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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纪伯伦（1893―1931）是第一位被译介到中国的阿拉伯作家，其作品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中数量仅次于《一千零一夜》。到目前为止，对其作品的译介共经历了三次译介高潮，其中在第二阶段的20世纪50―70年代末，纪伯伦作品的译介中心转移到香港和台湾，其湾成果最为突出。
揭开台湾翻译纪伯伦作品序幕的是《先知》两个新译本的出现。此后，各种纪伯伦作品的中译本不断出现：从《疯人》、《人子耶稣》等被翻译出版，到《流浪者》、《破翼》等首次在中国译坛的出现，还有第一个中英对照本的《纪伯伦全集》出现，使台湾的纪伯伦作品译介在短期内出现了这样一个热潮：同一作品不断出自不同译者和不同出版社，且同一个译本不断再版，如《先知》在三年时间里就出现了四个不同的译本，甚至同一年竟有两个译本同时出现，《流浪者》在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3个不同的译本，《疯人》的译介也是如此。
1970年1月，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季庆翻译的《先知》，这是台湾地区的第一个中译本，也是继大陆译者冰心和香港译者丘向山译本之后中国出现的第三个《先知》中译本。此后该译本不断由纯文学出版社多次印行，直到1996年转由方智出版社再版并多次印行，直到现在，该译本在台湾就如同冰心译本在大陆一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王季庆之所以要把《先知》翻译和推介给读者，是出自对这部作品的深刻理解，正如她在“代序”中所说：“《先知》是一本奇妙的著作，它满足了个别心灵的不同需求。哲学家认为它是哲学，诗人称它作诗。青年说：‘这里有一切蕴含在我心中的东西。’老年人则说：‘我曾不停地寻求，却不知寻的是什么。现在，当我垂暮之年，在这本书中，我找到了我的宝藏。’科学家和法学家也坦白承认此书给他们很大的启示。”因此她“希望我所爱的同胞，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能藉此丰富你们的心灵。更希望能因此介绍你们去接触原著和更多纪伯仑的著作。”[1]正如王季庆所希望的那样，随后有更多的译者加入了译介纪伯伦作品的行列，如同年8月就有两个《先知》译本同时出版：一是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叶松发的初译本，一是台南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卓洛琳的初译本。
1971年台湾出现了《流浪者》的两个译本：一是台北天人出版社出版蒋伯川的初译本，一是台南新世纪出版社发行的卓洛琳的译述本。《流浪者》是纪伯伦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英文作品，出版于纪伯伦逝世后的1932年，由52篇寓言汇集而成。此前，无论大陆还是香港，都未见该部诗集的中文译本，而蒋伯川翻译的《流浪者》既是台湾地区也是中国出现的最早中译本。
这一年台湾地区出版的纪伯伦的其他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赖仁辉翻译的《断翼》（现译为《折断的翅膀》），这是纪伯伦早期用阿拉伯语创作的一部散文诗般的小说，也是其小说中最著名的一个中篇。作品于1911年在纪伯伦的家乡黎巴嫩发表后，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这是该篇小说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而赖仁辉的译本《断翼》无疑也是第一个中译本。虽然它不是直接译自阿拉伯语而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
《先锋》实际上就是纪伯伦的诗集《先驱者》，此前大陆虽然已有刘廷芳译出，但因是自费出版，故在市面上一般见不到。而该诗集在台湾则是第一次译出，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发行的单行本。
1972年台湾同时出现了《疯人》的两个英汉对照本：一个是台北正文出版社出版的陈君懿的《疯人》，一个是台北天人出版社出版的林冠美的《狂人》。这是时隔50多年继大陆译者刘廷芳在20年代末期的《疯人》译本之后出现的两个中译本。
1973年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了杨姗姗翻译的《纪伯伦全集》，这部只有一卷的英汉对照本将其称为《全集》似乎有些勉强 ，但在选题方面却非常有特色，尤其是所收录的6个短篇小说占有纪伯伦全部短篇数量的七分之六，因此，无论从译介时间还是从译介数量上来看，都是台湾也是中国译介最早也是最多的纪伯伦小说。
尽管70年代初期台湾的纪伯伦作品译介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但是仍有评论这样认为：“纪伯伦的作品，近两三年间，台湾将它们翻译成中文的亦有多种，唯不是有计划的整理翻译，既非由一家出版商全盘主理，且多重复，更有因袭充数之嫌者，以及恶劣之版本者。看了令人痛心。”[2]
上述局面很快便因第一部纪伯伦传记的翻译出版得到扭转。1973年台湾水牛出版社出版了郭祖欣翻译的《纪伯伦评传――来自黎巴嫩的人》，这是美国女作家巴巴拉・杨在1931年纪伯伦去世几个月后写成的第一部纪伯伦传记，也是中国译介过来的第一部纪伯伦传记
巴巴拉・杨是是纪伯伦崇拜者中的一位，后担任纪伯伦的秘书。由于传记作者与纪伯伦的特殊关系，也由于没有其他的传记作品作为参照，因此就当时来看，这部作品中的内容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它在增进人们对纪伯伦生平与创作的了解、推动了台湾学者进一步译介纪伯伦作品的热情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此后的纪伯伦译介工作开始转向以前译介较少或没有译介的作品，如《先知花园》、《沙与泡沫》、《大地之神》、《泪与笑》、《纪伯伦书简》、《纪伯伦情书全集》、《人子耶稣》等都开辟了台湾或中国首译的先例。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这个时期还改变了此前纪伯伦诗集单部译介的局面，出现了以一人之力独译多部作品的局面，如林嘉锡译《流浪者及其赏析》、《纪伯伦书简》;张俊祥译《先知的寓言》和《先知的灵感》;刘O华译《《疯子》、《先驱》和《流浪者》3部诗集，闻Z译《先知花园》、《沙与泡沫》、《大地之神》、《泪与笑》》4部散文诗集。闻Z用一己之力独自翻译了纪伯伦的多部诗集，虽然他不是开此例的先驱，但他一人独译纪伯伦的4部作品且每部都是首译，无论在此前的大陆还是当时的香港和台湾，都是不多见的。
当然，在所有纪伯伦作品的译者中功绩最为卓著者当属岑佳卓，他自1970年代起用整整10年的时间独自翻译了纪伯伦的几乎所有作品，不仅将纪伯伦所有诗集中篇幅最长、译介难度最大的《人子耶稣》翻译出版，而且自费印行了数字达百万的中国第一部《吉布兰全集》。
《全集》1980年自费初版发行后，在台湾颇受好评，不仅初版一千多套在三四年内销售一空，而且该书译文被许多海外报纸采摘或刊载。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此后，岑佳卓又用近10年的时间“详细修订文句，逐句审阅，改正别字，修饰词句，力求避免讹误，并能顺畅传神。”[3]译者不仅将主要精力用于内容的修订上，而且在提升印刷品质方面颇为用心：由初版32开改为大方的25开本，选用上等六十磅米色印书纸印制，刊印每一篇力求清晰悦目，封面用冲皮烫金以求历久不变。[4]译者“希望能够藉《吉布兰全集》的再版引起更多读者对吉布兰著作的兴味，更进一步去接触吉布兰的著作，使灵性获得抚慰、舒解和启迪，而有所裨益和造就。”[5]因此，1989年自费再版后的《吉布兰全集》力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上述所有工作都寄托了“译者一个殷切的期盼：让吉布兰的思想作为我们的一盏精神明灯。”[6]
如果说，岑佳卓是众多译者中的佼佼者的话，那么《先知》则是台湾译坛的领军译本：在10年的时间里，台湾先后竟有10多个不同的《先知》译本出版！几乎平均每年1本。该译本的出版也带动了纪伯伦的其他作品的译介和出版。
当然，纪伯伦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小说，在这个时期都是依据其他语言的译本转译过来的，在大陆是俄语译本，在台湾则是英语译本，单从“吉布朗”、“ 吉伯南”、“季伯伦”、“季伯兰”、“吉布兰”、“纪伯”、“纪伯伦”等名字的音译上，就可以看出都是由英语转译的音译。
随着台湾地区对纪伯伦作品译介的全面展开，作为读者的译者对纪伯伦的作品及其创作的文化背景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纪伯伦作品翻译未能呈现出持续走热的趋势，甚至在80年代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空白阶段。即使到90年代之后，台湾译坛也没有出现更多纪伯伦作品的译作，于是出版界便将视野转向了大陆译坛。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96年和1998年将纪伯伦毕生作品重新编辑出版，结集成“纪伯伦诗文全集”，这是台湾最早“出齐了纪伯伦诗文全集的完整系列丛书”。
进入21世纪的台湾译坛与同时期大陆对纪伯伦作品译介的热浪频涌局面相比，呈现出的则是小河流水现象，缓缓推出一些新人译著，如：2000年台北格林文化出版公司出版4部译著：张琰译《先知》和《先知&先知的花园》;马Q译《沙与泡沫：生命的叹息与喜悦》;林建财译《遇见爱情的翅膀》。2002年台北格林文化公司出版李桂蜜译《鲸鱼与蝴蝶》;[7]台北未来书城杨梦哲译《先知》中英对照本;台北大田何雅雯译《沙与沫》中英对照本;2003台北华城图书公司出版梁文薰译《先知》中英对照本，台北圆神出版社出版孟祥森译《纪伯伦的智慧》; 2005年台北望春风文化公司出版陈绮洋、林弘宣合译《人子耶稣》;海鸽文化出版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徐翰林译《纪伯伦的诗》;2007年台北好言社出版《先知的智慧甘泉》;2009年台北新潮社出版林郁主编《纪伯伦的圣经：先知、沙与泡沫》。
台湾也出版一些在大陆曾经出版过的纪伯伦作品，如2001年台北小知堂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蔡伟良译《先知全书》;200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韩家瑞、李占经等译的繁体精装版《纪伯伦全集》，《先知》的台湾著名译者、中华新时代协会创办人王季庆和大陆文学评论家南方朔分别为出版的《全集》写了推荐文。王季庆身为三十多年前台湾版《先知》的译者，她在题为《烈火焚烧、寒冰淬炼的灵魂》一文说：“初接触纪伯伦的原著，转眼已四十年了！……《先知》是我进入东西方哲学思会通的第一扇门。后来专研新时代思想数十年，读过、赞叹过的好书也还不少，但，《先知》有点像是我在这方面的“初恋”，忘不了……我当年在译《先知》时，寻找过纪伯伦的背景资料，虽然其他作品未完全读过，但由点点滴滴的讯息和资料中可以感应和猜测，纪伯伦并非圣人，而是个有血有肉、有矛盾有挣扎的人。经由阿拉伯和西方不同文化的侵润和淬炼，经由生命本身的历练，最后成就了他如钻石般剔透的生命和文采。”[8]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对纪伯伦作品的译介集中于20世纪70-80年代。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出现译介纪伯伦作品的热潮，其原因之一与翻译作品的风行有关。20世纪50年代大量美军因朝鲜战争进驻台湾，促进了对西书的大量需求，因而译书风潮兴盛。原因之二是与版权法未定有关。1980年代以前台湾的著作权法并不保障外文著作，出版社无须支付版税，因而1970年代前后翻译书成为出版之大宗。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的纪伯伦译介工作渐趋降温，直至整个90年代几乎处于停顿时期，一是纪伯伦作品在上一阶段基本译介完毕，二是与新著作权法的颁布实施有关。1985台湾著作权法经过重大修正，达到国际认同的标准。但是台湾出版业盗版风气依然泛滥，1992年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下，新著作权法通过保障外国著作的翻译同意权，规定自1994年6月12日起，未取得外国授权的翻译作品不得贩卖，从此台湾出版界若要出版外国作品必须取得国外出版社的正式授权。这无疑使台湾地区的外国文学译介与出版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作为外国作家之一的纪伯伦及其作品的译介也因此受到株连。
参考文献：
[1][黎]纪伯伦：《先知》，王季庆译，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美]巴拉巴扬，郭祖欣译：《纪伯伦评传――来自黎巴嫩的人・译序》，台北市水牛出版社1975年版，第9页。该书译者写作序言的时间是在1972年12月10日。
[3]岑佳卓：《吉布兰全集》再版译者序言，岑佳卓自费印行1989年版，第33页。
[4]岑佳卓：《吉布兰全集》再版译者序言，岑佳卓自费印行1989年版，第34-35页。
[5]岑佳卓：《吉布兰全集》再版译者序言，岑佳卓自费印行1989年版，第36页。
[6]岑佳卓：《吉布兰全集》再版译者序言，岑佳卓自费印行1989年版，第36页。
[7]实际上就是《流浪者》，因其中有一篇寓言故事《鲸鱼与蝴蝶》而得名。
[8]《纪伯伦全集》（一），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5―6页。
作者简介：苗学华（1973C），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师，在读博士，专业：英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