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危”为“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本次金融危机的导火案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泡沫的破裂。就其深层次的原因，全球经济失衡是罪魁祸首之一。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失衡，不断有学者提醒，持续失衡的世界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但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世界经济严重失衡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来自于美国过度透支未来财力的消费。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自身消费不足、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低水平扩张产能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同时，由于近几年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石油输出国积攒大量美元，为了寻找获利空间，这些美元流入国际市场推高资源价格和资本市场价格进行投机或回流美国，供其借贷消费。这也是加剧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全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的失衡：即主要经济体自身的消费与生产失去平衡、主要经济体间的国际贸易失去平衡、当前与未来失去平衡等。

世界经济应当作出调整

世界经济未来要走向健康的新模式。首先要解决经济体自身的消费与生产失去平衡的问题。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是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因此经济转型也必须从美国开始。因此，美国必须解决过度的透支消费、金融服务业在经济中比重偏高、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等三个问题，改变纵容居民过度借贷消费的政策，引导国民注重储蓄、量入为出。同时。对金融业要加强监管，限制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杠杠化、泡沫化。另外，为了解决美国劳工成本过于高昂，使得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美国必须解决美国劳工阶层贵族化、工会权力过大等问题。

对于亚洲主要经济体来说，必须改变无限扩张产能和依赖出口的局面，做到自身的生产与消费保持基本持平。亚洲地区必须深刻了解到为什么本国储蓄率居高不下、为什么国民消费不振。因此，除了必须改变分配体制外，亚洲地区更要转换原来的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的基本思想，放弃“世界工厂”的虚名，放弃追求经济规模的“GDP崇拜症”，而把思想放到追求国民的福利上来。

我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显现的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和知识的比重越来越低。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的问题逐渐暴露，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走不通了，经济下滑，社会矛盾凸显。

21世纪最初几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但是转变一直没有得到实现。其次，由于中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利用劳动要素禀赋优势和国内的自然资源优势，走一条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近些年，我国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保持巨大顺差，积累了将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到了2003年，出口需求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显现。等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种矛盾都同时暴露出来，就使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式显得更加复杂和难于处理。与10年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时代背景”相比，中国经济结构已然大变样，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从1995年的近40％逐年上升到2007年的约67％。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

对于应对本次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应吸取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经验。当时，中央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主的财政支持填补了外部需求暂时下滑造成的缺口。当全球经济恢复增长时，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已经占据了最佳位置，因而得以抓住全球贸易上升带来的机遇，使中国形成了外向型增长模式。中国近些年从中获益匪浅。但是近两年，此模式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可持续性，遇到诸多麻烦：贸易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国内资源消耗过量、环境污染严重。况且本次危机之后，外部需求是否会加速回复，值得怀疑，因为本次危机横扫全球主要经济体，而不像1998年只有东南亚遭殃，所以经济快速恢复的几率很小。当外部需要没有及时跟上时，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拉动不可持续，到时经济还会陷入麻烦。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初衷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大，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刺激民间投资意愿增强，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动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实际执行的情况是，积极财政政策对防止经济失速的效果是明显的，1998――2002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6％，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财政支出主要专注于基础设备投资，而当时经济变革的方向却截然相反。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将员工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包袱转移给家庭。因此，家庭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住房和医疗支出的增加。正如1999年至2003年间家庭储蓄率的显著上升所示。此次经济政策加剧了我国内外失衡，内需不足，严重依赖出口，为这次遭受外部冲击，埋下了伏笔。

四万亿投资的分配应考虑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

虽然四万亿投资将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应看到，四万亿投资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保持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应该看到我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并未解决，经济结构畸轻畸重、民众消费能力低下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由出口和投资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型也还远未完成。

本次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已经迅速做出反应，出台的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举措，刺激经济增长力度之大几乎前所未有。虽然加大了对民生的投资，以降低预防性储蓄，并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但是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还是占的比例过大，其对创造就业岗位能力有限；政府花费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项目资金有限，只有有限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医疗、廉租房、教育、养老金以及社会保障，而这些措施有助于支持消费并重新平衡经济增长。

分析四万亿投资分配方案可知，用于基础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费用在中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最大，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长期偏低。以教育支出为例，中国教育经费在2007年是全球总教育经费的0.78％。而人口则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近几年还有不断下降趋势。我国教育支出与GDP之比，医疗卫生与GDP之比，均大幅度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投入全民社会保障份额较少，目前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都制约人们不敢消费。在外向型经济调整的背景下，老百姓不敢消费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中央财政可以借此调整机会，在全民社会保障领域大有作为。只有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大幅提高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才能实现内需型增长。

我国应该采取的措施

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还是在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方式上。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出现的问题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解放思想，必须采取科学的发展方式。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压力面前，如果处理得好，会开创出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格局，挖掘出一个大国消费市场。

我国应借助此次机会，化“危”为“机”。概括说来。一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关闭那些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的工厂，实现国家一直提倡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二是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三是转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四是放弃长久以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行资源集约型、健康长久的发展模式；五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为我国今后长久的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