寥廓·鲲鹏·逝川

是影响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体悟的政治家和诗人。他一生所创作的诗词虽然只有几十首，但运用典故却随处可见。本文试图通过对诗词中最常用的三个典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意象)的分析，来探究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中的一些深层意味，这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位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许不无裨益。

目前，汇集整理诗词的比较权威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诗词选》，正副编共收入诗词50首，创作时间从1918年至1965年，跨越近半个多世纪。详细研读这本诗集，可以发现有三个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被使用得最多，这就是“寥廓”、“鲲鹏”和“逝川”，它们各自分别出现过三次，而且分布在诗词创作的各个阶段。

“寥廓”，最早出现在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中，“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后是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中的“寥廓江天万里霜”和1961年的《七律・答友人》中的“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创作这三首诗词时，的年龄分别是32岁、36岁和68岁。

“鲲鹏”，最早是在1918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时年25岁；之后是1930年《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六月天兵征腐恶，万里长缨要把鲲鹏缚”，时年37岁；第三次是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时年72岁。

“逝川”，与前两个不同，这一意象的三次运用在字句上都有所变化。创作于1956年的《水调歌头・游泳》直接以原典入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年63岁；之后在1958年1月《送瘟神》中，“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时年65岁；再后是1959年6月的《七律・到韶山》，中有“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一句，时年66岁。

上述三个意象分别出自《楚辞》、《庄子》和《论语》。《楚辞》中屈原《远游》：“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分别解之，“寥”出自《老子》：“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王弼注：“寥者，空无形。”《庄子》中有“寥已吾志”，“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寥字为空虚寂静之意。“廓”出于《诗经・大雅》：“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廓字为大、广阔之意。“寥廓”合在一起，是形容天空的高远而广阔，并有清寂之意。西汉司马相如《大人赋》曰：“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倘恍而无闻。乘无虚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这描绘了神仙世界的高渺、孤凄、清冷的意境。

“鲲鹏”出自《庄子・逍遥游》：“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溟。”庄子笔下的鲲鹏，是一个极具幻想和夸张的形象，它被赋予的意义一是极其巨大，二是可以变化，三是自由而逍遥。梁武帝《孝思赋》中有：“察蛟螟於蚊蝶，观鲲鹏於北溟。”唐杜甫《泊岳阳城下》：“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逝川”、“逝波”皆出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用奔流不息的河水，比喻时间和岁月的流逝不可抗拒。李白《古风》：“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杜甫《少年行》：“黄衫年少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宋苏舜钦《游洛中内诗》：“洛阳宫殿郁巍峨，千古荣华逐逝波。”

“寥廓”、“鲲鹏”和“逝川”这三个意象，最为典型地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空观以及对个人的有限性的认识。一方面，从客观上说，空间与时间是个人和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是人类和一切生命活动的舞台。空间和时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可改变、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说，“寥廓”与“逝川”表达出对空间的广延性和时间的无限性的认知，并由此产生出对个人置身于时空中的有限性的无奈和悲怆感。而“鲲鹏”这一形象，以其巨大、多变而自由的特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时空、克服个人有限性的一种象征。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从屈原的《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到陈子昂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都直接抒发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个人的渺小无力感。这种认知，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强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和不屈不挠的英雄主义精神，如《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阐述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同时，这种对时空无限性的认知与中国古代王朝变更频繁的现实相结合，也产生出一种循环或轮回的历史观念。“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怅然孤啸，青山故园，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然素影，何处飞来。”(元，倪瓒《人月圆》)进而产生对历史演进中的功过是非及个人努力和创造性活动的幻灭感。“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明，杨慎)这样，历史循环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成为一种历史宿命，于是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挂冠而去追求人世间的桃花源；有李太白的“人生若梦，为欢几何?……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的及时行乐。

在少年时代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年时期接受了进化论、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在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积极自信的人生态度和英雄主义精神。于是，青年时期的写下了“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和“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诗句。中年时期，战争的洗礼和不断斗争、不断胜利所获得的成就感，更让他有“万里长缨要把鲲鹏缚”和“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气概。然而，对时空无限性及个人活动有限性的体验和感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文字中不时流露出来，并产生出一种紧迫感甚至焦虑感。“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成为在建国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一种精神状态。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经历艰难曲折，随着本人的理想设计受到挫折和党内外的抵制，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继续保持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的同时，对个人的有限性和自身的局限性的体认也更加深刻，增添了许多无力感，甚至幻灭感。1965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从现在起，一千年后，我们所有的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可能显得荒唐可笑。”（斯诺：《漫长的革命》）1966年7月在写给的信中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吹得越高，摔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1972年会见尼克松，当尼克松说到“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的进步，改变了世界”时，坚持表示说：“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这些谈话，曲折而又明显地表露出这样一个革命一生、奋斗一生的政治家暮年时的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创作于1964年的《贺新郎・读史》，这首71岁时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集中代表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晚年的心态。“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这四句概括了历史上的战争及其惨烈状况，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唐朝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言胜哉。”这与中年时所创作的以战争为主题的诗词意境迥然不同。“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将历史上的三皇五帝、英雄伟业都视作不过是斑点陈迹，这与中年时所写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气魄相比，显得虚幻而无奈。“有多少风流人物？”一句设问，更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形成巨大的差异。“歌未尽，东方白”与“一篇读罢头飞雪”相呼应，表现出作者对时光飞驰、岁月流逝的慨叹。这首词虽然是读史的慨叹，但也未尝不是作者自己的体认与心声的流露。

1959年9月，在致胡乔木的信中谈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他也承认：“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解诗之难，历来有胶柱鼓瑟或牵强附会之病，况且是对这样一位思想深邃、情感丰富、性格复杂的政治家的诗。这里写下的是一点粗浅的体会，也是对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一种尝试，乞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