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取向视野下的廉政监察原则新思考

摘 要：廉政与腐败的较量，是政府本身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如何使其在获得合法职位职权履行天然义务的同时葆有稳定的性格，存其正气，去其戾气是政府必须摸清的盲点。立足于贿赂的“正效应”认知、行贿理由成为共同知识、政府官员腐败收益分析、政府官员行为外部性四个方面，阐述腐败行为产生的缘由，进而引出对廉政监察原则的思考：树立非辩证的贿赂观――廉政监察理念的前置性安排；凸显腐败交易的潜在风险――廉政监察工作的“迂回”创新；导入上级政治权威，解除外部性锁定――廉政监察开展的拳头举措。

关键词：腐败；廉政监察；贿赂；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20-02

基于经济人假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孱弱特性，导致其缺乏稳定的性格，理应天然具备追求公平、正义、效率使命，同时也有了假公济私、的实然贬性，因此廉政与腐败问题，首应是政府本身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如何使其在获得合法职位职权，履行天然义务的同时葆有稳定的性格，存其正气、去其戾气，是政府必须摸清的盲点。政府的孱弱特性，是政府官员自利个性使然。自利动机会在多种外在诱惑因素刺激下衍生，进而导致腐败。这决定了政府要在相应位置注入抗体，认清利己取向转化成现实操作的观念铺垫与逻辑驱动。

一、利己取向现实化的驱动缘由

1.贿赂的“正效应”认知

西方学者从市场、政府官员和企业三个维度出发将贿赂分为：使供求达到平衡的贿赂，作为激励性奖金的贿赂和用以降低成本的贿赂。使供求达到平衡的贿赂，主要指企业针对政府掌握着某种有利可图的公共资源所开展的示好行为。在这一情况下，贿赂的作用相当于价格机制，通过贿赂在腐败市场上获得公共资源或者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将是最有效率的。作为激励性奖金的贿赂，是指贿赂具有有益的刺激性，会使行贿的人更加珍惜其所得的资源，会使受贿的人（政府官员）更加卖力地工作。贿赂强化了对官员的激励性作用。用以降低成本的贿赂，则指企业会通过行贿以获得对其有利的规章诠释，或是减轻其承受的管制压力，或是以较低价格获得某项公共项目和资源。

2.行贿理由成为共同知识

共同知识是交易双方开展行动的影响因子，因为它可以成为取信或者要挟对方的工具。如果政府是买方或者发包方，那么往往会存在以下四种向政府官员行贿的理由。第一，企业通过行贿可以使自己进入已经通过预审的竞标者名单，并且可以限制竞标者的总人数。第二，它可以获取招标的内部情报。第三，它可以诱使官员在投标标准上做手脚，从而使其成为唯一符合条件的供应商。第四，企业可以通过行贿直接使自己中标[1]27-28。在这里，行贿理由可以视为政府官员与行贿企业的共同知识，即政府官员知道准行贿企业的企图和为何选中自己，准行贿企业也知道政府官员的索贿意图和其影响力，因此，行贿理由虽然模模糊糊地溢于言表，却是清清楚楚地明白于交易双方心中，进而促使这一共识成为政府官员索贿的有力工具。

3.政府官员腐败收益分析

高官们在选择项目和进行采购时很少出于或根本没有经济理性，他们钟情于资本密集型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而忽视其他类型的公众开支和私人投资；就大规模的资本集约型项目而言，净腐败收益与净社会收益的回报期有很大区别，这将影响到统治者的选择[1]31-32。当净腐败收益回报期越短，净社会收益回报期越长，政府官员往往选择腐败；当净腐败收益回报期越长，净社会收益回报期越短，政府官员往往选择不腐败。对政府官员而言，贿赂收益的价值要比整个项目的收益相对集中，至少有些贿金是提前支付的，并且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即政府官员本人手中。

其次，根据公权力罪错递增原则，政府官员依靠权力的傲慢与偏私索取一己利益时，如果遇到阻碍，通常会以各种非正义的法外行为强行碾过。如果整个公权力行为存在多个环节，只要政府官员因索贿而在某个环节发生错误，那么后面的环节将自动出现制度性护短行为，连环侵权和榨取贿金在权力的护卫下得以展开，直至政府官员其利益达到最大化。

最后，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作出还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倾向。一位政府官员能够在短期内掌握权力控制资源，但他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力会始终稳固，因为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会使其地位不稳，从而使他易于被人民。这种不安全性促使其变本加厉地，于是使其地位变得更不稳固，如此周而往复，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结果自然是使政府官员在对待政府项目的问题上抱有较高的折现率，而且将支持那些能尽快为其带来贿赂的工程，并不惜把工程的成本更多地分摊到将来”。

4.政府官员行为的外部性

政府科层制的组织本身蕴涵着自上而下、呈系统性的腐败动机。公民基于政治赋予的权利和憧憬，要求为其服务的政府是廉政高效的；政府为其持久执政，取信于民，要求自身也该是健康运行的。而科层制的弊端似乎让公民与最上层政府之间相向的廉政愿望成为磁铁同性的两极。在个人的觉悟不深刻与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科层制的弊端是政府本身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弊端体现为：在一个狭义的政府系统里，高级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外部性会给生存在该系统内其他层级官员的行为选择牵引出一种腐败均衡，进而给该组织带来系统性的腐败动机，最后导致任何天然的职责在层级的传承中歪曲走样。

假如系统内大部分官员都曾有腐败行为，尤其该系统内顶级头目也在腐败，那么其他政府官员至少有两个理由跟风。首先，跟同一系统内的人员，尤其是与上级保持一致是短期内更安全更稳定的选择，因为受上级官员腐败行为外部性的影响，其腐败行为的作出会提高其他官员跟风的可能性，同时减弱了腐败行为作出的即时风险性，而且可以避免被排斥或者甚至被剔除出局。其次，跟着其他官员一起腐败，容易形成一个非正式利益团伙，有共同的合力逃避监察，此时彼此的沟通是很有效率的；就算曝光的可能仍存在，但结果分摊的预期仍可以纵容腐败行为的作出。

二、廉政监察原则的优化思考

1.树立非辩证的贿赂观――廉政监察理念的前置性安排

廉政监察是行政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的各种行政行为是否清正廉洁，所进行的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纠举、惩处违法违纪人员的一种职能活动；是对官员的外在制约，其理念是追求正当程序上的廉洁奉公、抵制腐败的实质性实现。在现实环境下，贿赂成为关注腐败问题中的焦点，政府官员、公众、经济组织等都要直面，对贿赂的认识更需要同仇敌忾。西方学者对贿赂的三种类型划分，主要论述了贿赂是提高效率，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在众多批评声中似乎找到贿赂的正面影响，体现出辩证的观点。但问题是把贿赂视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观点，是建立在静态基础上的。实际上腐败官员在看到收受贿赂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之后，常会利用其自由决定权重新设计他们的行动――可以提高资源或允诺的稀缺性或是拖延办理时间和增加繁文缛节来索取贿赂。这种情况下，个人能够为自己的行贿行为辩解并视其为防止更大伤害的保护，但是单个腐败行为所造成的系统性代价却是相当严重的，它会促使更多的人染指腐败交易[1]26。

因此，从长远视角来看，政府官员之间要树立的是非辩证的贿赂观――贿赂是纯粹性的侵蚀，其根本代价是个人、社会正当效益的损害。树立、普及、深化非辩证的贿赂观，应成为廉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是事前预防腐败，灌输廉洁奉公、抵制腐败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廉政监察理念，相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而言的前置性安排。

2.凸显腐败交易的潜在风险――廉政监察工作的“迂回”创新

腐败交易是建立在互惠关系基础上，并通过对互惠义务的履行来促成。交易中，双方均知道各自的企图，同时既要给对方表现出会认真履行约定的信任，也要表达出对方违约时自己的反应。这种共同知识下，行贿方主要是想靠贿赂来寻求稳定，但谁也无法保证受贿的政府官员一定能够兑现承诺，所以这种“暗箱契约”关系本身也带有不稳定性，它表现为：企业可能会担心当权者因腐败问题被，而新政权可能不会继承前者的承诺；即使当前政权仍能维持，企业也会担心自己一旦投入开发资金，政府将任意增加法规，或者对其提出财政方面的要求；企业还担心统治者会允许自己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或者由于政治或贪欲等原因而废止合同；官员将来仍然会上门勒索的可能[1]37。这些不稳定担忧便构成了行贿方在腐败交易中必须承担的潜在风险。

廉政监察要有直接打击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拳头，如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常态检查和有力惩处；同时也该开辟间接突击腐败现象的途径，如检举、控告、申诉制度的实施。凸显行贿方腐败交易的潜在风险，也应视为间接突击的重要举措，旨在给行贿方传递受贿官员的不稳定性对其经济成本所造成的压力，同时渲染由受贿官员供出的行贿方将在诚信和道德上付出沉重成本。

3.导入上级政治权威，解除外部性锁定――廉政监察开展的拳头举措

在腐败均衡中，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外部性，尤其是在狭义系统中顶级官员腐败行为外部性影响下，下属跟风腐败是经济人理性的选择。这一均衡的显要特征是，变化趋势均会朝向其中一个极端，要么遵纪守法，要么腐败。假如顶级官员有腐败行为，那么他就能稍稍提高其他人腐败的安全性，系统性的腐败便很可能呈现；假如他杜绝腐败行为，那谁也不想第一个腐败、为其他人带来“好处”，因为那样做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反而得到惩处。按照这个逻辑，狭义系统中顶级官员的腐败行为的外部性会加大其下属腐败的几率，根据公权力罪错递增原则，系统成员彼此护短的行为，将会使整个系统锁定在腐败状态下。此时，廉政监察的拳头举措只能是从狭义系统外导入外生变量，即借住该狭义系统的上级系统之权威来强行解除锁定。首先重点是要集中时间和精力对被监察系统的顶级官员进行检察，其次要设置一个长期的极其严格且惩罚严厉的强制惩罚过程，争取一个临界数目的政府官员，旨在扭转足够数目的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从而推动越来越多的官员遵纪守法，将均衡从系统性腐败极端转向系统性廉政极端。

参考文献：

[1][美]艾克曼.腐败与政府[M].王江,程文浩,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