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论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随着文化问题的日益凸显,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一个重要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研究立场的新取向。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试图

抱着对文化积极的批判态度来对文化问题进行研究和批判。斯图尔特?霍尔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理论思想和独特的文化批评观是我们理解和把握这种文化研究和文

化批判态度的重要切入点。

意思形态是霍尔文化批评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有人把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称之为意识形态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由于意识形态概念同文化概念一样.

其界定至今存在争议。因此,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和使用是我们首先应当澄清的问题。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用真或者是假来进行描述。它不是‘虚假意识’。他认为,虽然作为主体的个人认为自身是其动因,自身可以对现实进行直接和自由地把

握。但事实上,个人的这种把握只能是一种想象的结果,要想获得身份是必须通过进行社会建构及一系列思想体系的规定而获得的在大众传媒的研究和批判中,以及对文化研究范式问

题的解决中,霍尔成功的运用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霍尔这样评价;文化霸权概念是葛兰西最杰出的理论贡献,霸权的获取,当然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压抑.但更重要的是他能改过被支配

阶级和集团的积极赞同来获取的。论文联盟

除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最接合概念进行阐述外,真正给予接合以哲学内涵并把它上升为一种理论是埃内拖斯?拉克劳.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

把接合概念上升到哲学概念的高度来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在后来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对之前的“理性主义范式的接合”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接合范式”虽然极力贬抑或远离常识性话语的接合形态,

但是,意涵性的话语接合是不可根除的,它形成了本质主义范性接合称为可能的条件。

霍尔对大众媒体的研究与批判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编码与解码》一文中。 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

—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

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电视文本的流通过程就不再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种线性模式可以解释

的。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同一，整个流通过程由于符号身后文化规则的介入而各环节相对独立，上一环节不能完全保证下一环节的情况。如果受众的文化

规则与电视文本制作者相对应，意义的流通则得以圆满完成。若双方文化规则不对应，则受众不仅会对符号的明确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解

读。因此编码与解码的文化规则不仅仅是理解符号表面意义的能力问题，而且牵涉到了文化惯例、社会背景、当前利益等诸多方面。

霍尔由此意识到，无论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码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立场：倾向式解读，受众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编码与

解码互相和谐；协商式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对抗式解读，受众有可能完全

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引申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

符号学与文化霸权理论贯穿于霍尔电视编码解码理论的始终，它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

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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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

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这其中，又以戴维?莫利的《〈全国〉观众》和《家庭电视》研究最为典型。

以上是霍尔关于文化媒介的研究和批判,它成为了文化研究当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霍尔编码/解码式的应用打开了媒介研究的关于受众的大门,在他之后,受众研究被作为文化研

究中的重要课题。

而后在20世纪90年代,霍尔以发表关于多元化问题的文章,正式进入了文化身份领域。霍尔认为文化身份认同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思维方式认为,文化身份认同超越现

实和历史。相反,另一种思维方式认为,文化身份认同受历史、文化和权力游戏的制约,随异质文化间力量的转换而不断的分裂并重构。其实,第一种方式根植于相似性、稳定性和连

续性为特征的同一原则,是一种诗性结构.后者却是以断裂、分裂和动态为特征的差异原则为基础,以政治关怀的姿态反对文化霸权,强调差异,是一种政治性结构.也就是说,前者体现

出一种向心力,而后者确是离心式的。”

霍尔在对文化身份进行问题批判时,后殖民是他主要依赖的理论视角。霍尔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后殖民身份认同的文章,提出了系统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

,他的理论具有双重特征: “一方面,他从现代性文化认同的宏大视野出发介入后殖民理论话语,凸显后殖民族散居主题:另一方面他又立足后殖民理论立场,为后现代、现代性等宏大

叙事批判注入新的活力。”

霍尔的族裔散居理论成为了“对世界格局差异、文化冲突、意义分裂的承与直观,在族裔散居语境中,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形成于界定本身就是一种历和文化上的寻根,是对人

类历史上种族迁徙、冲突、共生和融合的反思,是民族、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族裔散居的跨民族、跨文化的、跨国等特征,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形着得源文化、源意识与

显形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双重意识。”而这些都是当前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霍尔从未把自己的文化研究禁锢在某一个领域里,也拒绝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归类或局限于某种学术传统中。他喜欢用“不做保证”来形容自己的文化批评理论,认为“文化是一

个正在不停争斗额的场域,它绝不会为此方或彼方而做出保证,文化存在于争斗的过程中,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物体供我们描述。”所以,他的思想理论就要随文化、社会、政治语境的

流动而进行不断理论化。他的研究方式开放的、不做保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理论方法上升到实践的层面,即实践霸权接合,这是其理论具有开放性的原因,也是其理论

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化的动力所在。转贴于论文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