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京楼夏代城址与昆吾之居

摘要：望京楼城址是夏代东方的方国都城遗存。由于城址的年代与夏代昆吾存在的时代接近，城址所处位置与夏代中晚期昆吾的地望相符合，文化遗存又与昆吾文化面貌一致，故其应为夏代中晚期的昆吾之居。

关键词：望京楼城址；夏代；昆吾之居

作者简介：张国硕(1963―)，男，河南叶县人，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184-07　收稿日期：2011-11-05

望京楼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市西北6公里望京楼水库东，“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干渠穿越遗址南部。2010年秋冬，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勘探与发掘，确认其为夏商时期的城址。该城址由面积约37万平方米的二里岗期商城址、圈套于商城外侧的二里头文化城址以及面积达168万平方米的外城址组成；发现有大型城垣、城门、护城河、大型夯土建筑、祭祀坑、墓葬等遗迹，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遗物。城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夏商时期的政治、军事、社会结构、城市建设以及夏商王朝更替，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以及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当之无愧。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夏代，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城址，其属性是什么?是哪支族群建造和使用的?笔者通过对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分析研究，认为该城址应是夏代东方的方国都城遗存，其当为夏代中晚期的“昆吾之居”。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城址的年代与夏代昆吾存在的时代接近

据文献记载，昆吾是颛顼、祝融之后，为夏代已姓方国，夏末帝桀时为方伯之国，后为商汤所攻灭。《国语・郑语》记载：“祝融……其后八姓……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己姓昆吾、苏、顾、温、董。”《世本・氏姓篇》云：“昆吾，古己姓之国，夏时诸侯，祝融之后。”《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高诱注：“昆吾，颛顼之后……为夏伯。”《史记・殷本纪》记载：“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自把钺以伐昆吾。”《正义》云：“帝喾时，陆终之长子封于昆吾。夏之昆吾，即其后也。”《史记・楚世家》对昆吾的身世记载甚详：“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日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其长一日昆吾……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此外，《诗经・商颂・长发》有“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句，《淮南子・真训》有“至于昆吾、夏后之世”的描述，二者都把昆吾与“夏”并提，足见昆吾为夏代方国，其与夏王朝关系密切。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昆吾的灭亡年代：帝癸(桀)三十年，“商师征昆吾”；三十一年，“克昆吾”。这里是说夏桀三十一年，昆吾被商汤攻灭，此年即商灭夏之年。以此可知，昆吾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史前时期即已存在，夏代为其兴盛期，在夏代后期的政治、军事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夏桀末年昆吾与夏王朝一起灭于商。

关于何为夏文化遗存，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学界进行了广泛研讨，重点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上。分析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夏族的活动区域相合，年代与夏王朝纪年相近，文化特征与社会发展阶段与夏代一致。尽管学界围绕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全部或部分是夏文化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但多数学者认同二里头文化与夏有关。90年代后期以来，原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渐趋一致或接近，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全部或其主体是夏文化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

研究表明，尽管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涵盖不了整个夏王朝400年左右的积年，存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夏文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二里头文化应是夏代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很可能即是夏王太康至夏桀期间的文化遗存。历年测定的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数据前后延续都不足400年，甚至更短，“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成果确定在公元前1880―公元前1521年之间，前后延续也只有300多年。当然，碳十四测年数据只是提供了一个参考，而不能单独使用作为定性的唯一依据。而最为关键的是偃师一带的二里头文化不是在当地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二里头遗址本身没有龙山文化遗存。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域，二里头一期文化层之下除了叠压着少量仰韶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以外，其余部分全是在生土层面上建立起来的，这充分说明在二里头一期文化之前相当长时期内此地根本不是夏族的居住地，更不是其都邑所在。这就是说，二里头一带的二里头文化是外来文化，这恰好与古本《竹书纪年》有关夏王朝早期的活动中心不在伊洛地区、太康时期才人居伊洛地区夏都“斟寻”的记载是一致的。从《左传》昭公四年、《帝王世纪》(《史记・夏本纪・正义》引)等文献记载来看，夏启是以颍水中上游地区的阳翟为都，曾举行“钧台之享”等政治活动；《穆天子传》记载夏启还活动于新密境内的“黄台之丘”，与位于登封市境内的“禹都阳城”相距不远。主要分布于颍水中上游地区的新砦期遗存，其年代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其应为夏启时期的文化遗存。关于夏的始年，学界有“夏禹说”和“夏启说”之争。若认同前者，把夏禹也算作夏代的范畴，那么早夏遗存还应包括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晚段。这就是说，由于存在着新砦期遗存、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晚段等属于禹、启时期的早夏文化遗存，故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只能是夏王太康以后至夏桀期间的夏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

望京楼城址已发现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城墙、护城河、房基、灰坑等文化遗迹。城墙平面近方形，系用夯土筑成，城垣外开挖护城河，这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荥阳大师姑等遗址发现的夏代城垣建筑方法相同。该城墙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以后，废弃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之末。内外城范围内发现有陶器等大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物，其年代也皆为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其中尤以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四期的遗物最为常见。20世纪60、70年代，望京楼遗址发现一批夏商时期的青铜器、玉器等贵重文物，其中一件青铜爵，高14厘米，通长19.5厘米，狭槽形窄长流，矮三角形柱，尖尾，流、尾较平，扁平，束腰，平底，三棱形三足，一足与上下对应，整体素面无纹，显然属于二里头文化晚期青铜器的风格。新近该城址考古发现的玉戈，长条形瑗，无阑，直内，也属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风格。因此，望京楼夏代城址的延续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之间，属于夏代的中晚期，而繁盛期则是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第四期，此年代情况与文献所

载昆吾作为一个夏代方国具有夏代后期兴盛等年代特点是相一致的。

二、城址与夏代中晚期昆吾的地望相符合

关于昆吾之居，学界有诸多争议，自东周以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许昌说。或曰“旧许说”。《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这里是说昆吾之居在“旧许”。杜预注：“昆吾尝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案：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时许国已南迁楚境，其旧地入郑，故谓之“旧许”。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先季连为芈姓，亦为祝融之后、陆终六子之一。因昆吾为陆终长子，故灵王曰“伯父昆吾”。此“旧许”之地望，朱右曾《诗地理徵》卷六“昆吾”条认为在今河南许昌县东。

二是濮阳说。或曰“帝丘说”。春秋时期，卫国都城朝歌曾为狄人攻占，卫文公时徙都楚丘，子卫成公迁都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杜预注：“卫有观在昆吾之虚，今濮阳城中。”这里是说卫都帝丘为“昆吾之虚”，且城内有“昆吾之观”。《世本》云“昆吾者，卫氏也”，是说卫地本昆吾国。《汉书・地理志》记载：“濮阳……本颛顼之虚，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后汉书・郡国志》亦云：“濮阳，古昆吾国，春秋时曰濮。”晋代杜预《春秋释例》曰：“帝丘，故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虚，东郡濮阳是也。”唐《括地志》云：“濮阳县古昆吾国也，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阳西三十里，昆吾台在县西百步，相传夏昆吾氏所筑。”这些记载都言昆吾之居在今河南濮阳一带。

三是夏县说。亦即“安邑说”。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称：“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昆吾亭。”(《书・汤誓・正义》引)此说大概是因为文献有“桀都安邑”之说而形成。《书・商书序》云：“伊尹相汤，伐桀……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孔安国传曰：“桀都安邑。”又曰：“(鸣条)地在安邑之西。”孔颖达疏：“桀都安邑，相传为然。”《帝王世纪》又云：“禹自安邑都晋阳，至桀徙都安邑。”(《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引)唐《括地志》曰：“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史记・秦本纪・正义》引)

笔者认为，“夏县说”是不可信的。这是因为夏王朝包括夏代晚期的都城皆在今豫西地区，夏桀时期的都城是“斟寻”，位于豫西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晋南地区不存在像安阳殷墟那种都城废址性质的属于夏王朝的都邑故址；文献所载山西境内的“夏墟”应该是泛指晋南广大区域而非专指某一地点；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只能说明商代和西周初年夏族曾聚居于此，而不能得出夏族起源或建都于晋南的结论。从夏末当时的情势来看，根本不存在“桀都安邑”的可能性。分析《史记・夏本纪》所载伐夏之役“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殷本纪》所云“桀败于有娥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等词句，结合《吕氏春秋・慎大览》商汤“令师从东方出……未接刃而桀走”，以及《墨子・七患》“桀无待汤之备，故亡”等记载，可以看出，商灭夏之役时间较短，商汤并未给逃往晋南的夏桀更多的喘息机会，当即尾随夏桀及夏族军队到晋南地区寻机歼灭之。逃往晋南地区的夏桀疲于奔命和忙于应付战事，先败于“有娥之虚”，后被歼灭于安邑之西的“鸣条之野”，夏桀不可能从容地把都邑从豫西斟寻迁往晋南，更无能力也无时间在晋南地区建造新都，就在鸣条之役中战死(一说逃逸)。故安邑之地不应该算作夏都，而只能属于夏桀的逃亡之地和夏国家军队最后的灭亡之地。因此，“桀都安邑说”是不能成立的。对此，清人金鹗《桀都安邑辨》已辨其非。邹衡先生曾认为：此说“本不见于先秦文献记载，且今在禹王城(古安邑)内又未发现夏文化遗址，所以是无根据的”。因夏末桀都不在晋南安邑而是在豫西的斟寻，故因“桀都安邑说”而附会出的夏县“昆吾之居”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濮阳说”疑窦颇多。《诗经・商颂・长发》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说汤灭夏战争经历了韦―顾―昆吾―夏桀的过程和路线，昆吾、夏桀连称，说明二者应相距不远。一般认为，夏桀统治的中心是在伊洛盆地，而濮阳在今河南东北部，二者相距太远。濮阳地区是属于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分布区，这里发现有濮阳马庄先商文化遗址，其南部相邻的长垣宜丘也发现有先商文化遗存，今黄河南岸的杞县鹿台岗、民权牛牧岗等遗址都发现有先商文化遗存，其年代大多在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之间，说明夏代中晚期今濮阳一带已非夏文化的分布区和夏人的势力范围，故夏代中晚期昆吾位于今濮阳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夏桀时昆吾之居早已迁离此地。

“许昌说”也值得商榷。一是许昌地理位置偏南，不应是商汤伐夏的必经路线。一般来说，夏代中晚期，商人已控制今豫北、豫东的广大区域，商汤伐夏的路线是由东向西，目的地是夏人的中心区域――伊洛地区。若昆吾在“今许昌东”，这里距离郑州一洛阳一线至少有90公里，昆吾的存在似乎并不对商人伐夏构成直接的障碍，商人没有必要绕道今许昌之东灭掉所谓的昆吾才回过头来向西灭夏桀。二是《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说的昆吾之居“旧许”不一定就在今许昌东之地。邹衡先生研究认为，昆吾所居的“旧许”，当指许迁叶以前的许东鄙，或是迁东鄙以前的许，或是更早的许；把“旧许”断定在今许昌东，这与《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载“其暮，晋荀至于西郊，东侵旧许”相抵牾，即晋苟不可能在一个晚上从郑都(今新郑)西郊去东侵百里以外的所谓“旧许”。只有“旧许”在郑都附近，晋军才能在一个晚上到达其地。

鉴于上述昆吾之居诸说的种种疑窦，我们有必要对昆吾之居的地望重新进行审视。从先秦历史发展的特点来看，古代族群的居地复杂多变，族群迁徙是很常见的事情。分析发现，史前夏商周时期，昆吾族群也经历了多次迁徙过程，所谓昆吾之居当不止一处。

有迹象表明，夏代中期以前的昆吾，其居地可能就在今豫东北一带。这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证据：

其一，上述《左传》《汉书》《后汉书》《括地志》等较为可靠的古代文献明确记载濮阳为“昆吾之虚”、存在“昆吾之观”，这应该不全是空穴来风，应反映一定的史影。

其二，史载昆吾为颛顼之后，而“颛顼之虚”一般认为在今濮阳，作为后裔部族，昆吾最初分布在濮阳一带是合乎情理的。文献有颛顼曾在濮阳一带活动的记载。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颛顼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颛顼氏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汉书・地理志》日：“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帝王世纪》云：“颛顼……始居穷桑，徙商(帝)丘，于周为卫。”(《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许顺湛先生曾认为颛顼族

团早期可能在今豫西南一带活动，后来迁徙至鲁西，其政治中心在豫北一带。马世之先生也认为颛顼部族的最早居地是在河南西南部，后举族东迁，最后落脚于濮阳的“帝丘”。

其三，昆吾己姓之主要分支苏、顾、温等古国多分布在豫北地区，早期的昆吾之居当也不会远离这一地带。《国语・郑语》云：“己姓昆吾、苏、顾、温、董。”韦昭注：“五国皆昆吾之后别封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昆吾之子封于苏。”今本《竹书纪年》称：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苏”；帝癸二十六年，“商灭温”。除了董可能分布在今豫北之外某地，一般认为苏在今河南辉县一带，温在今河南温县境内。关于顾，《左传》哀公二十一年载：“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杜预注：“顾，齐地。”《元和郡县志》卷十一濮州范县条：“故顾城在县东二十八里，夏之顾国也。”可见早期的顾也应在今豫东北与山东接壤地带。

其四，与昆吾联系密切、地域毗邻的韦族群，传统观点认为其曾在豫北地区生活，那么昆吾也理应分布在韦之相邻地带。韦之地望，通常的说法是在豫东北地区。韦即“豕韦”，古部族名，彭姓，为商汤所灭。《诗・商颂・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笺：“韦，豕韦，彭姓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今本《竹书纪年》作“豕韦”。韦原是一个很大的部族，夏王朝的属国，夏朝末年势力相当强大，成为商汤讨伐的首要对象之一。文献记载韦之故地在今河南省滑县境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豕韦，国名。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水经・河水注》云：“白马有韦乡。”陈奂《毛诗传疏》卷三十：“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南五十里有废韦城。”有学者研究认为韦城即今河南滑县之妹村。

至夏代中晚期，由于受到新兴商族人的排挤，原生活于豫东北地区的昆吾以及韦、顾等方国被迫南迁豫中地区，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应该就是夏代中晚期的昆吾之居。其主要证据有以下四项：

其一，考古材料表明，豫北包括豫东部分地区在夏代中晚期已是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的分布区，夏王朝的势力已退出这个地区，故夏代后期与夏王朝关系密切而又与商人作对的昆吾、韦、顾等方国仍分布在今豫东北地区的可能性不大，而应离开这一地带。

其二，文献有昆吾南迁以及豕韦废国、复国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明确称“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尽管对“旧许”在何地学界有争议，但没有学者会同意把其定位于今天的濮阳。今本《竹书纪年》有胤甲时期“昆吾氏迁于许”的记载，原注曰：“己姓，名樊，封于卫，夏衰为伯，迁于旧许。”可见作者是赞同昆吾初在“卫”、后迁“旧许”的。此外，《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这里是说夏后孔甲时期，御龙氏刘累取代豕韦“豢龙”。此后，今本《竹书纪年》又云帝皋元年“使豕韦氏复国”。这些说明豕韦氏确曾有失国、复国之经历。

其三，从《诗经・商颂・长发》所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灭夏战争路线来看，昆吾、韦、顾等夏的属国应分布在与伊洛地区相邻的地方，不应分布在遥远的豫东北地区，而指定其在豫中地区远近较为适宜。商族由东向西伐夏，郑州、新郑等地是其必经之地。邹衡先生曾认为：韦在今河南郑州，成汤占据韦之后，筑了今郑州商城，加了“邑”，或叫“郭”，但同时又改称“毫”，因此又叫“郭薄(亳)”；顾在今郑州附近的原阳一带。邹先生把夏末的韦确定在郑州一带是很有道理的，可从。但把顾之地望确定在原阳一带，这等于是说来自东方的商族占领韦(郑州)之后又返回攻打顾(原阳)，不太符合韦一顾一昆吾一夏桀的伐夏路线，且原阳一带也未发现大规模的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址。甲骨文中有雇伯、雇地等词汇，如武丁卜辞：“贞：乎取雇伯?”(《合集》13925正)帝乙卜辞：“王征人方在雇。”(《合集》36487)有学者考证，甲骨卜辞所见之“雇”即“顾”，是滨于黄河的地名，距离沁阳不远。查荥阳大师姑一带发现有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城址，此地在郑州之西，距离古黄河较原阳更近，是商人由东向西伐夏路线的必经之地，其为顾之居的可能性更大。准此，则夏代晚期的韦、顾皆分布在今郑州地区，那么与之相邻的昆吾当也不会距离郑州太远。今新郑望京楼一带距离郑州不足40公里，西去伊洛地区不远，作为夏晚期的昆吾之地位置适宜。相反，今许昌东地位于郑州东南90多公里处，不仅远离伊洛地区，而且远远偏离商族由东向西的伐夏路线，指认其为昆吾之居显然不合适。早在20世纪80年代，邹衡先生依据新郑附近的孟家沟遗址(即现在的望京楼遗址)发现有铜器墓、出土有夏文化晚期的铜爵和早商时期的大型铜钺的现象，认定夏商时代这里应该有较大的贵族居住，此地是当时比较重要的邑聚，合于“东侵旧许”的方位，因此昆吾之居很有可能就在新郑附近。“望京楼夏代城址的发现，验证了邹先生的预见。

其四，昆吾迁往新郑地区合乎情理。这里距离夏王朝的中心――伊洛地区较近，直线距离不到百公里。新郑之西的颍水中上游地区是夏王朝的兴起之地，登封王城岗一带曾是“禹都阳城”所在，新密、禹州一带又是夏启时期的活动中心。夏代中晚期，新郑及其以西地区仍然是夏王朝重点控制的地带。昆吾迁至新郑一带，既可就近受到夏王朝的庇护，同时也为夏王朝东境防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此外，新郑一带曾是昆吾氏先祖祝融氏的分布区域。《国语・郑语》《史记・楚世家》皆言昆吾是“祝融之后”。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郑，祝融之虚也。”此“郑”应即今新郑。《汉书・地理志》述之甚明：“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虚也。”一般认为，祝融部族分布在今河南新郑市之西至新密市东北一带。那么，昆吾作为祝融后裔的一支，在其故地被新兴的商族人占领之后，举族迁往先祖之地或附近寻求庇护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城址文化遗存与昆吾文化面貌一致

文献记载夏代后期昆吾势力较为强大，这与望京楼城址规模大、规格高、军事色彩浓厚的特点相一致。昆吾为夏王朝后期东方的方伯之国。《史记・楚世家》记载：“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国语・郑语》云：“昆吾为夏伯。”昆吾曾为夏王朝征伐敌对方国。《史记・殷本纪》又说：“诸侯昆吾氏为乱。”此“乱”实际上道出了昆吾忠夏悖商、与商汤对着干的历史事实。今本《竹书纪年》称：夏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由于势力的强大，昆吾氏被后人列为“五霸”之一，成为一代霸主。班固《白虎通义・号篇》云：“五霸者何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昔昆吾氏，霸于夏者也。”昆吾是夏王朝东境军事防御的重要屏障，夏王朝主要依仗昆吾、韦、顾等方国镇守东方。《诗・商颂・长发》所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说商汤在灭夏桀之前先讨伐韦、顾、昆吾，这从另一个角度说

明昆吾等方国是商汤灭夏的最大障碍，灭夏必先灭昆吾等三方国。郑州、新郑地区是夏王朝东境的战略要地，夏代末年夏、商势力对峙于此。成汤向西征伐，郑州、新郑一带是其必经门户，必先占领此地方能西指夏都。由于昆吾等方国最终被商汤攻灭，夏王朝东境的羽翼被剪除，使得夏王朝中心地区处于危险境地，夏都斟寻很快即被商汤攻陷。对此，崔述《考信录・商考信录》卷一《诗・商颂》考对昆吾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按此文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是汤先伐韦、顾，次乃伐昆吾，最后乃伐夏也。盖汤之初国小，其力不能伐昆吾……逮至韦、顾既灭，地广兵强，已无敌于天下，然后乃伐昆吾。昆吾既灭……乃伐夏耳。”考古材料表明，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规模宏大。该遗址总面积达168万平方米，这在同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是罕见的，仅次于夏都二里头遗址。城市规划严谨有序，形成内外城的布局。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城墙位于二里岗文化城墙外侧，平面近方形，比商代城圈还要大。其中东城墙长625米，残宽3～3.5米；南城墙残宽5.8～6.6米；北城墙残宽1.1米。城墙外侧发现有护城河，宽约1l米，深约3米，其中北护城河残长约110米。在城墙东北角外侧约300米处，发现一段夯土墙，残高约0.3米，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为外城城垣。外城墙外侧发现有一东西向的护城河，长约1100米，宽6～25米，深3～4米。不仅如此，该城址文化遗存丰富，规格高。1973年，望京楼遗址发现的一件属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铜爵，是迄今发现为数不多的夏代青铜礼器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新近考古发掘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玉戈，造型规整，磨制精美，是不可多得的夏代玉器。此城址军事色彩浓厚。这里不仅修筑有大规模的封闭的城垣和宽阔的护城河，而且还有外城垣及护城河，并利用自然河流进行军事防御。该城西面、南面有黄水河，东侧有黄沟水，只有北边与陆地相通，外城墙、护城河与黄水河、黄沟水相连形成一个大范围、封闭的防御圈。望京楼如此大规模、高规格、军事色彩浓厚的城址，其性质绝非一般的聚落遗址，说明城池的主人等级应较高，势力强大，具备区域性政治中心的性质，推定其为昆吾之居是与昆吾的强势地位相称的。

史载昆吾制陶业、铸铜业发达，而望京楼夏代城址发现有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陶器，出土有其他遗址罕见的青铜爵，二者也是吻合的。昆吾以制作陶器著称。《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载：“昆吾作陶。”按：中国发明陶器很早，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陶器制造业已较为发达，显然陶器并非昆吾的发明。之所以称“昆吾作陶”，应该是说昆吾族群善于制作陶器。由于昆吾擅长制作陶器，“昆吾”一词后来遂成为一些陶器的别称。《说文》云：“昆吾，圜器也。”又云：“壶，昆吾圜器也。”段玉裁注：“古者昆吾作陶。壶者，昆吾始为之。”在望京楼遗址范围内，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堆积丰厚，有罐、盆、器盖、豆、大口尊、缸等大量陶器出土，且多见罐、盆、大口尊等圜底器。史载昆吾还善于铸造铜器，夏启曾命人在昆吾铸鼎。《墨子・耕柱》日：“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日：‘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这里是说昆吾铸造九鼎，传之夏、商、周三代。由于昆吾善于冶铸，后代昆吾一词又成为掌管冶铸之官之专称。如《逸周书・大聚解》云：“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藏府而朔之。”20世纪60、70年代望京楼遗址发现的一批夏商时期的青铜器，属于夏代后期的有爵。爵是礼器和酒器，属容器类，制作复杂，须掌握复杂的合范铸造技术。迄今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主要出土于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其他遗址还不多见。望京楼遗址发现有青铜爵，说明其青铜铸造业的发达。虽然目前望京楼遗址还未发现属于夏代的铜鼎，但这里出土有属于商代前期的鼎、鬲、觚、爵、、、戈、钺、锛等青铜器，不排除将来有考古发掘出土夏代青铜鼎等青铜重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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