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文献信息编辑出版60年

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人中国，马列文献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我国马列文献信息编译出版大发展、大繁荣的60年。如果说建国前马列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可以用择重、择需来概括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出版情况则可以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来总结；而马列著作的系统编译与出版，则进一步为马列主义研究、宣传和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主要从马列著作、马列主义期刊及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资源建设三个方面总结和梳理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列文献信息编辑出版的有关情况及所取得的成就。

一、60年来马列著作及研究文献出版概况

1、建国初期到1965年成为马列文献出版的第一个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列著作的翻译与出版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65年，迎来了马列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个高峰。特别是人民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局的先后成立，更是为马列文献的编译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以后，马列经典著作全部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确保了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水平。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出版马列著作。人民出版社首先根据抗战时期出版的《列宁选集》重新编印出版了《列宁文集》(7卷本)，翻印了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2卷)和《列宁文选》(2卷)。1953年1月，中央编译局正式成立，成为专门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的中央直属机构。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编译局开始了三大全集的编译工作。自1953年开始编译《斯大林全集》，至1958年完成全部13卷的编译出版工作；自1955年开始编译《列宁全集》，至1963年完成全部39卷的编译出版工作；自1956年12月开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德文原著编译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66年“”前，共出版了21卷。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选集和单行本，每年平均新出著作量在30种以上，如《列宁选集》(1960年版，4卷本)、《斯大林选集》(1962年版，精装1卷，平装上下两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60－1966年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57－1958年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文选》(1962年版)、《列宁家书集》(1960年版)等。如果要总结这一时期马列文献出版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出版数量集中、系统；相对而言，对经典著作的研究类图书的出版处于较低水平，而且该类著作大多集中于对马列著作的学习、普及和人物生平介绍等内容(见表1)。从图书出版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

2、期间马列文献出版工作基本停滞

开始后，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自1967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月出版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后，到1970年的三年时间中，基本没有再出版过马列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的出版工作也被迫中断，甚至连1966年和1970年已经编译并印好的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8万套也全部被封存在仓库，未能公开发行。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就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作出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指示。1971年3月，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着重谈到了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这次会议上产生的文件《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出版马列著作、著作放在首位”。从此以后，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得以恢复，数量逐年增多。197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出版三卷，到1974年，原计划的第1－39卷全部出齐；1972年5月，中央编译局重新编选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1972年10月重新编选出版《列宁选集》(4卷本)。与此同时，还出版和重印了部分单行本著作、汇编著作和传记资料，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恩格斯的《论马克思》、列宁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其中也包括由直接插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1974年版，称为“33条”)。这期间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从1973年始，首次出现了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图书出版种数超过马恩列斯著作出版种数的情况，尽管这其中大都是一些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体会之类的文献，但这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比重逐渐加大的趋势一经形成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表2的统计数字说明了这一点。

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列文献的出版达到第二个高峰

1979－1994年，我国迎来了马列经典及研究著作出版的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无论是经典著作还是对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类图书，其出版数量在建国以来的60年中都是最多的(见表3)。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新的、充满活力的营养成为大势所趋。同时，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出版领域呈现出逐渐繁荣、空前大好的局面。作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列经典著作的出版高峰期也到来了。1982年5月，党中央作出我国自行编辑新版《列宁全集》(即中文第二版)的决定，1991年完成了全部60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到1985年，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增编的11卷，陆续补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11卷(此项工作始于1977年)，至此完成了全部50卷的编辑出版工作；1986年，党中央批准重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计划，并于1995年开始陆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列宁全集》(第二版)这两大全集的出版，成为20世纪我国最重大的马列著作编辑出版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理论意义。到1990年，马列经典著作及相关研究类著作的出版双双达到了一个高峰。《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于1991年全部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也已编译出版20多卷。与此同时，中央编译局还根据学习与研究工作的需要，重新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1995年版)的第二版、《列宁选集》(4卷本，1995年版)的第三版，以及大量的马列著作单行本。

这个时期，马列著作出版所呈现的特点是：除了马恩列斯的原著译本继续有条不紊地出版外，

为方便社会各界系统学习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直接地在马列主义思想宝库中汲取营养，将经典著作中相关主题的论述集中起来的汇编类著作和选读类图书的数量逐渐增多，这就从整体上增加了经典著作出版的种类和数量。这其中，也隐约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对马列著作出版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著作的研究开始逐渐向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拓展和深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建国以来马列经典著作及相关图书出版的第二个高峰。

4、1995年以后，马列文献的出版进入新阶段

1995年以后，马列经典著作的出版进入了一个稳定、平缓的时期。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列宁全集》第一版和第二版、《斯大林全集》都已出齐，其中许多著作还出版了不同的译本，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刚刚起步。因此，原著译本的出版重点放在认真梳理前面做过的工作，查补缺憾，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开始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述文字进行翻译；同时，《列宁全集补遗》和《斯大林全集》后续公布的文章的译文相继在中央编译局内部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上发表。同时，为了满足理论研究人员、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以及大专院校学生学习、研究马列著作的不同需求，中央编译局从1996年开始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系列图书，收编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至今已出版22种。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针对经典著作的重要概念翻译的研究讨论、版本研究考证、文本研究和对文本研究方法以及文本研究本身的研究都逐渐扎实地开展起来。因此，无论是经典著作还是研究著述，都呈现出质优于量的新特点。其中不乏学术精品(见表4)。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这一工程，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马列经典著作和马列主义研究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由中央编译局承担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两部文集已经编辑完成，并于2009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

5、建国60年来我国马列文献出版的主要特点

建国60年来我国马列著作及研究文献的出版情况，反映了我党在思想建设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为了更好地分析相关情况，我们分别对建国60年来马恩列斯著作单行本(见表5)、选读及汇编类著作(见表6)、生平传记及学习研究类著作(见表7)进行了统计，同时也将马恩列斯著作和学习研究类图书的出版数量与包含马恩列斯、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图书(即《中国出版年鉴》和《全国总书目》A大类“马克思主义、思想”类图书)出版总量进行了比较(见表8)。

根据比较结果，并纵观上述60年来马列经典著作及相关研究著作的出版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特点：(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马列著作及相关研究著作的出版取得了丰硕成果，其出版状况是和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列经典著作_的出版重心由列宁斯大林著作快速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转移；(3)马列著作及相关图书的出版总量在上升到峰值后，呈现平缓稳定的发展趋势；(4)目前，我国马列著作的出版重点已经开始从翻译向研究过渡，学术性研究逐渐深入，而研究的内容与领域正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

二、60年来马列主义期刊的发展回顾

与马列著作编译出版情况相类似，建国60年来，我国马列主义期刊的出版也经历了高潮和低谷时期。

1、解放初期，马列主义期刊得到大繁荣、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蒸蒸日上，需要更多更好的学术期刊来满足全国人民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的渴求。同时，由于在学界及其他文化领域，封建、落后的思想尚有残余，我们党也需要不断扩大理论阵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方针。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更加繁荣，期刊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1958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适应这一要求，一些理论期刊纷纷创立，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马列主义期刊。这一时期到“”之前成为我国马列主义期刊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其中，《天津支部生活》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家地方党刊。理论期刊创办较早的是《学习》月刊，1949年9月15日创刊，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编辑，主要以社会科学、哲学论著为主。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建最早的是《新建设》月刊，1950年10月1日创刊。刊登马列主义理论文章较早的学术期刊有创刊于1955年3月的《哲学研究》季刊。其他开设马列主义理论研究栏目的社科类期刊还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江汉论坛》月刊、上海市社科联主办的《学术月刊》等。为配合高校开展马列主义理论教学，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教学与研究》月刊。主要为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

1958年，经提议，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创办《红旗》杂志，用以指导全党的理论学习和宣传。除了中央有关部门创办的一些政治理论刊物之外，全国各地党的机关也积极创办刊物，传播和宣传马列主义，如：北京市委的《前线》，江苏省委的《群众》，辽宁省委的《共产党员》，河南省委的《中州评论》，上海市委的《解放》，河北省委的《东风》，陕西省委的《思想战线》，湖南省委的《学习导报》，浙江省委的《求是》，湖北省委的《七一》，吉林省委的《奋进》等。

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我党也注意将自己的观点和声音传播出去。应苏联的要求，我党决定创办《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中国版，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宣传需要。1958年8月，该杂志在北京正式出版，它与《红旗》杂志遥相呼应，一个是中共的国际性理论刊物，一个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刊物。中苏公开论战期间，中共于1962年底宣布退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

这一时期期刊发展的特点是：(1)党对期刊事业高度重视，对期刊事业的领导得到加强；(2)马列主义期刊发展迅速，成为我党在政治文

化思想领域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及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媒体，大批学术造诣深的专家学者担任期刊的主编和编委，期刊的专业性、学术性较强；(3)一些党刊、学术性期刊专门设置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栏目，对推进马列主义理论的普及宣传以及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2、时期，马列主义期刊数量锐减，绝大多数期刊被迫停刊

开始后，期刊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马列主义期刊也不例外。到1966年底，全国期刊由1965年的790种锐减到191种，1967年更是降至27种，到了1969年则仅剩下《红旗》、《新华月报》等20种刊物。这期间，还出现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办刊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它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复旦大学名义主办的月刊，自称“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杂志”，1973年9月创刊，国内外发行，1976年10月停刊，共出版38期。当时，西方报刊称它为“中国激进派的刊物”，结束后被定为“帮刊”。

3、改革开放后，马列主义期刊发展迅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期刊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8年全国共出版各类期刊9549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2339种。这一时期，马列主义期刊也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这期间注重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的期刊主要有：《社会科学战线》、《社会主义研究》、《半月谈》、《邓小平理论研究》、《哲学思想研究动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通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理论视野》、《燧石》、《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理论前沿》，等等。

2004年，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并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进一步激发了马列主义期刊的发展，使之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期间，一些文摘形式的马列主义期刊乘势发展壮大起来，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创刊于1958年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其中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类期刊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文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出版的以上马列主义期刊，遴选了国内关于马列主义研究的优秀理论文章，在学术界、理论界产生一定影响。

随着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深入，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办了《马克思主义文摘》月刊，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摘编新近出版和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论文和言论，反映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动态。此外，各高校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也都辟有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专栏。

在马列主义期刊中，不能不提到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几种期刊。作为编译马列著作的主要机构和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中央编译局通过创办期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研究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这些期刊在国内学术界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创刊于1980年。曾用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国际共运史研究》，辟有马克思主义、国外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栏目，是学术界研究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作者发表新思想、新观点的重要场所，读者了解国内外新情况、新问题、新思潮的重要窗口；《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于1985年，以及时介绍转轨经济理论、针对性刊载深度研究中国改革热点问题和政策建议的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研究部门的关注和好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创刊于1990年，前身为《马列著作编译资料》和《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其内容侧重于对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和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对国外新理论、新思潮的译介和评析；《国外理论动态》，创刊于1991年，原为内部刊物，以译介和评述国外理论界最新的重要人文和社科著述为宗旨，致力于客观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研究的新动向、新观点，反映国外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评论；内部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其前身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创刊于1989年，1996年改版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7年停刊，为不定期的理论和资料性内部读物，主要登载新发表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文献的试译稿，以及与之相关的背景材料、传记与回忆、著作及人物、理论研究、文献考证、译文商榷、编辑出版、学术动态等文献资料；内部刊物《国外书刊信息》，曾用名《书讯》、《书刊信息》，是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图书馆)编辑的内部资料性刊物，主要刊载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最新书刊信息，介绍图书馆特色馆藏。

总结这一时期马列主义期刊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办刊的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思想解放，赋予党的理论宣传以鲜明的时代特色；(2)所刊发文章注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党的理论宣传更具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使党的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3)所刊内容着重研究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问题；(4)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传播和应用探讨有机结合起来，关注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注重在创新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努力体现当代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水平。

三、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资源建设情况

我国的文献数字资源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至今已初具规模，并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相对于其他各类数字资源，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资源建设起步较晚，发展也较慢。近年来，在中央的指导和部署下，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加快了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的数字建设步伐，筹建并开通了具有一定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

1、成立于1949年的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专业图书馆，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收藏、整理，近年来致力于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提出了建设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中心的目标，并正为此而积极努力。目前已经建立了一批具有自身特色的数据资源，主要有：

(1)期刊光盘数据库，包括中央编译局学术期刊中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与研究等方面的资料，共12种，包括《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列宁研究》、《斯大林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研究》、《国外理论动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2)网上数字资源。近年来，中央编译局加强网站建设，充分利用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及主管的“马克思主义论坛网”、“政府创新网”等，开设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译与研究成果，信息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央编译局信息部还与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合作，在“宣讲家”网站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文献库”，已经加工完成了中共一大至十七大期间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等，极大地方便了干部群众的网上资源利用。

2、党校系统图书馆马克思主义数字资源的建设，对于在新世纪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中央党校图书馆马克思主义数字资源建设是所有党校图书馆中建设最为突出的。中央党校图书馆有自己开发的专题数据库，也有引进的中外文数据库，其中“专题数据库”是其核心，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数据库”、“邓小平理论研究文献数据库”、“学习《文选》数据库”、“中国共产党基本文献数据库”等十个信息平台。在这些数据库中，“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数据库”位列“专题数据库”中最首要的位置，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和“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研究”两部分，共有约1.5万余条数据信息。

3、为传承、创新与弘扬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了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研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该机构自成立以来，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网站设有六大板块，分为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党史、国际共运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等12个频道，已收入信息2万多条。

4、以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馆、方正阿帕比公司等为代表的企业，是目前国内在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数字图书馆领域最主要的资源、技术供应商和知识服务企业，拥有国内绝大部分客户群体。这些公司也在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资源建设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通过中国知网的自动检索平台，我们设定了六个检索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检索到的文献量分别为：55201条、4477条、6808条、39178条、113093条、59040条。据此推算，中国知网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总量超过20万条。

5、除了上述机构外，一些宣传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单位和马克思主义爱好者也建设、开通了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宗旨的网站，如：中央党校理论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新华网、光明网、南方网等开设的理论频道，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网站”，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和中国海派经济学论坛委托河南省《资本论》研究会等单位承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等等。这些网站在面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构建网上马克思主义阵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资源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如：缺乏科学的规划与指导，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已加工完成的文献质量不尽如人意，读者利用还不够方便，文献加工过程中还存在版权争议，建设经费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大等。

回顾上述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马列主义文献信息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如今，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取得积极进展。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工程，必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译与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整理与出版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