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代的自然美观念

摘要：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性认识，它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自然美观念。从殷商文献中对于“帝”“天”以及“天道…‘天命”等概念的频繁使用，可以见出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的最隐秘的原初意识。对于大自然令人恐惧的力量的震怖与惊异，决定了殷商时代“畏威”的自然观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原始先民“尚力”的自然审美图式。殷商时人的自然美观念，透露了原始崇高美的诞生过程，可从审美心理学的视角对原始崇高美的美感心理特征进行尝试性的阐释。

关键词：环境美学；帝；天；畏威；尚力；原始崇高

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06-04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性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毫无疑问，这些根本看法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自然美观念。因此，要考察中国古代的自然美观念，就有必要考察处于基础地位的古人的自然观。本文拟从殷商时人的自然观人手，探讨殷商时代的自然审美图式。

在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思想中，“自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从大自然的角色最初是由“帝”或“天”来充当就可以得到某种说明。“帝”“天”以及“天道”“天命”等概念的频繁使用透露出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的最隐秘的原初观念。

一、殷商时代“畏威”的自然观

远在殷商时代，“帝”的观念即已出现。《礼记·表记》谈夏商周三代文化思想的异同时，曾说殷人的特点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这可以说是对商代文化思想的准确概括，即殷商文化特点是“尊神”的，而且“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卜辞看，殷人所“尊”的“神”涉及范围很广，如天神系列的上帝、风、云、雨、雪，地祗系列的社、方（四方）、山、岳、河、川。不难看出，这明显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延续。而在殷人所崇拜的诸多神祗之中，又以“上帝”为最尊。所以，我们经常从卜辞中看到，风、云、雨、雪、山、岳、河、川固然是各有职掌，但是它们的职事上帝也还兼管着。如卜辞中提到“帝其令夕雨”“帝其降馑”等即是著例。“帝”能令风雨，又能降饥馑，说明风、云、雨、雪、山、岳、河、川最终为上帝所统辖，因此“帝”便有自然的主宰义，换句话说，在殷人那里，“帝”实质上常常指的是大自然。

而“天”的初始义是指“天帝”或者“上天”。这一观念在殷商时也已出现。从《尚书》今文来看，《尚书》中的商书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这里的“天命”是一主谓结构，与后来的“知天命”等偏正语词中的“天命”不是一回事。“天命”，犹言“天令”。《汤誓》还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天”而能“令”，“天”而能“罚”，说明“天”为人格之天，并且能主宰人世政权的兴替。这样的“天”，当是指“上帝之天”或者说“天帝之天”。

商书中另有一句极为相似的话，可以支持这一论断。据《汤誓》记载：“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里不难发现，所谓“上帝”其实也就是上文所引商书同篇所称说的上“天”。如果我们将“上帝”与“天”互相交换，引文意义并无实质性变化。“天命殛之”，可以转换为“帝命殛之”；同样，“予畏上帝”也可以表述为“予畏上天”。所以，从文中所述来看，“上帝”与“天”应是异名同指。

除了在今文《尚书》中所出现的“天命”“天令”以及“天罚”等说法，在古文《尚书》中还出现了“天道”“上天”以及“天休”等提法。如古文《尚书-汤诰》记述克夏之后，汤归毫告于诸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福善祸淫”的“天道”、能够俯听人王求告的“上天”以及“天休”与今文《尚书》中的“上帝”之“天”并无实质性差异，都是具有强大意志和力量的神格化存在，但新提法的出现可以说明“天”作为涵盖性更大的概念在逐步代替“上帝”的概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尚书》中，“天”的概念作为神格化的存在，除了作为大自然的主宰的角色以外，往往还是人世历史及其命运的主宰。应当说，充当大自然主宰的角色的“帝”甚至作为人世历史及其命运主宰的“天”主要是殷人的观念。殷商文明的特点是带上了浓厚的原始宗教意识对于大自然令人恐惧的“帝力”的震怖与惊异。总之，殷人的文化相对来说是“尚力”的，人们相应地对于大自然令人恐惧的力量起“畏”的态度。

自原始社会，以迄于夏商周三代，一定程度上甚至延及至后世乃至今天，自然一方面是人类生存的依托，一方面又是人类生存的敌人。原始初民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很低，支配自然的能力很差，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他们过着“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生活，不过是“植立之兽而已矣”。在这一时期，人类基本上处于野蛮状态，凭着本能过活，接触外界事物全靠感官印象，对于周围大自然的种种自然力量和灾害，如雷电、洪水、干旱、瘟疫、猛兽的出没既不能支配，也无法抗拒，这样在他们的思维世界中，种种自然的威力既是神秘的、可怕的，又是难于理解的，因此，这一时期先民对于自然的总的态度总是与恐怖、畏惧等情感联系在一起。

畏的情感的产生，缘于自然既无法解释又难以预测的巨大威力。人类自诞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环境即自然物和自然力带给人的影响。人类的生存，极大程度上受制于环境或自然条件的变化。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台风、暴雨、洪涝……这些破坏力极其巨大的自然灾害一旦降临，就会带走很多人的生命。通过与自然物的接触，原始先民朦胧地感觉到自己与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这些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的区别和联系，朦胧地认识到这些自然力量的强大。

据《淮南子》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艋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这些场景和灾难我们今天视之为美丽的上古神话，实际上却是原始人在自然面前无可奈何的历史记忆的曲折反映。在自然所造成的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朝不保夕，随时有失去的可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狭渝、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十日并出”当然不可能是历史的事实，但这则记载却充分地说明了早期人类在大旱来临时艰难的生存环境。而自然界其他生命形式也随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所谓“狈输、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这些神话传说中的怪物实际上都是夸张了的大地上的猛兽，这些猛兽带给人类的也往往是生命的剥夺和无尽的痛苦，这就是所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二、“尚力”的自然审美图式：原始崇高美的诞生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总是显得如此渺小！所以凡具有高、大、强、危、怪等极端性质的事物都会以特有的威慑气氛震撼人心。这些震撼人心的自然景象或自然物质，在随时都会因此而面临生命危险的原始先民面前固然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但时过境迁，当所有这一切令人恐怖的对象以一种原型记忆的形式复现于人类的经验之中，却往往能产生一种奇妙的心理反应。这种奇妙的心理反应可以是恐惧、惊叹，也可以是赞美和崇拜。它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心理反应，对应的是一种“尚力”的审美趣味。

在这种“尚力”的审美图式中，天地淫晦、风雨失调、日月运异等天文的异象、气候的剧变，引发出早期人类对自然莫可名状的恐惧和顶礼膜拜的崇仰等复杂的情感体验。恐惧和崇仰，一为否定的情感，一为肯定的情感，二者经常混融交织在一起，形成既肯定又否定的复杂的情感体验，从而诞生了早期人类眼中自然的原始崇高美。

原始崇高的审美对象，以物体体积的巨大、数量的众多、气度之恢宏、力量之恐怖为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些要素，本质上都对应着某种令人震怖的力量。

比如天象的崇高。在古人看来，天的神秘、恐怖有着不可思议的美。“天”，《说文解字》谓：“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它可以是在人头上或周围存在的自然天体、天象和气象。古人认为，人类对于它们永远无法企及，更无力改变。人们由此想象在头上的苍苍穹宇里居住着一个创造万有、主宰宇宙、力量无边、不可战胜的神秘存在。人类想象他与自己一样有着同样的形体，但又有着至为灵敏的感觉和无限的信息接收能力，有着人无法想象的智慧，因而尊他为至上之神。除了想象，人们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些含有科学性，有些则不那么科学。如《列子》曰：“天，积气耳。”“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汉时的张衡甚至对天到底有多高也进行了大胆的猜测，他在《灵宪》一文中说：“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三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但是无论人们怎样猜测和想象，“明明上天”总还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正如诗人屈原之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面对这些谜团，面对这充满神秘感的天象，因而心中油然而生不可遏止的崇拜之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天象的崇拜包括太阳。如殷商就是一个太阳崇拜的部落，在中原大地上，他们虔诚地迎送着日出、日落，贞卜着以后的情况，依照太阳的神灵来行动。对天象的崇拜还包括风云。人们望着天上从各方飘忽而来的白云，举行寮祭，贞问着下雨，又对着飞扬的大风，祈求它的停息。商人的卜辞中还有对月食，对星辰，对虹，对雨等神灵的祭祀记录，反映了对天象崇拜范围之广。

由天而下则是山。山的高大和神秘最接近天，所以，《诗经》云：“嵩高维岳，骏极于天。”这是说山在高度上仅次于天，古人因此认为山能通神，所以同诗又谓“维岳降神”。能通神的山在西方以昆仑为最著，在东方以泰山为最著。《淮南子》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因为“登之而不死”甚至“登之乃神”，所以昆仑山几乎成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渊薮，历来赞美之声不绝。而地处东方的泰山，则因为后世帝王行封禅之礼而受到无限的崇拜。相传汉武帝封禅后，就诚惶诚恐地拜倒在泰山脚下，并且说了下面一段话：“嘻！若是则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惊怖叹美之情，见于辞矣！

在原始社会形成氏族及部落之后，还出现了图腾崇拜。原始氏族及部落以某个自然物作为本族的标志，称为图腾。而每个成员都得承认自己和图腾有特殊的血族关系，并对此加以崇拜。中国古籍关于原始图腾崇拜的记载很多。如《诗经》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说明商部落原以“玄鸟”为图腾。大史笔司马迁解释说：“殷契，母日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玄鸟，在古籍中一说为燕子，如《古诗十九首》：“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李善注引郑玄曰：“玄鸟，燕也。”一说为鹤，如《文选·思玄赋》：“子有故于玄鸟兮，归母氏而后宁。”李善注：“玄鸟，谓鹤也。”不管是燕是鹤，两说都指的是鸟图腾。周人则以姜螈履巨人迹而感生为图腾传说。《诗经》云：“厥初生民，时维姜螈。生民如何？克裎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司马迁解释道：“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日姜螈。姜螈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螈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日弃。”[12]（PSl）再如传说中的“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大嗥氏以龙纪”，说的也是当时一些主要部落集团图腾崇拜的情况。原始图腾文化实质上也是一种“尚力”的文化。无论是商部落的“玄鸟”还是周部落的“大人”之迹，作为一种神迹的存在，都透出某种神秘、恐怖的气息，其威力不容怀疑。其他如“水”“火”“云”“龙”，也是威力巨大，动辄给人带来灭顶之灾。

尚力的审美趣味在商周青铜器上也有所反映，可以看做是原始崇高的自然美的有力见证。青铜器之重器——礼器的工艺设计，鲜明地体现出原始崇高令人畏怖的审美意识。以安阳殷墟出土的司马戊方鼎、郑州杜岭出土的饕餮乳丁方鼎、史家源出土的兽首扳金大鼎等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都是青铜器的杰作。该类青铜礼器作为中国“古典式的崇高”的典型意象，通过沉稳、厚重、雄拔的形体结构，笔势凝重、结构谨严、气韵雄遒的铭文，以及狞厉可怖的饕餮纹、云雷纹和高贵尊严的龙凤纹等审美设计，表现出神秘、威重、雄奇的气势，起到了崇仰天地之神灵的作用。

三、原始崇高美的美感心理特征

在审美心理上，原始崇高美突出的是大自然的威严可怖，是神性的神圣不可侵犯，表现出自然物压倒性地占据主体心灵的态势，从而引发人类的归附意识。原始崇高往往在人的心理上造成惊心动魄的痛感。痛感一方面可以引起强烈的重视和注意，从而增强主体的审美感受，凸显客体的审美价值。正如阿诺德-伯林特所指出，崇高的“部分审美力量恰恰就在于我们的脆弱”，这话用来解释原始先民对令人恐惧的自然崇高的审美感知，尤其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即使到了现代，自然崇高仍然能“以一种接近恐惧感的方式增强审美感受的质的强度”。另一方面，痛感的产生必然引发对痛感的克服。对痛感的克服，首先是激发自我保存的心理机制。而最好的自我保存，就在于同这种自然威力保持适当的距离，这可以叫做“戒惕以远畏”。《诗经》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临深履薄”的戒惕意识和时空距离的拉开可以很好地说明原始崇高美感的产生。除了保持距离，古人还试图通过端正自身的行为，修养自己的德性，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对于痛感的克服，这可以叫做“修德以拒畏”。面对大自然诸如“迅雷风烈”的威力，先民无法用自然规律本身来加以解释，而是用“敬德事天”的联想思维反省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诗经》云：“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正是这种修身反省的写照。“修德以拒畏”的典型例子要数商汤祷旱的传说，据《说苑》记载：“汤之时，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日：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似乎不能像有些学者那样武断地认为，“洛坼川竭”“煎沙烂石”毫无疑问是“丑”的，因为对于虔诚地诚惶诚恐地匍匐于老天爷无上威力面前的商汤王及其子民来说，“洛坼川竭”“煎沙烂石”的自然景象很可能恰恰散发着某种神秘的、恐怖的和令人颤栗的美。这里比较一下中西方对崇高美的不同理解是很有意思的。西方人在自然美的欣赏中总是难以割舍主体突出的情结，他们对崇高美的论述最后必归结到主体的尊严，突出人克服对象的威压之后最终的“无所畏惧”，意在从精神上实现对自然的征服。比较来看，中国人在对自然崇高的欣赏中，始终保有对自然“有所畏”的情结，在原始崇高中，畏惧是主流，似乎不宜动辄就谈对于自然的征服，即便这种征服仅限于精神层面。

在真善美的关系上，原始崇高美的本质为真。原始崇高的魅力就在于原始的“天真”，它真实地存在着，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人类主观意识的雕琢（当然不是绝对的），而是以其天地造化的野性稚拙赢得震摄人心的审美效应。相对来说，原始崇高美中伦理善还没有什么位置，善的审美意味必须要在自然美中不是见出神格尊严而是见出人格尊严才有可能得到彰显，而此时的审美心理也从“畏威”过渡到了“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