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碑传文及其价值考论

摘要：碑传文是历史人物的第一手传记资料，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徽州历史人物的碑传文数量众多，形式多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论文概述了徽州碑传文的留存方式和类别，探析了其繁富的原因及重要价值。

关键词：徽州;碑传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碑传文是中国古代较为常见的传记体散文样式，既包括墓志铭、墓表、墓碣文、权厝志、神道碑等碑志文，也包括家传、小传、别传、行状、行实、事略等传状文。由于碑传文章私家修纂的性质，且常有谀墓之嫌，多为正史所不采，但其行文、体例却能不拘一格，较之正史传记则更为详备和鲜活，历来受到重视。古代碑传文的结集，始于宋代杜大的《名臣碑传琬琰集》，而至清代，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汪兆镛《碑传集三编》等碑传集系列的出现，显示出断代综合性碑传文汇编的系统性和延续性。当代卞孝萱、唐文权先生编纂的《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以及钱仲联先生的《广清碑传集》，继踵前人又有所创新，使得有清一代以至民国时期的人物碑传集更为完备。

碑传文作为传主一生总结性的传记资料，虽重在记述个人事迹，表彰其嘉言懿行，但其中有着不囿于个人而与其家乡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史实。中国地域广袤，各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客观存在，再加之中国人素来安土重迁，讲求叶落归根，都使得碑传文因传主籍贯的不同而带有浓郁的的地域性色彩。方树梅先生纂辑的《滇南碑传集》即是一部云南地区人物的碑传集，于云南地域文化研究贡献尤殊。

本文所谓徽州碑传文，指的是以历代徽州人物为传主的碑传文。“徽州”之称始于北宋末年，但我们所指的徽州人，包括北宋之前在这一地域生活的新安、新都、古歙州人等。这些徽州碑传文数量繁富，来源广泛，体例多样，记录了古代徽州人物言行事迹和徽州地域的历史进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徽州碑传主要以两种方式留存。一是实体的碑志。在目前的安徽省黄山市，尚存有一些墓碑和墓志，如汪由敦、汪洪度的墓碑及墓志铭。江西省婺源县也陆续发现了一些墓志，如1976年出土的明代孙校所作汪f（1466～1536）的圹志《明少保吏部尚书谥荣和汪公圹志》、1981年出土的宋代万如石撰书的汪路（1048～1118）《宋承议郎赐绯鱼袋汪公埋文》，二碑石均藏于婺源县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黄山市博物馆也存有一些石刻或石刻拓片。这些墓志碑刻最真实地记录了碑传的原貌，历经风雨，有的已经漶漫不清，但多可与纸质文献相印证，是可以直接应用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时间久远，多湮埋地下，尚待发掘。第二类则是纸质的碑传资料。纸质文献刻写方便，易于保存和流传，成为今天所见碑传资料的主体。徽州碑传广泛存在于各种文集、徽州地方文献、家族文献以及其它的各种史料之中。

就文集来看，徽州人物的碑传文既收录于《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明文衡》、《清文海》等总集中，也存于不同时期文人的诗文别集中。如《全元文》收录徽州籍近50人约1800篇文章，其中徽人碑传近200篇。保存徽州碑传的别集作者，就有徽州本籍文人，也有外籍文人。经笔者统计，收录徽州碑传较多的徽人别集如宋代方回《桐江集》17篇，明代程敏政《篁墩文集》62篇，汪道昆《太函集》159篇，方弘静《素园存稿》29篇，方扬《方初庵先生集》38篇，鲍应鳌《瑞芝山房集》74篇，方承训《方k复初集》，吴子玉164篇，清代曹学诗《香雪文钞》77篇，程鸿诏《有恒心斋文》45篇，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43篇。另外还有一些非徽州籍的文人，他们或为官徽州，或与徽人交往，他们创作的碑传，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数量较多者如明代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115篇，清代《刘大集》①32篇，姚鼐《惜抱轩文集》12篇，袁枚《小仓山房文集》12篇，魏禧《魏叔子文集》11篇。

另外，还有一些徽州地方文献也集中保存了徽州碑传，如程敏政所编《新安文献志》，金德t《新安文粹》等。徽州历代的方志，如《新安志》、弘治《徽州府志》、民国《歙县志》，包括徽州的乡镇志如《橙阳散志》、《岩镇志草》、《西干志》等，都收录不少徽州碑传。还有徽州的书院志，如《紫阳书院志》、《还古书院志》等多载儒林人物;许承尧《歙事闲谭》则多补徽州人物佚事。徽州的一些家族文献，如家谱、族谱也多收人物碑传。查阅徽州人物碑传，另还有一些传记资料汇编或索引可资利用，如《碑传集》系列、《列朝诗集小传》、《印人传》、《畴人传》;《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清代碑传文通检》等。

徽州历史上产生了众多达官权贵、学术泰斗、文苑巨擘、艺林精英等著名人物，他们名动一时，碑传更传之久远。而不少的普通人物如商人、方士、列女等，他们也通过各种碑传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声名。考察徽州传世碑传文，按照传主身份，主要有几类：

一是宦绩类。徽州历代重视教育，其进士数量及其占人口比例都是非常高的。据笔者统计，罗愿《新安志》卷八收入“进士题名”的有278人，《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一《人物志》的“宦业”类中共收录683人，其中明代最多为334人，清代其次为208人，宋代105人，元代28人，汉、宋、齐各1人。而《民国歙县志》卷六《人物志》的“宦绩”类收歙县历代官宦就达到359人。徽州的名宦历代层出不穷，至于其碑传，仕途显达者能采入国史方志，沉沦下僚者亦可收入族谱家谱。这类官员碑传文，除去一般性的生卒年、家族沿革等之外，重点往往在于详述其仕履、政绩和美声三个方面。

二是学术类。自南宋以降，徽州地域的学术发展就和中国学术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即为徽州婺源人，清代乾嘉朴学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等也出自徽州，再加上元末明初一些专心学术的名家大儒，构成了徽州学术发展的三个高峰时期。徽州学术人物数量众多，其中既有高官学者，亦有草根文人，前者掌学术牛耳，后者重修身育人。代表人物如朱熹、程大昌、朱升、赵P、胡云峰、陈栎、郑玉、江永、戴震、金榜等。学术人物的碑传，往往以叙述学术成就为主，包括他们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著作等。我们通过学术人物的碑传，既可以了解徽州人物的学术风气、学术成就，也可以了解理学家影响下的徽州社会、理学家笔下的道德规范。

三是艺文类。徽州历史上的文人众多，有著述传世的也有不少。据笔者统计，谭正璧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确标注徽州籍的有128人，加上寄籍者则近200人。徽州文苑一般自唐代吴少微、张志和始，再如五代至宋时的舒雅、汪藻、胡仔、吴儆、罗愿、方岳、程元凤、许月卿、方回，至元代的汪梦斗、唐元、唐桂芳、赵P等，明代的程敏政、汪道昆、汪循、吴子玉、方弘静、潘之恒，清代的张潮、吴苑、汪由敦、吴定等等，不胜枚举。文苑人物往往精通诗文，又长于学术，有的还为官员，多重身份交叠。文苑人物碑传的写作以介绍其著作为主，涉及其文风和影响。这一类人物的碑传常存有不少关于文学作品的信息，可作文学史料的补充。

四是货殖类。主要是指从事商业和经济活动的人物碑传。徽州地区特有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商业活动在此很早就已开展。一般认为，到明代正德末年，徽州商人就逐步繁荣起来，商业活动遍布全国，几至“无徽（商）不成镇”，一直活跃了几百年，直到清中期以后才逐渐走向没落。徽州商人碑传在明中叶以后的各种徽州文献中比比可见。最突出的要数汪道昆的《太函集》及其《副墨》;王世贞的《m州山人四部稿》、吴子玉的《大鄣山人集》、方k《复初集》等也收录了大量的徽商碑传文字。透过这些文集中的商人碑传，我们可以了解徽州商人的发展轨迹以及其经营方式、经营法则等。为今天的徽商研究提供了原始的史料。

另外，还有数量较多的如列女、方技、僧道等类别的碑传。列女类碑传又包括命妇、烈女、贞妇以及才女等，主要是表彰她们贤良、慈爱、隐忍、坚强、多才的品格。值得注意的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的烈女和贞妇特别强调守节，常常以大好的青春乃至生命为代价换来高大阴森的贞节牌坊;方技类人物，主要是徽州的能工巧匠，是徽州物质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其中有医生、有画家、园林艺术家乃至名厨。他们的传记往往更加生动，人物更加鲜活，富有生活气息。还有一些孝子，宣扬的是儒学的忠孝思想;僧道的碑传则主要表现他们的淡泊情怀。

徽州碑传的具体数量，自然无法精确统计。即使是流传至今的，数量也必定非常可观。在封建时代，子孙们汲汲以求的碑传文章，承担了太多的使命，形成了独特的“碑传文化”。历史上的徽州，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文化和经济上的繁荣，在这一区域，碑传的数量、质量以及影响都超过了全国的其它许多区域。具体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徽州地域封闭，封建宗法制度根深蒂固。徽州处万山之中，经历了各朝代的大迁徙之后，不少中原移民来此聚族而居，滋生繁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徽州地域相对封闭，徽人多困居乡土而恪守族规，重视祭祀和整修家谱，慎终追远。即使是明中叶徽商大规模的走向全国各地，然而他们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返乡建房筑墓，外来的各种新思想实难对徽州的宗法制度产生颠覆性的影响。碑传文要刻入墓碑、要列入家乘谱牒、甚至要被采入地方志或者国史，这也是使逝者“不朽”的方式。大量的碑传正是徽州人严守宗法制度的重要标志。

其次，徽州作为朱熹的故乡，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宋元以后，徽州人以生长于朱子之乡而自豪，同时也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徽州的历学家都不遗余力地信奉和宣传程朱的仁义礼智信，对乡间的种种优秀人物和事迹大加表彰，也因此造就了徽州大量的孝子、烈女和贞妇的碑传。这些碑传的写作往往不是“有所请”的，而是所谓“乡贤”们的自发行为，他们对许多符合封建伦理规范（我们今天看来大多是人性扭曲的）的人物的文字记载，实际是在徽州人心中用文字竖起一座座丰碑。

再次，徽州人重视教育，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文献纷呈。仅明清时期，徽州的文武进士总数就超过一千余人。据胡益民先生《徽州文献综录》一书统计，徽州历代有文献著录者达到了4987人，文献数量达到了10000余种。这些人物不少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成就，为他们树碑立传，往往又变成了一种社会自觉行为。

最后，徽商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碑传写作成为一种需要和可能。通过检阅徽州碑传会发现，明代之前的碑传作者多为本地学者，且行文质朴。而明代中叶之后，徽州碑传的作者范围大为扩大，不少外籍名家都参与了徽州人碑传的写作。究其原因，自然与徽州走出的官员、学者数量增多，影响扩大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徽商的出现和发展。一是徽州商人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交游的广度和社会影响力非他们的同乡前辈可比;二是徽州商人有足够的“润笔”费，是令许多名家慨然接受请托的重要保证。这从大量徽州商人（碑传中通常称为“处士”）的碑传即可看出。

总之，徽州碑传承载了徽州的历史和徽州人的期望，也是我们了解徽州历史和徽州人的极好通道。

碑传文是记述人物言行事迹的私撰文体，它既可以传述人物，又可给亲人作纪念，亦可以为正史作参考，价值相当大。碑传文献也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成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参考资料。如万斯年先生将《滇南碑传集》所录碑传的史料价值概括为五端：“一、移民的史迹;二、社会制度的记述;三、姓氏的变更;四、习俗的记载;五、文献的著录。”②我们则可将徽州碑传文的价值粗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记载徽州历史人物和事件。

碑传的主要使命是记录人的历史，因此关于人物的世系、生卒年、字号、籍里等，碑传文中都有详细交代。同时，与人物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也常被详述。

在徽州碑传中，程、汪二著姓往往会把世系上溯至新安太守程元谭和唐越国公汪华，几成定式，既显渊源有自，又能使家族分支的记载脉络清晰。如宋程撰《程用之墓志铭》记载：“十三世而生都使，都使当巢寇既平之后……于是相率去黄墩，由草市而上，各择胜地散居之，曰临溪、曰汊川、曰富溪……”，③可知徽州程氏最初从篁墩的迁徙散居，主要是基于防止盗寇的考虑。

对于人物的生卒年，特别是为正史所不载者，碑传中往往能找到直接或间接的线索。如明代吴子玉的生卒年，诸多资料语之不详，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记为“约公元1544年前后在世”。[1]1113而据吴子玉《先君竹溪先生事略》：“先君殁年瑗年八岁（注，吴瑗，字子玉，以字行。）”、“先君生弘治己酉正月十日，殁嘉靖丁亥六月十三日，享年……三十九”④的记载来判断，1527年吴子玉8岁，其生年当为1520年。又据《列朝诗集小传》“（子玉）以岁贡授应天府训导，年七十。六月盛暑，……坐劳瘁卒”[2]627等语，可知吴子玉享年70，其生卒年当为1520～1589。

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特别是徽州历代兵燹在碑传中也多有记录，如元赵P《鲍孝子传》记录了元末红巾军破徽州事;程鸿诏撰《胡吴汪俞附诸死事传》，题署四人合传，实涉及人数众多，详记了太平天国军陷徽州事，且可与方浚颐《书吴定州鲍宗轼》相证。

第二，呈现徽州地域风俗和文化。

碑传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记录了许多颇有特色地域的风俗和文化现象。如徽州的地瘠民贫，山多地少，成为徽商出现和发达的原动力，这在徽州碑传中多有记录，如“新安在万山之中，少土田，非服贾于外，则无以为生。故程君年二十，即奉其父命，理盐k于豫章。”[3]175;徽州的不少习俗、制度也可在碑传中发现，如《太函集》中有“夫以文献概吾乡，其著者称岩镇。岩镇盖万家之市，其著者称诸方”，⑤即可知明代徽州方氏的文化影响力。碑传中亦可见一地的精神信仰，如徽州碑传中的大量贞女节妇，既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也与徽州地域的封闭性和宗法制度极强的禁锢性有很大关系。再如包世臣所作《余九传》言及传主余观德之名：“名之曰‘狗儿’，江、淮间每名子曰‘猫’曰‘狗’，取其易长育也。歙人呼‘狗’，与‘九’通，遂为余九”，⑥既可知江淮风俗，又可晓歙县方言，又可通其名之来历。方浚颐撰《吏部侍郎胡公家传》：“嗣张太夫人病笃，从里俗为长男娶妇，云以冲喜。女将嫁，行及笄礼，以所谓油者饷偌遥偌以蚍掷∑莸场保可知徽州有“冲喜”、用“油”饷婿家之风俗。另外，徽州重丧葬之术、重碑传文章、重争讼逞强等风俗，也多见于徽州碑传。

徽商迫于生计，奔走四方，精于贾而饶于财，继而反哺家乡。徽州碑传多记录徽商在经营地及徽州故乡的善行，其中虽不免夸大之词，但徽商乐善好施，筑桥修谱，延师建校之类大体可信。如厉鹗《汪君啸园传》、魏禧《吴君幼符家传》、阮元《歙县江鹤亭橙里二公传》、黎庶昌《诰封通奉大夫江苏补用道李君墓表》等都记录了徽商善行，这也可视为徽商称雄商界数百年的内在原因之一。

第三，著录徽州历史和文学文献。

碑传常常记录传主的著述，起到了个人“艺文志”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学者、文学家，他们的著作一般都会悉数收录，因为这是他们的事业所在。如刘师培在作《汪绂传》时将汪氏著作29种都详细一一列出，不厌其烦。这在客观上为我们的文献目录学作出了贡献。另外，在别集尚未出现的时代，史传是收录文章的重要渠道，碑传也往往有这样的作用。梁启超先生在谈到为文学家作传的时候就提到两点：第一，要转录他本人的代表作品。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则可转载旁人对于他的批评。[4]196限于碑传的篇幅，长篇累牍者照录的不多，但一些简短诗文则比比皆是，碑传文保存文献的作用是比较大的。

如魏禧作《明右佥都御史江公传》，详细记录了江东之几次所上之疏文，王筑夫评点曰：“详载本人原疏，而作传者特于提掇前后处见法，班史多此体”，闵宾连则评为“中丞疏为人窜冒，故详载之，尤切事要”。[5]778这里的疏文，既是作传行文之需要，更是保存了重要的文献史料。汪道昆的碑传文章也很重视这一点。

另外，碑传文本身就是文学文献，许多名家之作即为散文的典范。不少碑传文色彩斑斓，描写人物性格方法独到，对于散文创作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而传主如本身即为文学家，其碑传则又为我们进行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学史料。一些出自文学名家如韩愈、欧阳修、方回、王世贞、方苞、袁枚、魏禧、汪中等之手的徽州碑传，不拘常法，纪实性与传奇性并举，使得传主神采各异，令人印象深刻。

第四，补正其它史料之缺失。

碑传一般较为详实。只要我们加以辨别，忠于史实的碑文价值，往往超过了其它史料的传记文字。它既可以补充正史材料之不足，亦可指明正史之错讹。

一般的传记材料，对于人物世系、家族、字号、仕履等多概而要之，碑传无疑可弥补这一缺憾。特别是对于一人备有的多份传记材料，既可互作补充，又能纠正偏误，如明代汪淮，就有吴子玉、刘凤撰墓志铭两篇，王世贞撰传一篇，李维桢撰墓碑一篇，这些汪氏碑传数量多，且均出自名家，颇为完备。

史料中的错讹之处，往往也可参照碑传以决疑。如方士庶是清代画家，歙县人，定居扬州。《清史稿》卷五四有其传：“方士庶，字循远，号小师道人，安徽歙县人，家于扬州。鼎弟子早有出蓝之目。年甫逾四十卒。论者惜之。”方氏的年龄在《清史稿》中被定为四十出头。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为“年未五十而死”。而《国朝画征续录》卷下则引其友闵华的话：“观循远少作，似不得有近日之造诣，其精进在四十以后也”。比较三者的记载，似有些许出入。再看闵华所作《洵远方君传》有“疾五日而殁，时乾隆十六年四月六日也，得年六十。”闵华所作碑传系属家属请托，自然不会把卒年弄错，其可靠性和精确性要远甚前述“年甫逾四十”、“年未五十”的说法。

再考方士庶之弟方士在纪念厉鹗（1692～1752）的挽诗中注道：“（鹗）与先兄环山同齿，两年来先后下世”。[6]1763同母弟的记载当不会错，方士庶与厉鹗同岁，且早卒一年，故生于1692年，卒于1751年，年六十，与闵华所传完全吻合，可证《清史稿》、《扬州画舫录》错讹无疑。

总而言之，历代碑传文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只要我们稍加明辨，就一定能够使之成为我们各种研究的重要资料。

徽州碑传文很早就应用在徽学研究中，如日本学者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就是以《太函集》提供的大量珍贵史料作为本书的骨架”，[7]132其中所提到的“大量珍贵史料”包括了大量碑传文。另外张海鹏、王廷元先生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⑦作为较早的徽学研究工具书，仅《太函集》（含《太函副墨》）一书就收录了材料87条，其中碑传文达到了69条。很显然，由于传主的身份各异，徽州碑传文在徽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能发挥基础作用，但对徽州碑传的大规模系统深入研究尚未开展，如《滇南碑传集》那样的徽州碑传文汇编也没能面世，徽州碑传的整理汇辑、研究应用要走的路还很长。

注释：

①据（清）刘大著，吴孟复标点《刘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万斯年《略论碑传之史料价值》，见《〈滇南碑传集〉序》，方树梅纂辑《滇南碑传集》，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③（宋）程《程用之墓志铭》，《乘集》卷十，四库全书1171册，第367页。

④（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四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1册，第735页。

⑤（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二《方在宥传》，续修四库全书1347册。

⑥（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八，《安吴四种》卷一五，清刻本。

⑦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

参考文献：

[1]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M].上海书店，1981.

[2]（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3]（清）刘大.刘大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明）魏禧著，胡守仁等校点.魏叔子文集[M].中华书局，2003.

[6]（清）厉鹗著，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樊榭山房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J]//徽商研究论文集[C].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王鹏（1978-），男，安徽东至人，文学博士，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清代徽州碑传文研究”（2010sk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