪5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60年代的学生运动，都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都是叛逆的。所谓叛逆，其实也就是弑父。中国现代和当代历史上的青年亚文化也曾经是弑父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末的奇装异服、邓丽君热、崔健摇滚等。

但是今天的青年好像失去了弑父的冲动，他们对父辈及其文化采取的是躲避、不屑和不予理睬，最多是无奈消极地应付，一句话，他们懒得弑父，他们对于父辈的文化——不管这个父辈文化代表的是官方文化，还是启蒙文化——完全没有兴趣，连了解和对话的愿望都没有，更懒得去反抗。他们觉得无论是革命也好，启蒙也好，和自己完全无关。用东北话说，他们“懒得勒你”。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两套话语完全没有交流的可能性，相互不理解。父辈想理解孩子，但是理解不了，子辈则连理解的愿望也没有。

可怕的不是代际差异，而是代际隔绝。

严重分裂

当然，说青年一代对父辈文化，特别是父辈代表的官方文化完全不予理睬也不完全准确。

比如，在每年的入学典礼或毕业典礼或其他由学校组织的活动上，我们可以看到青年学子们的官话说的是如此的流畅和动情，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学雷锋做好事”张口就来，他们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的话和官方社论无异。在我来看不可思议、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在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时说的却完全是另一套话语，奉行的完全是另一种价值观。他们在别有用心地利用官方话语为自己谋利的时候脸不红心不跳，他们那么自如地把这一切当作一种表演，他们的犬儒主义和分裂人格已经达到不再有任何分裂感的程度。他们的现实主义口号是：有奶便是娘。

他们中也有一些除了应付官方话语外，还会游戏式地恶搞父辈文化，包括精英文化（启蒙文化）和官方文化（革命文化），几年来长盛不衰的青年文化类型就是所谓的大话文化和无厘头文化。这些文化既恶搞雷锋也恶搞鲁迅，既戏仿语录也戏仿《一件小事》、《卖火柴的小女孩》。当然，也有一部分则连恶搞的兴趣也没有。

无论是表演式的机械复制，还是游戏式的恶搞戏仿，都不是真正的对话交流，更不是真正的认同接受，而是断裂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双重断裂

也就是说，青年文化不仅和官方文化完全断裂，而且和精英文化严重隔绝。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五四”的青年文化和当时精英文化在精神上是高度相契的，它们分享着一系列的文化价值共识，其中有相当部分其实是重合的。比如“五四”新文化的代表《新青年》，既是精英文化，也是青年文化。精英文化和青年文化联手反叛传统文化。

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比如喇叭裤，长头发，邓丽君、《霍元甲》、崔健，其反叛精神和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也是相同的，他们联手反抗“”的极权文化和禁欲主义。

两代人文化的这种断裂和隔绝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价值共识无法达成，如果你完全不能了解你的孩子，你就不知道他们明天做会出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或许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还是那句话：代际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代际（精神）隔绝（虽然物质上子辈严重依赖父辈，但是精神上仍然是隔绝的）。

一点反思

过去在反思这些问题时候，我常常和别的同龄知识分子一样在青年身上找原因，一味觉得他们自私、自我中心、缺乏责任感、消极颓废、犬儒主义、人格分裂，等等。但现在我觉得这样的简单指责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要反思的是：这种隔绝是如何造成的？

一个最直观、最惊人、最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今日的父子两代人绝不仅是价值观、世界观存在分歧，他们简直就没有共同使用的符号、文字、语汇。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连子女们在交往、特别是网络交往时使用的符号都不认识。在他们看来，我们简直就是文盲。话语的分裂是交流断绝的根本。

在我最近的一次课堂上，我让我的一位学生讲讲现在的网络粉丝文化现象。结果她在黑板上书写的“屌丝”“三分”“七分”“土肥圆”等术语，对我而言竟一无所知、如同火星文。如果我连他们使用的交流符号、文字都不认识，所谓交流岂能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对牛弹琴？我们怎么理解他们？

再比如，我们这些人所持的父辈话语，不管是革命，还是自由民主，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还存在多大的关联性？它们除了在社论上机械重复，在公开场合被子辈们别有用心地表演学舌之外，还能深刻地洞穿现实吗？能够进入他们的经验吗？

如果我们和青年们既不分享相同的价值观，也不分享相同的历史记忆，甚至连使用的话语、符号、文字都好像来自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部落，那么，我们到底是两代人还是两种人？

还有我们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不同年代的人分享相同的记忆，是代际沟通的重要机制。今天的代际隔阂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共同历史记忆造成的。有人说，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和我们的子辈因为经历不同，没有共享的记忆，这是两代人隔阂的主要原因。这话很有道理，但是只认识到这点是不够的。

必须指出，因为经历的不同造成的个人记忆差异，只是一个生理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由于没有共同经历而缺乏共同个人记忆的两代人，不见得就不能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如果通过文化符号（包括文学艺术和各种建筑物、纪念碑、博物馆等）得到记录、铭刻、物化，通过制度化的仪式（比如每年一度的纪念反法西斯主义活动），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比如在教科书中认真如实地记录历史上的各种灾难），是完全可以得到传承的（德国没有经历过二战的青年同样具有与父辈分享的二战记忆就是证明），我们和子辈缺乏共同的集体记忆因此不是自然现象或生理现象，而是人为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他们认为“革命”、“启蒙”、“民主”这些父辈话语已经和他们恍如隔世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制度化的记忆剥夺的结果。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