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任在肩的玉米

玉米起田的时候，大姑妈唆使大姑父来我家做了一次客。那一次大姑父在我家坐了半天，话说了一串又一串，但就是没有出现一句话能够说明他这次来访的必要性。最后我只好认定，他是专程来邀请我去他家吃玉米的。

我记得那个夏天大姑父的来访以我的被“劫持”而告终结。我糊里糊涂地就被大姑父绑到自行车的后架上，还没来得及想到推辞的理由，他的自行车就飞快地奔到了我家西边的土路上。

沿土路北行几百米，过三节河桥，向东拐，再过一座老河上的桥，继续北转，再向东拐一次，前行至通吕运河大桥，就是去往大姑家的柏油马路了。要走三十多里的柏油马路，才能到大姑家。

十五年来，这样一段漫长的行程仅仅只能匍匐在我的想象中。作为一个羞涩的男孩，我理所当然地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排斥这种行程。要知道，陌生人的目光是深不可测的，而如此漫长的行程中。该有多少人会对我侧目――十五年来，我从未去过大姑家一次。

我以己度人，揣度父母、伯父、伯母，我的堂哥、堂姐们很少涉足大姑家的原因：不外如此。真正的理由当然并不仅止于此。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始终抱持亲近的态度，任凭万水千山都无法阻挡他的脚步。没有人觉得与大姑的团聚是他们的必须，而产生这种态度的依据各不相同，譬如我的母亲，永远认为我舅舅家的人是她最需要慎重对待的，而我的父亲出于服从我母亲的需要，浑浑噩噩地忽略了他的妹妹。至于我的伯父，是个思维很怪的人，他忽略自己妹妹的理由更是没有正常逻辑可循了。

我们在日复一日的聊天中零星提起我的大姑。普遍存在的一个说法是：大姑经常在家里跟大姑父发脾气。原因大家心知肚明。是的，大姑觉得一年四季，她的家门口连娘家的一条狗都难得看到，这是很丢脸的事情。

女人们通常会落入同一个窠臼，尤其那些在同一方水土里生长的女人，我的大姑和我母亲共同的弊端是：她们都无条件地深爱娘家人，毫无来由地苛责丈夫家族的那些人。大姑从嫁到三十里外的那个忠义乡的第一年起，就与夫家的所有族亲变成仇敌。她在自家房子的一端置上一个硕大的草垛，高度超过草垛西侧她妯娌家的房子。她说，她必须让这家人看不到太阳，因为他们太恶劣了。

我不知道大姑的敌人恶劣到何等程度，但我相信大姑不会是空穴来风的人。因为八十年代的乡村从来都不是后来甚嚣尘上的电视剧里的桃花源，也许它永远都不是，未来也不会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或一群敌人，这样他才可能每时每刻赋予他的生活以方向感。在闭塞的乡村，最容易找到的敌人，就是那些不得不与他们成为亲人的人。

业已存在、很难更改的一个事实是：大姑家已经与临近的族亲断绝往来，如果一年到头她的家门口再看不到一个娘家人的影子，野草长到门槛边上是他们随时都在面临的一个危险景观。大姑心里的危机感可想而知。

若干年后，当大姑去世了，我们才意识到在整个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我们这些大姑娘家的人架子实在是太大了。我们都有自行车，我家有两辆，伯父家有一辆，但我们甚至在过年的时候都懒得去给大姑长脸、争光。

那么现在，这个夏天，我作为大姑生活中罕见的一次令她长脸、争光的机会，是重任在肩了。

我其实并不晓得那些暗暗涌动在乡间的根深蒂固的道理或非道理。我只有十五岁，对我来说，旅途的艰辛是最迫切需要去抗拒的。所以我伏在大姑父的背上，固执地纵容自己不爱说话的天性，迫使大姑父不断转过身来，很大声地取悦我。要知道，我随时可以解开胸口的绳结，跳下自行车的后架，反方向狂奔而去，令大姑光荣一场的梦想灰飞烟灭。

大姑父是个很可爱的人，当他后来先于大姑去世，大姑因为失去了唆使的工具进尔与娘家人也几乎断绝往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大姑父是一条多么珍贵的纽带。漫长的三十多里地，大姑父给我讲了很多我至今根本无法忆起的笑话，才得以将我安全、顺利地运送到大姑面前。

玉米还算好吃。大姑家前面满满当当种了超过两亩地的玉米。从远处看，她们家的房子被浓密的绿色层层淹没。大姑父带着我渐渐骑向他家门口时，我听到了欢呼声。我的两个表哥负责呼喊我的名字，我的表姐负责远远地就凝视着我微笑，而大姑则负责保持随时可以奔向玉米地的姿势，一家的其余四人，就这样以联欢会的排场迎接我的光临。

玉米很快就煮在锅里了，挑的是不老不嫩的最好的那种玉米棒子。当天晚上，他们把八仙桌抬到房子前面，把玉米盛在铜盆里，央请我不停地吃。

我很到了难堪，因他们过分炽烈的迎客态度，也因为我实在吃不下去但又要迫于盛情不得不表演着吃。于是，十五岁这个稚嫩的年纪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当天晚上，我就用沉默向他们直陈我对此次来访行动的深重悔意。

大姑勒令她的小儿子策划一些能挽留住我的活动。小表哥是个很嬉皮的人，他有一种非凡的才能，就是能够当着父母的面表达一个青春期男孩对女人的向往，而且他敢于直接动用具体的女性器官来完成他的表述，最可敬的是，他能够把所有人都逗得乐不可支从而忽略他的粗俗。他本事大到此等地步，哄我还不是小菜?

我很快喜欢上了他的言论，并因此愿意暂时放弃赶紧离开的念头。第二天晚上，我们继续吃了一些玉米，由小表哥带队，沉默的大表哥作陪，我们去北边新开张的村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这是一部在内容上能及时配合小表哥言论的影片，核心情节是一个下层阶级的已婚妇女遭到了农场主的。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小表哥不停复述电影的这个核心情节，并摹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那位女主角尖利的哀嚎，培育我对这个家庭的依附感。他的努力卓有成效，我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不要再产生离开的冲动。

大姑笑得合不拢嘴，从早到晚。那个夏天他们一家人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去做。他们团团将我围住，煮玉米的煮玉米，说笑话的说笑话。有几次，我看到大姑故意走到那个草垛的顶端，向草垛后面的房子露出背影，把高亢有力的笑声尽可能多地释放到她的身后。从大姑家低矮的两间头瓦房的里里外外传出的欢声笑语与那个平静的夏天很不协调，但又让我感觉到它们显而易见的珍贵。

有时候我的小表哥会神经质地拉下脸来，忧郁地跟我遥想未来。他在附近的中学读初三，成绩好到了能光宗耀祖的地步。彼时，大表哥已经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小表哥无疑会成为村里第二个高中生，为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子里的特立独行添加更为确凿的依据，大姑有什么理由不大笑特笑呢?她只是在等待机会来表达她内心的骄傲。我的到来作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有什么理由不由大姑紧紧抓握?

大姑父也总在笑，由于慢声细语的缘故，他的笑要显得甜一些，与大姑那种张扬的笑相得益彰。鉴于我对这个家庭先前绝对的陌生感，现在如此完善的一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每每令我恍若梦境。我依稀想到，眼前的一切可能都是不真实的。它们最终会像一缕漂亮的玉米穗一样萎掉，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句号。

我开始变得呆滞，在他们喜不自胜的时候，总是木然望着前面的玉米地，不置一词。我的小表哥终于发觉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在我到来的第四天，便闭上了他的如簧巧舌，他开始去房子后面独自钓鱼。他终于开始向我表现一个聪明孩子对一个木呆孩子的蔑视，即便我踱到他的身后，他也故作不知。

大姑很恼怒，她又开始发脾气，像传说中我听说过的那样。她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小表哥喊叫，刘SH，你不晓得人家是客人吗?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玩?

表哥刘SH对他的母亲翻白眼，索性跑得无影无踪。取悦我的任务不得不移交到沉默的大表哥身上了。这是一个极其温和的大男孩，一脸的粉刺都盖不住他的纯洁。他手足无措不停地走到我身畔，问我要吃什么，想不想看某一本他最近读过的科幻小说?眼见他那么地拙笨，我矜持的表姐也自告奋勇地加入到取悦者的行列，她去房子东头把几只原本打算留下来明年作为种子的蕃茄摘下来，洗好了，一个一个地拿给我吃。他们越是向我刻意示好，我却越是难堪。想家的感觉无可挽回地攫取了我。

我终于十分坚定地向大姑提出了回去的请求。大姑理所当然地挽留再三，并真挚地流眼泪，可是我归心似箭，就算刘SH重新变成一个嬉皮的人，也无法令我回心转意。不得已，在1986年夏天的某个早晨，大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绑了十几斤精挑细选的玉米，把我圈在三角架上，请大姑父再次出山，自行车沿着漫长的柏油路快速向南折返而去。那是我这一生唯一一次去大姑的家。由于十余年后大姑父、大姑的相继过世，他们的家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