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丹心 第6期

时间:2022-06-06 10:04:56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源语文化转向了译者文化,以求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新的认识(赵彦春,2005)。我国的众多翻译工作者也日益认识到研究译者的必要性,我国的译论界似乎缺乏对一个重要译者的集中研究(王佐良,1989)。确实,这种研究非常必要,通过对重要译者重要译作的深入研究,可以引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孙致礼,1989)。本文将对对翻译事业呕心力血,功勋卓著,而今却鲜为人知的翻译家董秋斯的译学思想进行研究,从而向读者展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译者之魂。

二、译学思想介绍

1.对译者序的重视

翻译工作者的责任,不但要选择,而且要批判。就这一点而言,就是一个译者在字斟句酌地翻译之外,还要在译本前后,写出他自己的意见,指出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也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他所译的书几乎没有一本没有前记或后记的。就常理讲,一个译者对译本书的内容和与之有关的知识,应当比普通读者了解得更深刻,搜集的的更丰富。因此,他就有责任把他的见解贡献给读者,否则不是他根本没有资格译这本书,就是他对读者不够负责了。因为普通读者拿到一本书,总愿意知道一点作者的生平,成书的因缘以及译者经过长期揣摩后的意见。他们完全有这个要求的权利,我们翻译工作者应加以尊重。而且译者序只是好译本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不是说,凡是有前后记的译本都是好的。有人在前后记中胡拉乱扯,炫示自己的博学,或作广告性的宣传,或借题发挥一种荒谬的观点”(董秋斯,1950)。态度不严肃,过去的翻译书绝对大多数不印出原书和原著者的名字,也不提所依据的文字和版本。一个认真的读者要核对一下这个译本是否靠得住,断乎无从下手。粗制滥造的译本又是那么多,所以常有人慨叹,翻译书根本不是做学问的适当工具,因为他不但本身不可靠,甚至不能提供一点考察原著的线索。由此可见,过去学术界看不起翻译书,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情形固然有一部分由出版家负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必然由翻译工作者来负。因为事实上,只要一个译者做了这种准备,出版家大致可以接受,至少是可以被说服的。我们确乎知道,若干翻译工作者确实不信及自己的翻译,惟恐别人拿原书来校对,所以讳莫如深。也有人做的是间接翻译,却要人相信是直接翻译,避而不提,也就是一种掩遮的手段。总而言之,不够负责(董秋斯,1950)!

2.关于集中翻译

我搞了十多年的翻译,心中的一个理想就是:若想翻译搞得像样子,在其他许多条件之外,一个译者最好能集中精神,在一定的时期内,专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只有这样,他的译事才有可能取得那个作者特殊风格的希望。领会和表达一种名著的风格,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需要长时期研读和操练。今天译张三,明天译李四,而张三与李四的风格往往很不相同,好比一个唱戏的人,今天唱青衣,明天唱老旦,尽管这个人天分很好,他的成就也不会很好的。但是,到此时为止的中国,尤其是上海,这是怎样一种卑之勿高论的理想,实现起来也是千难万难的,有几个靠稿费生活的人,可以愿意译什么,就译什么,就是不靠稿费生活,而译出来的东西能出版么?鲁迅先生常慨叹自己的工作是打杂。事实上,没有几个文化人能跳得出打杂的圈子,搞翻译的人有什么法子可以例外?只希望这打杂的时代赶快过去(董秋斯,1952)。

3.关于翻译批评

在1950年7月1日创刊的翻译通报上,他发表《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要克服这些缺点有待于翻译批评的开展。在同年8月1日该刊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以前用“吹毛求疵”来代替批评,或将批评看作“打擂台”,今后则要:第一,分清对象;第二,找到重点;第三,掌握原则;第四,推荐成功的经验;第五,注重作风问题;第六,建立正确的理论;第七,讲求说话态度。董氏本身进行翻译批评时态度也是相当严肃的。“章氏译书的态度,我也不能赞同。例如,把compromise译做“龟兹之道”并加以注解到:“龟兹之道,得半之意,义借《汉书》龟兹王半汉半胡事,谓窟藏之思,不得由正道出,故取旁门,发为症候,是得半也。”这不是译书,简直是开玩笑了(董秋斯,1940)。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孙致礼.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国翻译,1997.

\[4\]董秋斯.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北京:翻译通报编委会,1950.

\[5\]董秋斯.本刊半年工作回顾.北京:翻译通报编委会,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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