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摘要：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北宋；韩愈；道统说；古文运动；以文为诗

中图分类号：1206.2．4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5―0090―08

钱钟书于《谈艺录》曾云：“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诚如斯言，对于韩愈接受之研究，大抵皆就学、艺、人品而言，不外乎是对其儒学修养、诗文创作成就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研究。而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新，均以韩愈为标榜。故北宋与韩愈关系极为密切，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可谓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本文以欧阳修为界，将北宋时期分为前后二期，通过勾勒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士有关韩愈的论述并进行述评，按照上述三方面即对韩愈其人、其文、其诗的接受情况作出考察，以见北宋接受韩愈的演变情形以及不同时期人物在接受过程中呈现的不同风貌。

一、对韩愈其人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愈其人的评价

北宋前期出现了一批尊崇韩愈的文士，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韩愈，大力修正中唐以降对韩愈的负面评价，使韩愈形象大为改观，关于韩愈性格的批评逐渐得以淡化乃至扭转，韩文、韩诗也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以下从北宋前期对韩愈的排佛、道统说、任官及性格等方面解读进行论述。

韩愈在排佛行为中体现出刚强坚毅的性格，于儒可谓有劳。但唐人未甚推崇，《旧唐书》虽肯定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却不认为属卫道之举。北宋开国后，其事渐受赞许。《太平御览》多处提及韩愈上表进谏，《太平广记》引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以体现韩愈直谏忧国，《册府元龟》也形容其忠臣之志。可知宋初大规模的编纂工作尤为注意塑造臣德，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柳开《韩文公双鸟诗解》即从排佛角度进行解释，或嫌附会，但表明他重视排佛的立场。他虽为柳宗元后裔，但因柳宗元没有排佛，便认为柳不及韩。王禹俘认为《论佛骨表》可救时弊，孙复则认为倘无韩愈排佛，天下人将沦为夷狄。他们进一步将排佛举动与儒家精神联系起来，颠覆了《旧唐书》对其“道不弘”的论断，树立韩愈的卫道形象。如石介《与裴员外书》云：“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此外，韩愈的排佛也被联系起道统来观照。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将圣王之道代代相传，这个思路在北宋初得到高度重视。今人郭绍虞说：“宋初之文与道运动，可以看作韩愈的再生。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的复现。最明显的，即是‘统’的观念。因有这‘统’的观念，所以他们有了信仰，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产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进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绩。韩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人之参加文与道的运动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

北宋最早提及道统的是柳开。他在《河东先生集》卷一《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明确把韩愈列为道统的最后继承者。其后孙复、石介的观点大体如前，略有发挥，如前者有时提及董仲舒，而后者有时未提及荀子。韩愈将道统论视为排斥异端的主要根据，视儒佛对立为华夷之争，属于“入于彼，必出于此”的势不两立。宋初人也接受强烈的排斥观念。如柳开批评老佛之徒至于中国则莫极，孙复则把排斥范围更加扩大。在其《孙明复小集》的《儒辱》里，认为举凡“空阔、诞谩、奇险、淫丽、谲怪之说”都是乱道异端，如果没有孟子、扬雄、韩愈三人，则“天下之人胥而为狄夷矣”。石介在其《徂徕石先生全集》卷十《中国论》里，则继承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手法，云：“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极重夷夏之防。总之，他们都强化道统的排斥性，态度较为极端。除了几位宋初的道学先驱之外，道统较少被提及。王禹俘兼蓄儒道两家，穆修反对道统的神秘色彩，范仲淹则重视文学表现，不苛求文必载道。

在为官方面，韩愈抱有“居其位则思死其官”的信念。在北宋这些事迹被描述得更具体。《太平御览》据韩愈驱鳄而称其“良刺史”，《册府元龟》将论宫市置于“正直”条目，将释放奴婢置于“仁惠”条目，将宣谕王庭凑置于“达命”条，并使用“服膺善道”、“中立不倚”、“耿介方直”等褒词。范仲淹《答窃议》云：“唐贤使于贼庭，不辱命者如韩愈。”石介《读韩文》云：“凌凌逐鳄文，潮民蒙其禧。”王禹偶为韩愈批评阳城不能极力上谏而受到的“妄讥”等作出辩解，他在《管丁谓书》中说：“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义也。今不仕则已，仕则举其职而已矣。”当时潮州已建韩愈池塘，当地官吏亦有模仿韩愈撰文驱鳄的事迹。可见韩愈为官尽职尽心的形象已经流行。

性格与立身行事方面是韩愈在宋前常受指摘的主因，直率、肆意等描述时时可见。在北宋前期由于逐渐建立了韩愈的儒者形象，对于其性格的解读也多形容为积极进取的一面。但在立身行事方面，则仍据儒者标准予以批评。如苏舜钦《答马永书》云：“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见用，独居畎亩，乐以终身，盖亦多矣。故韩退之谓颜子恶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虽乐不足称也。又观其《感二鸟赋》，悲激顿挫，有骚人之思，疑其年壮气锐，欲发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意即韩愈科举不售时作赋寄托，希望扬名，不甚符合大贤进退自如的涵养。

值得注意的是，对韩愈的相关批评较前代大为减少，且风气所移，把之前的负面叙述修正为颂扬。如《旧唐书》认为韩愈《讳辨》不合孔孟之旨。但《太平广记》将其描述为韩愈奖掖后进之举。如其卷202说，“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韩门弟子”，以衬托韩愈的爱才。又说：“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人，仆者谓日：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进士举。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成憾轲。文公惜其才，为着《讳辩录》明之，然竞不成事。”这就不像之前所述韩愈主观处事、违背时俗，而有意通过对李贺恃才傲物的描写来衬托韩愈虚心下士。《册府元龟》也有类似例子。《旧唐书》的《韩愈传》叙述韩愈因台参问题与御史丞李绅龃龉之事云：“(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

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这就将责任归咎于两人性格。而《册府元龟》卷339云：“在朝李绅有宠，逢吉恶之，乃除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以绅褊直，必与愈争。及制出，绅果移牒往来。乃罢愈为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其提出相关争论是李逢吉有意设计的，并对李逢吉的狡狯和李绅的褊直进行说明，这就改变了之前记叙韩愈性格偏执的形象。宋代之前关于韩愈性格的批评北宋前期逐渐得以淡化，正是当时尊韩风气的反映。

(二)欧阳修及北宋后期对韩愈其人的评价

自宋初始，韩愈逐渐在道统与文统两方面受到赞誉，但随后对韩愈其人的评价也逐渐趋于理性，且对于韩愈诗歌的开拓意义逐步加以体认，这都在承前启后的欧阳修得以体现。

欧阳修初读韩文印象，乃是韩愈超然于功名利禄。欧阳修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明他初接触韩文时的心得：“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日：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沈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韩愈任四门博士期间，曾强调士人不应追求功名。他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将蕲至于古人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又说：“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轼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这是不同于时俗、不追求功名利禄的特立独行。欧阳修亦看重视这点，因此有“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的感慨。苏轼《六一居士集序》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可见时人亦视欧阳修为继韩愈之后道学方面的领军人物。

然而随着欧阳修阅读的深入，欧阳修逐渐察觉其言行不符的情况，对韩愈不合儒家理念的行为表示批判，开宋儒注重言行之先河。醒目之处略举数端：其《诗解统序》说：“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是明圣人本意乎。”《与尹师鲁第一书》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书李翱集后》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这些都可以看到欧阳修不为贤者讳的态度，而后世理学诛心之论也在此可见发端。

在欧阳修之后的北宋后期，韩愈的儒家形象及排佛事迹乃至为人处世等受到质疑和批评。当时文人察觉韩愈儒家学说不够精纯，在考论一些儒家典籍上也有所疏忽。比如反对排佛的代表人物契嵩著有《非韩》三十篇，虽不乏吹毛求疵之处，但因宋神宗肯定其儒释一贯的说法，其论有一定的影响。他指责韩愈性三品的观点不妥，主要是论情而不是沦性，因性没有上下善恶之分，故论语云“性相近”。后人在这一点上的议论也多与其类似。而王安石则对韩愈的学说、著作、行事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可谓是“非韩”的代表人物。当时士人们质疑韩愈的儒者身份，乃至重列道统，将韩愈逐出道统谱系，而凸显其文士身份。

另外，当时亦有观点认为韩愈亲佛，使韩愈坚定反佛的形象被淡化，三教融合的潮流使得韩愈排佛的立论显得突兀而偏激，士人不满其简单粗暴的排佛方法，而且当时对排佛探讨逐渐限于学术范围内，失去了现实层次的意义。如欧阳修推崇、坚持韩愈的排佛立场，可在校勘韩集的过程中认为《与大颠师书》是韩愈亲笔。但苏轼对此看法有不同意见。而司马光则从实证出发，根据韩愈诗文喜好遍征典故，可知韩愈于书无所不观，自然也包括佛书。此外韩愈的立身行事亦被指摘。总体而言，宋代士人重视“立德”甚于“立功”，他们在仔细考察其事迹及文章的过程中，发觉了韩愈一些言行不符、不堪穷困的作为，这些均被视为不合圣贤之教，至少是涵养不足的体现，并对南宋接受韩愈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二、对韩愈其文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文的接受

晚唐五代的柔弱文风，入宋之后仍然维持。宋初尊崇韩愈的文士以韩文作为批判浮艳文风的典范，重新塑造韩愈的文学形象，使得韩文逐渐取得尊崇地位。如王禹偶《赠朱严》云：“韩柳文章李杜诗”；《答张扶书》云：“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苏舜钦《李翱集序》云：“唐之文章称韩柳”；柳开《答梁拾遗改名书》云：“文之最者日：元、韩、柳、陆”。但由于掌握韩文资料的不足及尊韩的明确目的性，他们对韩文的理解接受不够全面。

韩文的儒道色彩虽为北宋前期文士所共识，但在具体领会时各有千秋。如从儒家教化角度的体认，对文风特色的模仿，或发掘新的文体等。

关于韩文的载道问题，从唐代韩门弟子始就强调其仁义教化的色彩，到宋初亦如是。柳开《昌黎集后序》云：“先生于时做文章，讽咏规戒，答论问说，纯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言之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先生之于为文，有善者而成之，有恶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无勃然而生于乱者也。”他指出韩文惩恶劝善的功能，并抬高到超越孟子的地位。孙复《答张洞书》云：“至于始终仁义，不叛不离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而已。”石介《上赵先生书》云：韩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他因此进一步推举韩文：“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争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穆修、姚铉也都有类似表述，皆重道轻文，认为与此相背的就是不得其正的浮华之词。

由此他们笔下形容的以韩愈为文坛中心的文学形象就有所偏颇。如石介云：“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乐天辈数十子而已。”他把元白看成韩氏的追随者，显然出于主观意愿，反映出时人对韩愈道德文章的推举之情。后来吕南公在《书卢全集后》也有类似说法：“唐三百年文儒为盛，然莫盛于元和以来。韩退之其名教宗主欤!而恳恳推道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观、张籍、孟郊、侯喜、欧阳詹、卢仝辈，逊服卑卑，如不足者。退之岂真宜坐其下哉?斯以见韩之大贤也。数君皆能自致于有闻，然各有终身之蔽。又当时于韩各有轻悦处，不闻韩以为间，益见韩之贤也。”这些都颠覆了《旧唐书》“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的记载。

关于韩文的特色，则有体认上的差异。韩文一般以诘屈聱牙闻名。遣词造句及题材富于新奇变化，兼具气魄雄壮之格，因此在宋初人眼中颇能作为矫正柔弱浮华文气的有力工具。比如石介在太学时，力诋时文，有意作气，直接影响到后来风靡一时的太学体的发展，甚至出现片面追求怪奇的倾向。此外，张扶、宋祁等人从文章技法上来接受韩文，虽未从道学层面予以阐发，但同样不免故意标大成”的地位确定下来，并与杜甫比肩，被称为“杜诗韩文”。欧阳修、秦观、晁补之等人对于韩文均有仿作，如秦观《五百罗汉图记》及晁补之《捕鱼图》都是效法韩愈的《画记》笔法，而沈括、唐庚等

人留意韩愈的句法和字法。苏轼、秦观、陈师道等人都有关于韩愈文章集大成的论述。

此外对于韩愈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观念，当时人则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及补充。比如欧阳修继承“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而提出“穷而后工”，“去陈言”被理解为“古中求新”、“点铁成‘金”的工夫等。此外，当时人并不欣赏艰涩怪奇的文风，强调理得词顺，有效纠正之前的偏颇发展。可以说在北宋后期，韩文的内涵意义最大限度地被发掘出来。

三、对韩愈其诗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诗的接受

宋初在晚唐诗风笼罩之下，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各领一时，而韩诗影响有限。

柳开作为在宋代最早提倡韩愈道统的人，在诗歌方面也刻意模仿韩诗。其《河东集》仅存五首诗，《全宋诗》另从他书辑得三首，其中四首律绝流于一般，而四首古诗都可见韩愈风格。如《赠梦英诗》有句云：“舍羊犬猪用彪虎，气包茫昧廓区宇。别发披缁心有取，蜕免羁局脱潜去。”明显是学韩愈险怪奇崛一路。按李肇《唐国史补》云：“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柳开诗学樊宗师，艰涩难懂。

同时的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对于韩诗也有类似的接受。穆修存诗约五十多首，其中律绝为多，风格平淡。但其几首五言排律多为长篇，颇可窥见韩诗之风。其《秋浦会遇》长达1200字，截取一段如：“龊龊幽遐地，栖栖会遇人。穷愁艰理胜，羁旅易情亲。岂意当漂谪，兹谐卜并邻。温温窥表粹，晏晏奉嬉。直道谈端辟，横流语下堙。绮文何斐，瑰行亦磷玢。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饮醇。”其间可见所抒发的感遇古拙凝重，与同时诗风大不相类。尹洙古文成就较高，但其诗歌质朴无文。引其《帝籍》如下，以见一斑：“帝籍于郊，典仪具陈。务农以训，供祀以勤。祀在于诚，匪勤于人。训农以实，匪训以文。帝谨二物，乃躬乃亲。公侯卿士，暨厥庶民。”石介诗存不足150首，不出同时诸人学韩范围。如其五古《读韩文》：“眇焉五帝上，尝观二典辞。焕乎三王间，尝观二雅诗。道德既淳厚，声光何葳蕤。烈烈日精散，闳闳雷声施。施焉如飞龙，潜焉如蟠螭。”纵横使气，颇为慷慨，仿佛韩诗面目。他还仿做《庆历圣德诗》，后人评价不高，如翁方纲云：“其末段音节颇欠调叶，未可以变化借口。”翁方纲进一步评价道：“柳、种、穆、尹，学在师古，又不以诗擅长矣。”可见他过于注重道统儒学而忽略诗歌规律，并不利于诗艺正常发展，但在当时为反对浮靡诗风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此外，王禹俘七律《赠朱严》云：“未得科名鬓已衰，年年憔悴在京师。妻装秋卷停灯坐，儿趁朝餐乞米炊。尚对交朋赊酒饮，遍看卿相借驴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崇韩之情显而易见。他的诗文以简朴易晓为号，但其诗歌呈现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则是与学韩有关的。因此无论诗或文，王禹俘都是平易学韩的首倡者。

但这些诗人总体上还未足以扭转时风乃至建立新的标准，这项工作就要留待后人诸如欧阳修等来完成了。

(二)欧阳修及北宋后期对韩诗的接受

随着北宋立国以来对于韩愈及其文章的肯定，进入北宋后期，韩诗也开始大放异彩。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云：“昌黎诗不似唐，却高于唐。永叔论诗，不专美子美而尊昌黎，良亦有见。陈后山谓韩以文为诗，故不工。不知韩，并不知诗也。然则韩之起八代，宁特以其文哉?”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位大家涵泳出新，各出机杼，使得韩诗接受呈现出最热烈的情形。北宋末开始笼罩诗坛的江西诗派，虽未明确拈出韩愈为标榜，但创作手法中的以文为诗、锻炼字句、涵咏才学等特点，亦与韩愈颇有干系。通过接受和阐扬韩诗而影响有宋一代诗风的关键人物是欧阳修。

欧阳修自幼心慕韩氏，倾力学韩，对于韩愈诗文早就了若指掌。其诗征引韩愈所在多有，如《读书》：“信哉蠹书鱼，韩子语非讪”；《答苏子美离京见寄》：“退之序百物，其呜由不平。”由此可见欧阳修钻研韩愈的全面深广，并且在下笔时自然而然地进行引用。

梅尧臣说韩诗“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可知韩诗自来曲高和寡。欧阳修推崇韩愈健笔来革除浮浇风气，发挥“以文为诗”的特色，开启了宋诗的新风貌。钱钟书《宋诗选注》云：“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就欧阳修接受并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而言，尤具开创意义。

欧阳修接受韩愈的时代背景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古思潮的勃兴与道统观念的渐趋强化，北宋诗新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借鉴韩氏，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由于欧阳修领导诗坛和后来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推波助澜，“以文为诗”成为北宋诗坛普遍的创作倾向。随着以欧阳修为核心的众多文人的尊韩、学韩，宋代文学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欧阳修乃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树立风格包括扬与弃两个方面，欧阳修除心仪韩愈变革的雄健笔力，也纠其偏好奇险的缺失。他继承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使宋诗趋向散文化、议论化，同时也斟酌学韩利弊，提倡以平易纠正过于奇险之弊。而平淡隽永正是宋诗风格的指归。欧阳修在《与曾子固书》里明确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同样，欧阳修的文风与韩文不同，最早指出两家文风有别的是苏洵。他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从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黄庭坚，宋诗诸大家在传承中加以创变，宋诗的基本面貌亦在此过程中确立。

总之，北宋初期诗坛沉浸在晚唐五代余波里，举凡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都还描摹唐音余调，局面渐窄，直到庆历年间欧阳修、梅尧臣发起诗新后才改观。他们以扫除卑弱浮糜的诗风为己任，以韩愈相标尚，在创作及理论方面都开辟了畅健风格。他们对韩诗的诠释在于具体描述以文为诗的表现力、雄豪恣肆的风格及用韵的成就，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卓有成效地运用。此后韩诗与韩愈的道学及古文一起对宋人产生巨大影响。在庆历年间以降，涌现一批学韩的诗人诸如王安石、王令、李觐、吕南公等。欧阳修等人虽也继承中晚唐诗歌，但积极求变，自然上溯到极富变革精神的韩愈。这使得北宋仁宗一朝对韩愈的发扬达到高潮。他在身边吸引大批文士如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而言，北宋时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页。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9页。

[3]李勇先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4][6][7][17][19][2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536、11、29、1189、77、228页。

[5]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62页。

[8][18]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页。

[9]吕南公：《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4页。

[10]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91页。

[11]苏洵：《嘉佑集笺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12]裴度：《寄李翱书》，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1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页。

[14]范缜：《东斋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页。

[15]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7页。

[16]翁方纲：《石洲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17]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76页。

[20]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The Acceptance of Han Yu in the North SOilg Dynasty

LIN Xi．WU Zai―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Very few persons shared the same view with Han Yu from the mid to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Dynasties．The wide acknowledgment of Han's　aceompJishment as well as his status was gradually generated during theNorth Song Dynasty，whi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ime for the acceptance of Han Yu．During the time。thedevelopment of poem and literature experienced a revolutionary change．in which Han Yu became a model to literati forliterature creating．The rise of Han Yu's image owns significantly to Ouyang Xiu and his fellows who contributedremarkahly to reversing Hart Yu's previously negative image，thus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perspective towards Han Yuwas formed．The value of Han Yu's literature and poems were also unveiled at the same time．and the literature worksbecame a model for the articles later．exerting critical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and acceptance of HanYu ever afterwards． Key words：the North Song Dynasty，Han Yu，the Confucian orthodoxy，ancient prose movement，write poetry bymeans of nr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