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下的刑侦工作

摘要：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与公安机关关系密切，在对公安工作提出新的挑战的同时，也给公安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刑事侦查，作为公安机关业务工作的重心之一，在加大对刑事犯罪打击力度的同时，着眼于自身的规范化和透明化建设，着力深化侦查方式的转变。实践中，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拓展工作思路，从刑事侦查工作的规律出发，化挑战为机遇，以期在更高层次上践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关键词：新刑诉法；刑事侦查；挑战；机遇；策略

一、引言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于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修正。①为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不断“血液更新”，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诉法涉及到了侦查理念、侦查模式与侦查措施等多方面的内容，对刑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二、新刑诉法对刑侦工作的新挑战

新刑诉法在保障人权原则及相关具体制度方面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对刑侦工作提出了更高和更严的要求。要认清刑侦工作所面临的新挑战，首先必须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相关制度及其精神，才能在思想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行动上更自觉，更具针对性。

（一） 充实完善了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作为支撑整个诉讼程序的“脊梁”，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新刑诉法吸收“两高三部”于2010年6月联合的“两个证据规定”②对证据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充实和完善：调整和完善了证据种类，但如何准确界定并规范、搜集、审查和运用这些新证据成为刑侦工作面临的一项新任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对侦查取证的规范性和合法性提出了更高和更严的要求；明晰了证明标准，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证明标准。并且，新刑诉法以抑制刑讯逼供为出发点，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颠覆了传统的“由供到证”的办案模式。

（三）加强了辩护对于侦查的介入

“刑事诉讼的文明史就是辩护权的发展史”。③辩护制度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这样打破了以往律师不可介入侦查程序的，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但不能排除少数律师会在利用会见等机会为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或者“指点迷津”，助长其反侦查的活动，从而阻碍侦查和讯问工作。

（四）规定了对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

新刑诉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即一般案件“可以”录音或者录像，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录音或录像。但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在被监控的环境下，原本在心理上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的侦查员易产生拘束感，审讯能力和方式存在的问题也将更容易暴露”，④使得讯问本身以及所获证据的效力受到影响。

三、新刑诉法对刑侦工作的新机遇

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犯罪呈现出专业化、智能化和复合化的趋势。新刑诉法也加大了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完善并强化了专门调查手段与有关强制性措施。

（一） 附条件延长了传唤、拘传期限

原刑诉法第92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然而，基于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及其认知水平，很难在12小时内达到预期效果。新刑诉法第117条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这一修正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期限，为侦查机关查明事实及作出相关决策给予了更多空间。

（二） 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

长期以来，技术侦查在实施上缺少法律的支撑，且在作为证据使用时还存在着一个证据转化的问题。⑤新刑诉法第14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公安机关依此采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调查取证，扩展了办案方法和手段，也为侦查机关转变办案方式提供了契机。

（三）规定了例外情形下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在我国羁押率高而实践中对监视居住适用少的背景下，新刑诉法将监视居住改造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并细化了其适用条件。另外，新法还增加规定了例外情形即“无固定住处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下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应当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较之一般监视居住更能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实施串供与毁灭证据等行为，同时使得各强制措施间更具“连续性”与“梯度性”，便于侦查人员展开心理攻势进行案件侦破。

四、应对新刑诉法的刑侦工作新策略

刑诉法修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次的重要完善。刑侦工作必须化挑战为机遇，慎用新法所赋予的权利，开拓与新刑诉法相适应的刑侦工作新局面。

（一）调整侦查模式，理性对待口供

新刑诉法规定了诸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律师介入阶段的提前等，使得侦查工作的开放性不断扩大，口供获取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在这样一种新形势之下，如果不及时调整以口供为中心的传统的侦查模式，相当数量的案件势必陷入僵局。因此，必须树立理性对待口供的态度，以技术侦查入法为契机，“从‘口供为中心’、‘人证为中心’转变到‘全面搜集证据’模式，甚至在具备条件的案件中，实现‘物证中心主义’以及‘科技证据中心主义’”。

（二）提高侦查讯问的能力和水平

无论哪种侦查模式，口供始终是一种重要的案件证据和线索。实践中，侦查人员应当不断创新讯问策略，提升讯问措施技术含量，注意相关知识特别是心理学知识在讯问中的运用。同时，应当注意规范和完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形成对自身的保护并抑制犯罪嫌疑人翻供。

（三）提高发现、提取和固定证据的质量

证据是案件侦办质量高低的关键，是侦查工作的重中之重。侦查机关在强调证据客观性和关联性的同时，应更加注意证据搜集的合法性。同时也应注意调查取证相关策略的运用，如积极主动收集固定证据、加强防止毁证、串供的措施、提高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措施的科学技术含量、充分发挥再生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的效力等。

（四）针对新制度进行相关安排

一项新制度，基于初建等因素，其使用时所产生的风险与成本往往大于其他强制措施。因此需结合实际进行相应的具体安排，否则阻碍侦查办案。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应当制定相应细则，如相应的风险评估机制，使该措施能够既安全又有效地运行；针对出庭说明情况义务，侦查人员从案件侦查的主动实施者变成了庭审质证的对象，基于角色的转变和心理上的落差，极有可能产生抵触情绪。因此，有必要对侦查人员进行相关的训练，提升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及应对能力。

（五）充分运用新法赋予的侦查权，提高取证效率

在新法强化侦查权的大背景下，必须注意利用新法所赋予的手段和措施，并结合侦查机关以往的实践经验，提升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效率。如充分利用新法扩展过后的传唤、拘传时间，同步展开侦查讯问和案外证据的搜查、扣押等，“以证促供，以供促证，实现供证互动发展”，以期在侦查开放性不断扩大的同时也能牢牢把握住侦查办案的主动权。同时应当注意，在主动进行自我监督的同时，自觉接受检察机关等的监督，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为了行文简便起见，本文中所称“原刑事诉讼法”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均指1996年《刑事诉讼法》。

②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两个证据规定”。

③陈光中、汪海燕：《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123页。

④龙宗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初判》，《清华法学》2013年第5期，第131页。

⑤原刑诉法并不认可通过秘密侦查取得的证据，而要通过公开的手段才能转化为诉讼证据。

⑥在原刑诉法实施的过程中，绝大部分被告人在审判前都受到了羁押，捕诉百分比有时甚至超过了100%。参见李昌林：“降低羁押率的途径探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4期，第88页。

⑦龙宗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初判》，《清华法学》2013年第5期，第141页。

⑧朱孝清：《刑诉法的实施和新挑战的应对》，《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9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