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7 02:29:11
2011年大事件纠结复杂，我们从中读出了民众对安全感的渴望。
生命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发展的权利，这是社会公平的三大基石，生命、财产安全是第一位的需要，这个安全感要是被威胁了，人们就会普遍觉得不公平。本来，贫富差距加剧已经让人们感觉发展的权利被剥夺，如今生命、财产安全的脆弱更让人们普遍感到焦虑和不安。
这是“社会转型的焦虑”。一位企业家形容说，社会转型期相当于戏院刚说要演戏，大家抢板凳，这个时候闹心的程度高，都觉得不公平，因为每个人的角色都不是事先确定的。人们愿意接受一个稳定的秩序，在已经开演的剧里每个人都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社会就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这个“稳定的秩序”如何做得到？我们依然在探路。
不安全感反思
2011年，诱发人们爆发不安全感情绪的是温州动车追尾事故。
善良的温州市民彻夜排长队献血，但他们的眼神是“严肃的”。那些煤矿安全事故让我们看到低收入者的生命是那样卑微，动车事故又让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哪怕你是中产阶层，生命亦是那样卑微。外企中白领们向来自认为是一批生活得高枕无忧的人，这一次，他们在微博上表现出来的不安全感不亚于任何群体。我们还看到企业高管、报社高管等精英群体也公开表达了他们的不安全感。
一起动车事故，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人们生命权利的觉醒。
2011年，诱发人们爆发不安全感情绪的还有富人移民风潮显性化。
招商银行的一份《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中国大陆亿万富翁有27%已完成投资移民，47%的人正在考虑移民，两者合计占74%。研究发现，富人移民最主要的原因是财富安全问题，对市场安全有不信任感，同时对财产安全亦有顾虑。为了抚平社会不满情绪，不少企业家都选择做公益，不料又碰上奇怪的“三重一轻”：中国社会重在追问捐款人，重在追问动机，重在追问组织责任，而轻于过问体制和效果。
我们需要集体反思，要不要向美国社会的公益风气学习：不追问捐款者，不追问组织，不追问动机，重在程序的公正和效果，对慈善组织持肯定态度并且称赞其细小的创新。面对“原罪”问题，要不要给第一代富人时间和政策，鼓励私人的公益基金会成立，让所有人看到财富创造者的财富最终会流向社会，惠及民众？
2011年，诱发人们爆发不安全感情绪的还有大连PX事件。
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显示了地方政府发展的压力和市民安全权利意识的觉醒之间的冲突，最终政府被迫叫停项目搬迁。几年前，厦门人也用“散步”叫停了PX项目，今年大连人重演了这一幕。
事实上，PX项目的危害并没有人们宣扬的那样可怕，为什么市民如此强烈反对呢？深层次原因是，普通市民发展的权利未得到优先考虑，福佳大化PX项目作为大项目当然能为当地政府提供大量税收，但许多大连人却认为这个项目损害了大众的福祉，一个绿色、洁净的旅游城市才符合公共利益―旅游是一个藏富于民的产业，普通市民通过创业来分享发展的权利和好处。
民心变了，对生命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发展的权利，人们不再不闻不问。
社会向善的路径
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指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拼命赚钱，精神生活空虚，不知道为什么活，也不知道应该共同遵守的标准和尺度在哪里。从以上3个典型案例中，我们都读出了“钱”这个字对社会集体安全感的侵袭和破坏，当前中国面临着比经济衰退更棘手的危机―精神硬着陆。经济的中国和心灵的中国，差距急剧拉大。这也是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高举民生幸福大旗的重要背景。
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一点也不亚于中国，为什么一般人不觉得自己的发展权利被剥夺，遗产税与再分配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是剂和平衡器。
在最近出版的《理想丰满》一书里，冯仑建议开征“遗产税”。美国收50%的遗产税，冯仑认为“中国未来至少也得收一半”。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学校、改善医疗条件、治理环保等，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
有人说，假如中国大陆开征遗产税，富人移民潮会更凶猛，比如香港和新加坡是没有遗产税的，很多人已经移民过去。不过，这些地方并不是无限量接受移民的，而且移民门槛越来越高。至于移民美国，那里是50%的遗产税，而且是全球征税，税收管理比中国更严格。换言之，中国开征遗产税所引发的财富外流并不可怕。美国富豪那么喜欢捐钱，在很大程度上跟遗产税有关。遗产税增加了社会公益的资产，促进财富在人群中横向再分配，调节了社会公平，也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手段。再来，人们知道富人的钱反正是要捐的，心理就平衡了。
中国什么时候开征遗产税合适？太早了不行，太早大家就不挣钱了。太晚也不行，太晚第一代已经交给第二代。有一个报告说，现在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经把权力交给第二代。记者接触富二代群体，亦注意到富二代都在准备交接班的过程之中，未来10年将是交接班高峰期，10年后富二代将真正崛起成为顶梁柱。如果到那个时候再开征遗产税，第一代的遗产税已经转给第二代，那就收不着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税率，假如是50%的话，就是价值100万元的遗产要交50万的税。如果遗产是房子，就得变卖房子，还得现金，这一过程完成后，可能只剩下70万~80万，再交完遗产税，所剩不过20万~30万而已。正是这样一个递减法，让富豪们选择在活着的时候捐出去。有了遗产税，社会仇富情绪会慢慢消失。这样，富人也就不必张皇失措地移民了。一个互助的社会，一个温暖的社会，自然会走向一个有序的社会，对所有阶层而言，都是值得呵护的。
那么，遗产税如何促成一个安全感的社会的形成呢？冯仑发现一个规律，在选择交遗产税和捐给社会之间，美国大富豪喜欢选择后者，因为美国有捐赠免税立法，美国富豪捐一块钱事实上只捐了5毛钱。而中国企业家，目前捐一块钱相当于捐了1块5毛钱，因为中国除非捐给官办基金会否则不能免税，它是在完税后再捐的。正是这个差别，使中国发生了曹德旺捐35亿元的股权，却要计算6亿的税这样的笑话。因此最近人们都在呼吁制定《慈善法》尽早达成共识，尽早颁布，推行普遍的捐赠免税政策。一旦这样，中国富豪们会更有动力设立私人公益基金会，或直接捐出善款，转型做慈善家。
这些钱会给到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流向民间。在美国有12万个公益组织，中国现在只有2000个。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这样社会越来越强大，公益舞台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小，这是一个趋势，符合未来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要求。
冯仑主张，民营企业由简单做慈善，转变成更多去推动公益事业，通过组织、制度、效率的改善，通过治理结构的提升，通过专业人才的努力服务，逐步扩大公益的覆盖面，使它在被考核、被监督的前提下，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具基础性作用，是近百年来社会进步的重要创新。
当下，私募公益基金会和家族公益基金会也已形成了新的公益力量，现在已是公益事业发展最有效的推动力量和领导者。
富人向善，社会变大，政府变小，公民社会壮大，何乐而不为？
对于政府而言，遗产税将是一个很大的新财源，它也能缓解地方政府发展冲动。根据统计，现在中国有60万亿私人财产。等到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时候，这些资产可能已超过100万亿。中国现在一年GDP总量也才4万亿出头。因此开征遗产税，政府显然有极大动力，关键问题是时机。这样，“政府都替人民安排好了，富人的财产都是大家的，就算你坐拥百亿，除非你有本事不死，一旦去世，这都是社会的钱，有产者想把钱在中国传下去的梦想显然要大打折扣。对于老百姓来说应该鼓励富人好好赚钱，因为他越富，咱沾光越多”。
民心从来期待公平公正的社会，顺之者民有恒心，逆之者民亦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