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文化”与山西鞭杆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总是受到当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演进发展的过程,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和民族文化特征。如:中国武术讲究武德,所谓“习武先修德”,“尚德不尚力”,是中国儒家思想在武术中的体现。而《易经》中的阴阳辩证法,老庄道家学说,则对太极拳、八卦掌的 “相生相克、以柔克刚、内外合一、进退快慢”等武术理论产生很大影响;武术中的“形神合一,内外兼修,内养性情,外练筋骨”等养生之道,则与传统中医、骨伤科等领域密切相关。同样,不同的地域文化对当地的武术发展也起着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如,受地域传统文化、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因素不同,产生了少林派、武当派、峨眉派等武术派别,这些流派风格各异,均带有深深的地域文化烙印。我国还有“南拳北腿”,“东枪西棍”的说法,这也与我国东西南北地域文化及地理环境差异有关。

鞭杆作为短兵器在山西、山东以及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流传较广,其流传和演变过程,同样受到当地地域文化、地理特征等方面的影响。其发展融合了各种不同的拳种技法,吸取和综合了武术长短器械的多样运动方法,呈现出了多种不同的风格。然而,在这些众多的影响因素中,“走西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西口文化”对其发展与推广功不可没。

一、“走西口”与“西口文化”

“走西口”主要是指清朝以及民国年间,由于中原内地战乱和饥荒时有发生,山西、陕西等地大批居民到长城以北,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谋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移民运动,它引发的草原文化与晋、陕农耕文化的广泛交流,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西口文化”。“走西口”之所以对山西传统武术特别是鞭杆产生深刻影响,是因为该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

(一)“走西口”形成的“西口文化”

“走西口”所形成的“西口文化”不同于一些以个别诗人、画家、文学家、文人群体(甚至是个体)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而是植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社会活动,它涵盖了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人群的地域文化。据了解,“走西口”群体主要以山西、陕西人为主,涵盖了山西、陕西、河北、甘肃、宁夏等广大省份。另外,还有其它省份的一些群众辗转于山西、陕西等地后走西口的。据调查约有50万山东人曾经陕西和山西一些地区后走西口谋生 。在山西“走西口”者,晋西北主要是保德、河曲、偏关人;雁北出口外者多为朔县、平鲁、左云、右玉人;晋中主要有平遥、祁县、太谷人。陕北出口外者多为府谷、神木、榆林、定边等县人。这些人中既有山西的大晋商,又有做生意的小商贩,既有镖局押镖的镖师们,也有走投无路逃荒谋生的穷苦人。广泛的群众参与,使“走西口”者能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间进行文学、武术、艺术等多方面的切磋交流,使“西口文化”在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发展壮大。

(二)“走西口”锻炼了“出口者”的开拓拼搏精神

走西口的途中,随时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杀虎口是走西口人必经之路。此地土匪猖撅,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其凶险可见一般。从山西到包头、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是最让人恐怖的地方。大漠荒凉,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凭感觉经验在沙包和蒿草中探索前行。一旦迷路,就有死亡的危险,遇到风沙天则有被活埋的危机。人们视其为”鬼门关“。不少人启程前就给自己烧了“离门纸”。“正是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生存的艰难培育了“出口者”坚忍不拔、勇于开拓的人文品格,与其坐困愁城,不如舍命一搏。于是“走西口”的人们垦草原,营村舍,筑城郭,兴贸易,昌手工,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创造了适应当时历史条件,具有开拓精神的、多姿多彩的“西口文化”。这种精神潜移默化的也融入了晋、陕、蒙等各地的武术、文艺等各个领域。使得这些地区的文化更具有刚强、坚韧的一面,更具有开拓创新、推陈出新的理念。

(三)“走西口”引发了晋、陕、蒙各地的文化融合

“走西口”者除了众多的山西人外,还有大批的陕西、甘肃、宁夏以及其它地区辗转而来的人们,因而“走西口”产生的“西口文化”,是以晋、陕农耕文化与蒙古草原文化相融合为基础,同时融合了西北地区甘肃、宁夏等地多元文化共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复合性文化。这种融合在武术方面,则体现在各地武术技法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二、“走西口”推动了山西鞭杆的推广与普及

古代西北地区,地广人稀,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古代山西更是沟壑纵横,山高沟深路窄,百分之八九十是羊肠小道,人们全靠骆驼和骡马当运输工具,在路上有时还会遇到野兽和盗匪。所以,这些地方的人们出外都习惯拿只短棍,在走山路时当作拐杖,扛在肩上时可挑行礼用,赶牲口驮东西时可用做鞭子,遇到土匪强盗时可做武器。后经过几代有识的武术家们将这些短棍的防身技术规范整理编成套路就成为了最初的鞭杆套路。

而“走西口”使得鞭杆在山西与西北地区更加流行。人们出西口,山高路远,需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甚至走过荒漠,可谓道路艰险。在当时杀虎口等地土匪猖獗,抢劫事件时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商人还是普通人,为了预防盗匪和野兽必须携带防身工具,但是带刀枪怕引人注意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鞭杆成了他们的首选。他们“走西口”手持鞭杆,表面上看是行路的拐杖,赶牲口的鞭子,一旦遇到危险便成为武器,而且又能将刀,枪、剑、棍的技法使用其中,更增加了鞭杆的攻击性,使得自身和财物更加安全。据原山西大学体育系陈盛甫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作的调查考证,“驼螺鞭”就是前辈们在“走西口”过程中用短棍与强盗搏斗中逐步摸索,后经有识武师加工创编而形成的。

鞭杆随着“走西口”者的足迹在山西、西北等地逐渐流行起来。有歌谣中写道:

鞭杆不长三尺三,出门身带使拐杖。

能挑提包又挑篮,坏人挡道把身防。

遇上猛兽心不慌,打拿胳拦将它伤。

鞭杆用处实在多,出门带鞭不要忘。

可见鞭杆当时在这些地区流传之广泛和普遍。据传说,常走西口的人大都会练几招鞭杆,以备防身之用。

三、“走西口”使各地鞭杆技法内容不断丰富

前面讲到“走西口”是各民族地区文化的大融合,这种融合也体现在山西鞭杆上。首先,“走西口”使得各地鞭杆相互交流融合。在走西口的过程中,有一只特殊的队伍那就是镖师,他们的职责是保护货物或人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这些镖师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术家,他们行走于各个地方把自己的武艺也带到各地。如子母鞭杆代表人之一山东镖师雷振威(艺名钻天鹞子,因其擅长轻功得名),在清朝嘉庆年间走西口较为盛行时,保镖于洪洞县,将该鞭杆传于洪洞县武师赵乾坤,后经改进流传至今。通过“走西口”的推广,各地鞭杆间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使得鞭杆套路种类逐渐增多,内容不断丰富。据《山西名人名拳录》统计,目前,在山西盛行的鞭杆就有27种之多。

其次,“走西口”者的坚韧、刚强精神也融入到山西鞭杆当中,使得山西鞭杆风格多样而独特。山西鞭杆一般以朴实简洁、稳扎稳打、灵活多变、注重实用性著称。而在山西众多的鞭杆套路中,有些也表现出动作粗旷,刚猛迅速,大开大合,攻击性强的特点。如原雁北地区流传的二十四鞭杆,特点是“动作快速,大开大合,势势刚猛”;流行于大同、天镇等地的三十六手天罡鞭,则也表现出“快速多变,大开大合,勇猛刚毅”的特点。

再次,“走西口”使得鞭杆进一步融入了各种长短兵器与拳种的技法,而使鞭杆内容更加丰富。在众多的“走西口”者,不乏有一些习武之人,他们在不幸遇到劫匪时,以鞭杆对敌,在实战中会不自觉的将自身练就的刀、剑等招数运用与鞭杆(因鞭杆与刀、剑的长度相近),久而久之则会将这些招数融入鞭杆,从而不断丰富了鞭杆的动作和招式,增强鞭杆的攻击性。从现在的鞭杆套路看,不少套路融入了一些长短器械的运动技巧和招式。如现在的三十六式鞭杆则融合了刀剑动作之长而成。特别是综合鞭杆更是综合了武术长短器械的多种运动方法而成。

四、“走西口”使鞭杆技法更加突出简单、易学、实用

前面探讨过,“走西口”者有各阶层的群众,大多为普通老百姓,他们大多没有什么武术功底,学习鞭杆目的就是防身自卫,因而要求鞭杆的招式简单、易学而实用。这也是山西鞭杆的发展方向。从现今山西鞭杆的特点看,基本都体现了上述特点。山西鞭法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多运用劈、盖、压等主要进攻胸部以上,重点是头部,用单手或双手握鞭的一端用力劈向对方,轻则头晕眼花,重则致命。戳、挑、截、扫等主要进攻下肢,在进攻时戳其小腹、挑其裆部、截其小腿、扫其脚踝来制服对方。在套路的编排上则体现在有的注重击手寻穴,如十五手点穴鞭;有的注重切劈断腕,如三十六势鞭;有的没有一定的式子和套路,每一招一式均以实战为目的,如杨氏鞭棍。这些套路编排严谨,梢把兼用,伸屈自如,没有华而不实的过渡动作,可以说是招招实用无空隙。山西鞭杆的另一个实用性还体现在,它融入了武术中各种长短器械的运动技巧和方法,集众多兵器与一身,有些则是拳械同用的,如鞭杆套路中的雪花盖顶、梅花五点、阴阳挑把、霸王请客、鲤鱼穿沙等技法,均可脱械为拳成为快速短打、贴身近打的徒手技法。

“走西口”的另外一个重要促进作用是在实战中鞭杆技法得以提升。“走西口”的武师们通过与匪徒搏斗的实战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实战技法,经过历代武术家去粗取精,提炼拔高,使得鞭杆招式更加精妙实用。例如杨氏鞭棍的代表人之一原云龙利用师爷杨长志(外号神棍)传授的棍法,仅仅用了两招就制服了二匪,并在搏斗过程中受到启发,增加了“提”、“扣”两式,进一步增强了鞭杆的攻防能力。

“走西口”作为我国近代的一次影响较大的移民运动,促进了晋、陕、西北、蒙古等地区间包括武术、文艺在内的多种文化的交流,形成了独特的西口文化。而“走西口”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特征,使其对山西鞭杆的发展与推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鞭杆在山西范以及陕、蒙等广阔的地域范围更为普及,在鞭杆种类上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在技法上更加趋向于简单、易学、实用;在风格上更加多样独特。

(作者为中北大学体育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