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8 06:03:11
摘要：对于诗与哲学的对立统一，很多当代文学家和哲学家都趋向于二者在对抗中走向融合，并且力图找到促成它们融合的契合点。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提出的“诗的终结”和“见证的不可能”等理论从哲学角度对理解诗与哲学的内在联系和发展作出了新的阐释。他以其哲学研究中固有的对“存在”和“语言”的关注提出“沉默”可以被看做是复活的语言，从而缓解诗和哲学对“语言的焦虑”以调节二者的矛盾。同时，他提出的“见证的不可能”也为在文学批评和解读中达成文学与哲学对抗中的融合开拓出新思路，即通过“非（去）语境化”寻求“见证”的“权威性”。
关键词：吉奥乔·阿甘本；诗学；诗的终结；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B82-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14-04
谈起诗歌的终结，就不得不让人联想起诗歌的死亡，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诗与哲学这一从文学和哲学产生之日就开始的论争。多年来，诗一直受到理论的摧残以及约束，而就在它看似快要败下阵来时，很多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家、哲学家却在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更多地开始关注文学与哲学在对抗中的融合。所谓的诗化哲学家和哲学化诗人也不断地为诗辩护，并意图寻找一种凌驾于诗与哲学之上的语言，由此为哲学和诗都找到出路。
1942年出生于罗马的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rnben）便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主要关注语言、在场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由于深受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阿甘本在其哲学思想中也赋予语言极大的重要性，把诗歌作为哲学研究的工具，而他的哲学思想被誉为连接海德格尔、古典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桥梁。他的著作描述了一个从传统哲学思想到后现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体系，并着重研究了至今仍支撑着传统哲学的那些主题——与语言、思想和艺术表现相关的问题、同思想相关的形式问题以及存在、技艺和律法等概念的社会学与伦理学维度。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提出后现代对于身份政治的强调，如何促使任何社会研究都必须重新回归到以伦理学作为其中心。在《语言和死亡：否定之处》一书最后一章，阿甘本通过考察政治、社会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结论：语言实际上是一个集合的声音，这样它任何时候都是时代文化精神的宣言书，必将促进对伦理学审慎细微、持续不断的思考和探索。阿甘本近期的一系列著作不断探讨着传统哲学的主题，其功绩在于，他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哲学家们业已提出的那些基本的社会与伦理问题的思考，整合出当代人对于知识、语言和政治的认识与理解，从哲学角度为文学批评以及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诗的终结与沉默——复活的语言
阿甘本在《诗歌的终结：诗学研究》中引用了罗·雅克逊的话来为诗歌下定义：“诗就是在声音和意义中的犹豫不决。”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自己对于诗歌终结的看法：诗歌被看做是声音与意义的协调，到了诗歌终结时，其平衡就会被打破，所以要通过给诗加结尾来拯救诗歌。对于这个结尾的形式，阿甘本更倾向于声音，而且他认为处在意旨意义和纯粹声音之间的诗歌就应有那些读者不熟悉的、模糊的词语和声音。去诗化，就是去体验语言的死亡，就是复活死去的语言，而诗更多的价值体现在其声音。
与此同时，阿甘本还在《诗歌的终结：诗学研究》中通过丹托的话，提出了沉默是拯救诗歌的最美的终结。在阿甘本看来，沉默是真正的语言，是最接近于人的自然语言的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沉默集语言的死亡与重生、声音和意旨意义的对抗统一于一身，将最终体现诗如何表现文学与哲学的融合。
阿甘本对诗歌的终结的阐述可以看做是其对语言重视的产物。他提出，语言可以帮助调节诗与哲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只有将诗与哲学结合起来，才有希望得到真正人性的欢愉。因为正如哲学一般，诗也同样受到了语言的限制。在阿甘本看来，“诗的终结”是协调、融合的源头，如果诗歌只能存在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交叉，那当诗歌终结时，就应该就到了二者融合的时候了。而诗歌最美的终结——沉默可以被看做是哲学与文学相融合的契合点，主要是由文学与哲学的对抗统一体现对抗中的最终融合和诗歌的终结体现的声音与意义的对抗统一性决定的。
事实上，对于哲学与文学这一古老论争，无论是思的支持者，还是诗的维护者，都曾在其融合这一点上做过研究，而其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二者的同源性和在语言上的交融。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曾就语言的表述功能揭示了文学和哲学的同源性，他认为：“与其说它们是表达暂时的情感，不如说是表达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与此颇为相似。他从根本上否认哲学与文学的对立，认为文学话语与哲学话语具有共同的本源。“隐喻字看来包含在全部哲学语言中，一点也不比哲学讨论中所谓的自然语言，即作为哲学语言的自然语言的用法少。”哲学与文学的共同点正在于隐喻。与文学一样，哲学中的隐喻也是无处不在的。
近年来，很多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把关注的焦点更多地投放到文学的思辨能力上，而他们在做此论证时，又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诗意两种表达方式的同源性与融合性”。他们认为，西方思想的发展无不充斥着诗与哲学的交替发展以及融合，而所谓西方的形而上学也是在柏拉图之后诗的“理性转向”。诗与哲学在语言上的契合使得它们之间的对抗和融合交替仍将成为二者发展的必然趋势。
海德格尔也曾探讨了由于语言的存在和载体功能使诗与思所产生的必然的联系，并形象地描述了二者的交融性和自二者生成之日起的不可分割：“诗活动在说的元素中，思也一样。当我们沉思诗，就发现自己已处在思活动于其中的元素中。”由此可以看出，诗与思因为语言而产生的相互依托也很有可能因为语言的误用甚至是死亡而走向深渊乃至终结。诗人会因日常语言对于现世的依赖而力图寻找一种能摆脱干扰并体现事物本质的新语言，即诗人的语言，从而避免诗的终结。同时，很多哲学家也表露出对语言的不放心和焦虑，认为现今所谓的语言还不能完整准确地表露自己的思想。因此，只有复活语言，破除“语言的焦虑”，才能还“诗”与“思”的本真，二者才能在固有的对抗统一中找到新的出路。
就这一点来看，阿甘本提出的诗的终结无疑为解决语言的焦虑找到了办法。沉默是没有语言的语言，这也是当代西方理论家所追求的东西，20世纪哲学及文学理论语言的诗化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同时，作为诗的终结的沉默由于诗的终结是“协调”，体现着声音与意义的对立统一，这一特性与文学和哲学在对抗中的融合契合，所以将沉默视为哲学语言诗话的成果是合情合理的。即使诗的终结无法达到最美，一些诗人（如Pascoli和保罗·策兰）也会用一些纯粹意旨意向的词语来完成诗的终结，从而达到诗中声音和意义的协调与融合。而声音相对于诗中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来说，更接近诗最美的终结——沉默，它应在对诗的阐释中更受重视。这是因为，声音相对来说更不受历史语境的影响，更能够体现语境化与非语境化的辩证统一。
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一些后现代作家和文学评论者的视野里，也是渐渐趋于在文学作品（比如小说）中寻求思辨，并以虚构的作品进而影响社会对道德以及知识的理解。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把他创作的小说人物称作‘实验性的自我’，既展现了附着于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的困惑，又叩问并敞亮了过去的文学、哲学或诗歌所未曾发现的一部分存在”。他“十分推崇建立在怀疑、诘问、思考基础上的小说形态，且甚至认为小说对人的状况展开的思考和探究较之于哲学更丰富更深刻”。
由此看来，文学在当下也不仅仅是脱离理论而仅体现某个历史时期特征的“实证”，特别是在如阿甘本这样的哲学家看来，见证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在作品中的体验，也是不具权威性的。于是，文学有可能提出的洞察社会的思辨能力便成为突破文学与哲学的对立从而在融合中提高文学所体现的社会本质内涵的“权威性”的新思路和发展方向。
二、见证（体验）的不可能与非（去）语境化
除了“诗的终结”以外，阿甘本对文学与哲学对立统一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提出的“体验（见证）的不可能”为文学批评中的非（去）语境化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基础。
阿甘本在其著作《幼稚期与历史：体验的毁灭文集》中曾提及体验的贫困以及毁灭。他说：“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转化成为体验，他被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折磨得筋疲力尽……事实上，失去或者不能传递体验或许是他所能宣称的少数能自我确认的东西之一。”他认为，生活中的体验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任何感知个体都不具备体验的权威性。当然这也包括他一直推崇的语言，所以他才有语言之死亡与复活的论调，而在文学批评当中，这便与“去语境化”不谋而合。如他所说：“因为体验的必要关联不是知识而是权威，也即是说，语词和叙述的权威；现在看来没有人拥有足够的权威来保证体验的可靠性，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也不会想到他们自己的权威植根于一种体验之中。”由此看来，阿甘本不但判定了语言这一主要艺术和知识载体的死亡，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在文学文本解读和诠释中应该考虑到的问题：既然一切体验都不可能，或都不具有权威性，那么任何在文学作品作者或读者的个体体验背景下的诠释都是不具有权威性的，而要找到文学所要探求的社会以及道德的内在本质，或那个“最有权威”的东西，现下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去语境化”了。
对于阿甘本描述的语言作为具有权威性的艺术体验载体的“无能为力”和“不作为”，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例如凯特·拉芙就在《穿越语言而生存的艺术的体验》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在艺术阐释中过度追求“体验权威性”的弊端和片面性，认为如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艺术理解和表现以及批评中的“去语境化”的话，那个“本质”就是“去语化”后更应关注的东西。
除了与文学和哲学对立统一的特性相契合以外，阿甘本还在《奥斯威辛的残余》中提出了“见证的不可能”：“在奥斯威辛，见证是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但见证并不那么容易，很多人都选择沉默。”见证（witness）这个词在拉丁语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是“目睹”，一是“见证”，即经历了一件事。而见证是不可能等同于“目睹”的，真正的目睹者应该是“完全的目睹者”，是没有经历过也无法承受见证的。而所谓的见证者无论如何都不是第三方，尽管经历了一些事，但没有人能见证地证明一些事。见证不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去作证，有见证人自己的倾向。阿甘本认为，语言无法见证。有些诗人就是用沉默和模糊的语言在诗中来表达自己的倾向。比如诗人策兰（Paul Celan），其诗歌中非语言的“背景杂音”“噪音”以及“唠叨之声”，在阿甘本看来是一种词与声音相分离的东西，其诗歌的独特性即要表达一种沉默。
因此，阿甘本认为诗歌是在现代社会中“体验”消失的背景下的最后的庇护之所，但他同样也指出诗生动地描绘出体验的毁灭，特别是那些与现今社会冲突的图像和隐喻，它们被看做是一堆堆零散的事件。故此，现代诗人便理直气壮地辩称自己是社会的“权威”[3]（P204—209）。而不幸的是，作为诗歌载体的语言也无法摆脱“主体化”，犹如宗教教义，虽被阿甘本视为解决诗歌与哲学矛盾的方法，时代赋予语言的印记使得即使是宗教教义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在《生命政治与主体性（上）阿甘本访谈》中，阿甘本再次提到了奥斯维辛和见证的不可能，提出“在奥斯维辛，证人见证的只是自己的去主体化”，而要达到体验的权威就要在语言和沉默之间界定一种主体范式，平衡主体化于去主体化，找到“处在两个过程之间的间隙”，从而避免“主体化”的有可能产生的“隶属化”并最终拥有一项“一般原则”，即具有“权威性”的体验。在访谈中，阿甘本这样说道：“我不认为还会有任何可能返回到明确划分公共与私人、政治身体与私人身体等等区别的各种古典政治学的对立中去。因为它将成为新的生命政治的场域。我在关于奥斯威辛的书中曾对此有所涉及，谈到证词，我把证人当成了一种主体性的范本，因为它们只有通过自身的去主体化才能成为主体。证人见证的不过是它自身的去主体化。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我实际上致力于在主体化与去主体化之间，在语言与沉默之间界定一种主体范式。这不是一个实质的空间，而是处在两个过程之间的间隙。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还没有触及一种主体性的新结构，它非常复杂。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项原则。我认为，只要我们不倒退到一个主体化同时也是隶属化的过程中去的话，我们是可以拥有一项一般原则的，那就是仅仅在战略或策略的框架内成为一个主体。这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那些运动和我们每个人的实践中去发现这些可能的场域。这在哪里都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借用福柯关于自我的呵护的概念，把它运用到其他领域。我们应该关注向我们提供这种领域的任何东西。这些仍然非常含糊，但是它们能够为少数人的生命政治提供范式。”
由此看来，阿甘本主张的见证的不可能或体验的不可能为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发展的非语境化——辩证的“语境化”提供了有力论证。阿甘本想通过“复活语言”而寻求体验的权威性。就体验的权威性来说，“去语境化”或“沉默”则是为文学与哲学相互融合以增加体验权威性的形式找到了出路。
所谓文学批评的“语境化”以及“非语境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出自马克·爱德蒙森的《文学对抗哲学》。爱德蒙森在为诗辩护的同时提出了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与融合的辩证统一。在他看来，要想开辟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新路，就要既看到对抗——把文学语境化，但也不能仅仅拘泥于特定语境，应该做到“非语境化”——即辩证的、新（弱）历史主义的“语境化”。爱德蒙森同意读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把文本放入其历史语境来阅读。然而，读者应该把一部作品语境化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关系到趣味，能做到不把历史语境当做另一个手段参与哲学对艺术权利的剥夺，需要相当程度的沉着与理智上的诚实。
事实上，阿甘本在上述访谈中也体现出了他对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探讨。换句话说，生活总是同时由两个状态构成——个人的与非个人的。它们总是相关联的，即使它们清楚地分离着。与每个生命相关的非个人权力的秩序可以称做非个人的，而去主体化是碰撞这种既超越我们又给我们生命的非个人权力的日常经验。“对我来说，这是生活艺术该有的问题：如何与非个人权力相关联？主体如何与这不属于它并超越它的权力相关联？这可以说是诗学问题。罗马人称之为天赋，一种生活由之产生的、非个人原则。这里又有一种可能的模式。主体既不是意识主体，也不是非个人权力，而是处于两者之间。去主体化并不仅仅存在黑暗的一面。它并不是单纯地毁灭所有的主体性，它还有更加多产而诗意的另一面。”
由此可以看出，见证的不可能实际上也就是在说“绝对的语境化”的不可能。在文学及理论逐步走向积极的融合的背景下，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不能只看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语言的解释，从而用过去来阐释手头的作品，还要辩证地看它。既要考虑到文学作品创作者所存在的时代背景和其个人创作喜好及特征等语境对它的影响，又要顾及语言的不可见证性，即探索语言之外的因素的意旨意义。而后者往往更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更接近对作者及其作品的本来面貌并对其做真正的“见证”。
三、结论
阿甘本从哲学角度对诗的终结的理解无疑贯穿着他用沉默复活语言从而用这复活了的语言挖掘社会、道德以及知识本质的理论。近年来，阿甘本还试图用政治的不作为来诠释诗的终结或不作为恰恰是为艺术的发展找到了出路，并解决了文学与哲学的对抗，推动了二者的融合。具体到文学批评中，就简单概括为以新历史主义角度来批评艺术——去语境。阿甘本在他的《艺术·不作为·政治》中指出，诗并不简单地在开发语言某种新的潜能而使其交流和信息功能失效，而是用斯宾诺莎的术语来说——把语言还给其说话的力量的那种（对）语言的沉思：“如此，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就是对俄罗斯语言的沉思，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歌（Cantin，Songs）就是对意大利语言的沉思，兰波的《彩图集》（Illuminations，或《灵光集》）就是对法兰西语言的沉思，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和英格博格·巴赫曼的诗歌就是对德意志语言的沉思。”
诗表面上使语言的不作为实际上是对作为社会、道德和知识乃至存在载体的语言的沉思，是破除自然语言的束缚而寻求体验“权威性”的必经之路。基于此，阿甘本更做出如下判断：“艺术天生就是政治的。”他认为艺术通过使人类感官和习惯停止活动而对其沉思并开发其潜能以求新的作为，因而艺术渐渐“快要成为带有政治和哲学的艺术”，从而促成了诗与哲学的融合。而艺术要想完成这个使命，使政治和哲学在“不作为”中求得新的作为，就不能依旧遵循平常的看待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这里，阿甘本虽然仅仅把诗作为政治不作为的一个例证来说明所谓的“不作为”其实是以沉思复活潜能的过程，但实际上他还是将其理论的重心放在了印证诗的终结对复活看似死亡或处于尴尬地位的语言的作用，而且表述了诗在平衡见证的不可能与文学批评中的语境化，即通过沉默来复活已经死亡的语言来使文学和哲学在“非语境”的背景下趋于融合和统一。
“政治的不作为”的这一思想，也对很多当代艺术家、作家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启发，为文学与哲学的融合逐渐找到了一条出路。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去语境化”。以诗的终结和见证的不可能为基础的哲学思想不仅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诗与哲学多年来的对立统一，同时也以沉默作为被复活了的语言以及“去语境化”为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尝试去完成见证和体验的权威性，完善语言作为理解社会、诠释知识与伦理道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