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选择

拉美国家舆论普遍认为，今年1月1日，巴西劳工党人卢拉・达席尔瓦就任巴西总统，是拉丁美洲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它预示着拉美国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卢拉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称，“我的当选不是选举本身的胜利，而是历史造就的”。的确，一介平民出身的工人领袖最终成为一个拥有1.7亿人口、854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总统；一个由左派政党推举的候选人，能够第一次通过合法、公开的竞选活动，赢得62%选民的信任，战胜执政多年的传统政党，是有着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原因的。它不仅代表着巴西“人心思变”的社会思潮和面对新的历史进程而做出的抉择，同时也将激发其他国家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新的发展道路，从而对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拉美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近年来，拉美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执政危机，将拉美带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在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在过去的一年里，始终在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泥潭里挣扎。危机的“急性发作期”虽然已过去，但是，迄今还没有看到最终走出危机的曙光。阿根廷经济危机对南方共同市场其他成员国乌拉圭、巴西和巴拉圭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很大冲击。乌拉圭银行存款大批流失，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尽管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15亿美元的紧急救援，去年乌拉圭仍然创下了经济衰退的历史纪录。在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下，巴拉圭国内各党派争权夺利越演越烈，众议院甚至通过了对马奇总统的不信任案，政治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巴西连续几年经济缺乏活力，民众不满情绪高涨，而国内外投资者担心政局难料，经济政策要变，因而去年下半年金融市场动荡不已，货币大幅贬值，公共债务猛涨，巴西经济跌到了衰退的边缘。

地处南美洲北部的安第斯地区社会动乱更是引人注目。去年4月12日，委内瑞拉发生戏剧性未遂，查韦斯总统被扣留两天后官复原职。然而，反对派并不甘心，继续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委内瑞拉处在拥“查”和倒“查”的对抗和动乱之中，以石油为命脉的国民经济为此大伤元气，眼花缭乱的政局和动荡不定的生活，将委内瑞拉政府逼到了“死角”。

被称为拉美“生产中心”的哥伦比亚，自从国内三支非政府武装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后，持续3年的和平进程中断，内战烽烟再起。政府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加强了铲除游击队的攻势，而反政府武装也不愿示弱，在全国掀起“绑架”之风，威逼各地市长辞职下台，去年，竟有10位市长死在反政府武装的枪口下，200多位市长被迫离职，而遭绑架之苦的人质竟有4000人之多。哥伦比亚内战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贫困人口激增和长期的经济萧条以及政府官员腐败，都是导致内战越烧越旺的“干柴”。

拉美政坛上的风风雨雨，其根源都与经济息息相关。90年代初，拉美国家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扫清了多年来阻碍拉美经济发展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沉重的债务难题，拉美似乎重新走上了经济增长之路。1999年至1994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4.05%。然而，好景不长，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东南亚、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拉美金融市场风急浪涌，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三个拉美大国先后爆发金融危机，拉美经济随之三起三落，给拉美雄心勃勃的振兴经济计划泼了一盆凉水。1999年至200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

经济不景气，导致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如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增多，城市暴力犯罪猖獗。如去年拉美城市失业率平均为9.1％，比10年前上升了2个百分点。1995年至2000年，厄瓜多尔绝对贫困人口从210万增加到450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990年，约占全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其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的4.6%，到2000年更是下降到2.5%。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拉美贫困人口约2.4亿人，已超过该地区总人口的1/3。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和社会公正的要求推动了人民运动的兴起，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墨西哥的恰帕斯农民起义和厄瓜多尔印第安土著人运动等等。

在民主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经济不景气又刺激了政党斗争和政治腐败。近年来，拉美政治丑闻层出不穷，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以争权夺利为目标的党派斗争持续不断。这一切都使当地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许多传统政党纷纷落选，失去执政地位。如执政时间长达70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竞选中败北，委内瑞拉两大传统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被查韦斯领导的中下层军官和民众所打破，厄瓜多尔政府和执政多年的老党也在印第安土著人的抗议声浪中被赶下政坛……拉美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似乎预示着拉美国家又一次走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面临痛苦而艰难的选择：经济向何处去？国家朝何处发展？

反思后的选择

尽管拉美国家绝大多数政府不承认近年来实行的经济改革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是，他们所推行和实施的各项经济政策，无疑与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支柱：限制公共支出、控制财政赤字的“紧缩财政”；出售国有企业，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私有化”；鼓励贸易、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开放”。

在反思10余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后，拉美人认为，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完全符合拉美的国情和民情。同时，拉美国家在推行经济改革时也出现了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如新自由主义政策过分地强调市场的作用，削弱了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方面的力量；拉美国家全面推行国有企业私营化，结果国企职工失业大量增加，职工收入减少；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拉美就全面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使外国投机资本畅通无阻，拉美金融市场频频受到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货币大幅贬值，而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资本却从中获得了巨额利益；为了融入全球化，拉美国家单方面地开放市场，结果是发达国家产品在拉美市场上一路畅销，而拉美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却遭遇重重困难；国际金融机构要求拉美实行“节衣缩食”的财政政策，满足了国际投资者和债权者的利益，而拉美民族经济却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等等。

正是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反思和批判中，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代表中下层群众利益的拉美左派政党便成为拉美民众寻求“变革”的希望。拉美左派主张，要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实行“再改革”，要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优先解决贫困、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要更加重视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积极推行和巩固拉美经济一体化。这些主张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左派政党也因此在许多拉美国家逐步扩大了影响，并陆续取得了地方政权和国家政权。可以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大陆，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洗礼”和“反思”后，正开始“向左转”，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重视低收入阶层的疾苦、维护民族利益的方向迈进，从而揭开了拉美历史的新篇章。

巴西将成为拉美的榜样

拉美国家“向左转”的选择将遇到新的矛盾和困难。前几年拉美个别国家进行的“尝试”似乎也说明了这种选择的艰难程度。查韦斯当选总统后，推行“和平民主革命”，实施了大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然而，这些改革措施遇到传统势力的竭力阻挠，利益受损的企业主、商人和联合起来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3年来，委内瑞拉政局动荡不宁，经济改革成效也微乎其微。

拉美国家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拉美与欧美发达国家关系密切，既是欧美国家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地，又是欧美国家重要的出口市场，同时，又是欧美争夺市场的对象。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从明年起将进入实质性谈判，目标是在2005年最终完成谈判。对美国来说，美洲自由贸易区重要的经济与战略意义在于：它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抗衡欧盟的一张王牌。而欧盟也不甘心将庞大的拉美市场拱手让给美国，利用它与拉美国家传统的文化、人文和经济联系，积极发展欧拉经贸关系，并为此已举行了两届首脑会议。欧盟还与南共市签署了建立跨地区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借以打破美国企图通过美洲自由贸易区获得对拉美地区的垄断权。美国担心左翼政党在拉美政坛上的崛起会强化拉美民众的反美情绪，影响到美国在拉美“后院”的战略利益，正通过各种渠道对拉美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处于欧美争夺夹缝中和处于“北方老大”美国影响下的拉美，如何选择国家新的发展道路，其艰难性远远超出了本地区的范畴。

于是，处于历史转折期的拉美，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巴西新政府上。卢拉总统曾经发表过激进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不过，卢拉吸取了过去三次竞选连遭失败的教训，在去年的竞选中以妥协、温和的姿态出现。即便在当选总统后，他也表示，新政府将推行一种“平静而温和的改革”。政府的优先目标是解决贫困、失业和教育，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为此，他呼吁政府与各党派和劳资双方签署“社会契约”来推进各项改革，并吸收其他政党的人士共同参政。同时，他又强调新政府将继续坚持严肃的财政政策，履行国际义务，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积极发挥巴西在拉美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给人的印象是，他既不会像查韦斯那样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也不会像梅内姆那样采取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尽管卢拉政府的执政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本国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但是它的执政理念和经济政策无疑代表着拉美国家一种新的选择，一种新的尝试。巴西报刊将卢拉所领导的政府形容为是向“中间立场”靠拢的左派政府。

巴西在拉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卢拉政府的这种“温和和平静的改革”很可能成为其他拉美国家效仿的榜样，从而对拉美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