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张嘉译”

“没想到，”和张嘉译高中同级的同学说道，“如果不是后来当演员出了名，我们不会记得有这么个同学。那时候他不叫张嘉译，叫张小童，在学校表现得相当普通。无论成绩还是个性上来说，都绝不是校园里的焦点人物，完全就是很中规中矩的一个学生。”

西安八十六中门口张贴的招生大海报上，优秀毕业生一栏张嘉译的照片赫然在目。周围街道上经营了几十年的店铺老板，提起张嘉译，也会有种得意的神色在脸上掠过：“他从小就在这块儿上学生活嘛，常见！现在见得少了。”

反而这种得意在张嘉译母亲姬春如的脸上几乎很难寻到。张家六个孩子，五儿一女，张嘉译排行第五，上面四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小童从小那么乖，没想到他会要去做表演。”张嘉译的母亲说道，他们老两口也并没有因为老五的成名而偏爱他多一点，甚至出门也不会跟人提起他，家里也没有一张放大的张嘉译的个人照片，“都一样！我对孩子没有什么高远的期望，从不刻意要求，希望他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张小童改名张嘉译，是他自己的主意，“别人整天小童小童的叫，感觉自己老长不大似的。”他笑着说道。于是“张嘉译”这个名字，就好像他在人生的半山腰上插旗宣告，从此他不再是一个稚嫩小孩，而是个能够掌控人生自的男人。而今，年过四十的张嘉译，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视帝“大叔”，他成功塑造的无数熟男形象，使得“张嘉译”被赋予了更多他本人以外的涵义：沉稳厚重又有些内敛的气质，收视率保证，一个熟男偶像符号。

“踹”进北影

从小在西安长大的张嘉译，饿了家门口有凉皮肉夹馍，渴了喝瓶冰峰汽水解暑又降温，晚上爱上夜市，好一口羊肉泡馍。这饱含地域特色的胃口，造就了他身上那股子老陕劲头。他家向北1公里就是明城墙、两公里有碑林博物馆、3公里便是钟楼，向南4公里有大雁塔，向西两公里有小雁塔，向东3公里则是兴庆宫。蕴藏着厚重的历史尘埃和文化意韵的城市坐标，为张嘉译定下了大气稳重的性格基调。家门口就是文艺部门聚集地――文艺路，西安话剧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陕西歌舞剧院、陕西爱乐乐团全都在这儿。张嘉译骨子里的艺术细胞，不知有多少是在这个文艺的环境里催生的。

而作为一个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频繁碰撞的青春期男孩，张嘉译最初表现得更多的是体育方面的热情。附近的体委招生，张嘉译说“我要学拳击”。但要户口本才可以报名，母亲不同意，“担心他整天被打得鼻青脸肿”，张嘉译就自己报了个不需要户口本的项目，隔三岔五去练摔跤。

高二，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信息，张嘉译说“我要考这个”。父母又一次错愕，这个平时在学校从不积极参与文艺活动、唱歌五音不全、跳舞时四肢比擀面杖还硬的男孩竟想学表演。他们让他别瞎折腾，好好学习。张嘉译这次没有服从，他好像一个自己带灯的小伙子，跟着内心的亮光走自己的路，他闷着声脑子一转步子一迈，从无聊而冗长的常规跑道上一跃而出。大部队向前，他兀自转身，找自己的天地去了。

“我有个亲家，在省人艺，是个导演，小童就自己找他去了，人家也觉得很神奇，没想到他要学这个。后来就给他找了个老师辅导了一下，就是曲国强老师。”张嘉译的母亲回忆道。

曲国强当年辅导了3个学生，张嘉译是其中之一。辅导了小半个月时间，曲国强陪着他去现场考试。凭着一首诗朗诵《春天来了》、一首歌《打靶归来》、一套广播体操和摔跤动作示范，张嘉译从一千多名考生中，通过一试，复试，最终进入三试……“就像被人一脚踹进了北影”，张嘉译说道。上海戏剧学院听说曲国强带了3个学生，考得都不错，专程来西安，见了一面就决定要他，发了录取通知书。张嘉译当时对戏剧不太了解，最终去了北影。多年后当时北影的主考老师马精武提起张嘉译不吝溢美之词，“他不浮夸，端正、好看、有个性，像个爷们儿！就把他收下了。”

作为家里第一个文艺方面的人才，张嘉译去了北影之后，家里他两个舅舅的孩子也跟着考上北影，其中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青年演员姬他。另一个读管理，张母说，当时这个侄子离开家去北京上学，张母问他想不想家，侄子说想家了就偷偷在被窝里哭。“后来我就问小童，我说你哭了没有，他说我才不哭呢，在家不让我学这个不让我弄那个，好不容易把我放出去了，不想家。”

“吃”录像带

1991年，张嘉译走出象牙塔，他被分回西安电影制片厂，却并没有赶上西影厂最好的时光。

1983年，44岁的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当时西影厂的拷贝量是全国倒数第一，制片主任上街都要刻意把盒子上“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字样盖住。吴天明来了之后招揽天下英才，聚于西影，尤其为第五代导演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们中间有拍摄了《盗马贼》的田壮壮；拍摄了《黑袍事件》《错位》《轮回》的黄建新；拍摄了《红高粱》《代号“美洲豹”》的张艺谋；拍摄了《黄土地》《孩子王》的陈凯歌……那是西影厂最辉煌的时期，已故著名电影美学家、评论家钟惦先生甚至在1984年就曾作过大胆的预言，“太阳有可能从西部升起”。然而遗憾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影厂已经风光不再，高额的亏损和负债压得西影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人才不断流失更是让西影的发展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氛围下，张嘉译只好先在团委呆着做些行政工作，闲暇时间就借录像带回家看电影，以慰藉自己的表演理想，“我看片子挺费的，一段片子我可能要翻来覆去看，倒带几十次。音像店老板经常开玩笑‘你这是吃带子啊！’胡同里3个音像店老板知道我是演员，没事还要调侃一句：‘兄弟，老见你看带子，哪天给我们演一个？’”

1992年，张嘉译自己去找西影厂的导演，恳求给个角色，可以完全不要酬劳，剧组管吃喝就行，就为把看录像带琢磨出来的那点东西在实践中试试。那一年，他拍了电影《残酷夏日》《猴年耍猴》，“都是厂里的戏”。紧接着，1994年黄建新导演的《背靠背，脸对脸》，1996年的《埋伏》，1998年的《睡不着》，也都有张嘉译的参与。

演电视剧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1995年，在刘惠宁导演的电视剧《道北人》中，张嘉译饰演建国一角。那是张嘉译第一次演电视剧，也是刘惠宁第一次拍电视剧，两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整天为拍戏的事吵得不可开交，“他说你这完全瞎闹，胡扯胡扯，我说你坐下去！听我说完！恰恰拍完以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一段戏非常生动。”这么多年，张嘉译和刘惠宁的兄弟情分也早已从戏里走到戏外，只要是刘惠宁开口，张嘉译一定是无条件答应。

慢慢地，张嘉译出演各种角色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他常听到哥们说：“只要我一看电视剧里面有你，我就知道，这戏是陕西投资拍的。”到了1999 年，只要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相关的电视剧，只要有年龄合适的角色，他们一般都会先来找张嘉译，他几乎成了西影厂演员组的代言人。虽然算不上很红，张嘉译也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微微皱着眉头，一脸严肃地说，“其实所谓的‘执著’与‘坚持’，是因为你对表演一直都有一份热爱。你爱它，必然意味着付出和争取。认真是必须的，你热爱必然投入，投入就意味着认真。”

“蜗”中突围

西影9年，张嘉译几乎演遍了所有适合他演的戏。慢慢地，他觉得那个舞台太小，需要一个更大的。2000年，张嘉译再次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中的一员。在北京，他进入了电视剧拍摄的快车道，工作重心改变得如此明显：平均每年接拍四五部电视剧，最多时六七部。又是9年，张嘉译演艺生涯中又一个重要节点悄然到来。

现实题材电视剧《蜗居》中的“宋思明”，恐怕是张嘉译这一生都绕不过去的角色。从法律和伦理道德上来说，贪污、包二奶的“宋思明”都是个让人嗤之以鼻、咬牙切齿的坏男人，但这个坏男人却实在让人恨不起来，甚至有人说，看完《蜗居》，每个男人都希望有一部好车，几个知己，一个红颜；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宋思明”。“宋思明”对“郭海藻”的一番真情的确软化以及弱化了人们对于他的抵触情绪。这个“有魅力的坏蛋”，让人又恨又爱。

“这个人物被他诠释得很立体，”张嘉译的大学老师马精武觉得，演员不该带着立场进入人物。而在进入角色的两种途径――本色进入和角色进入之间，张嘉译选择了后者。“作为演员演一个角色，一定你是从角色本身去出发，尽量少带自己主观的评价，尤其是现实题材的东西，我觉得更需要能保持一个客观，保持一个人物状态，很准确地呈现人物。”张嘉译如此解释道。虽然在他看来，“小贝、苏淳、宋思明”3种男人当中，苏淳才是最可靠的类型。

《蜗居》很火，张嘉译红了。他说当初看剧本的时候想到过这部剧包括“宋思明”这个角色会引起一些波澜，但没有想过会是这样强烈的反响。观众见到他不再是只觉得脸儿熟，他们会直接喊出他的名字，张嘉译从之前不温不火的状态中成功突围。有人说，如果张嘉译不在西安呆9年，可能早早就碰见了“宋思明”。“也可能早十年我接到了，演不好。人常说机会是均等的，每个人都有机会，看你抓得着抓不着。在西安待的9年对我帮助极大，那个时候还保留着他优良的传统，每一个导演拿到剧本的时候，会把所有人请来讨论。黄建新对我说，你要想做一个好演员，首先得当一个好导演。所以我知道一个剧本的生成，也知道了如何打开思路去想一个角色。”

托尔斯泰说艺术在任何时候必须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千万不要过一种自私自利的生活，而应深入到一般人的生活中间去。张嘉译深谙此道，除了钻到剧本里去琢磨角色，平时就喜欢跟各色人等打交道，走哪儿就跟人聊天，了解各个行业的人的生存状态，“没准儿以后正好碰到哪部戏需要演这么一个行当的角色。”因此，当一个被诠释得十分立体的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赢得一片叫好的时候，张嘉译觉得，这是自己戏外的积累所带来的对人物的理解。

《蜗居》之后，张嘉译收获了太多的掌声和迷恋，却没有因此变得轻飘。刘惠宁拍着他的肩膀感慨，“20年前我认识你什么样，20年后你还什么样。”张嘉译的父母也是连用两个“没有”，来回应儿子走红之后的变化。在他自己看来，没有变化是因为自己多年都是一个较为平稳的工作状态，也没有什么急功近利的想法，少了点“出名要趁早”的冲动，只是在耐心、认真地维持一个长久的耕耘过程。

即使成了角儿，家人和朋友，仍然是张嘉译生活中的重心所在。那几年拍戏的过程中，他走到哪儿就带着退休了的父母，他们跟着张嘉译把该去的地方都去了个遍。朋友们也会奔到剧组去看他，带点他爱吃的，和他聊聊天给他放松放松心情。这些年父母年事已高，不便走动，张嘉译没戏的时候会带朋友回家热闹热闹，甚至不用跟家人提前打招呼，来了就欢迎，就有饭吃，张母一次20斤面粉做扯面给大伙吃也不是稀奇事。“小童就是性格好，没脾气，爱交朋友。他一点儿都不张扬，生活也没那么讲究，在朋友圈是公认的仗义和大气。”

“熬”出风格

在表演行当里，张嘉译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胆大不怕死，“只要你敢找我演，我就敢接”。

近几年，张嘉译在电视剧中塑造的经典角色数不胜数，《你是我兄弟》里的马学武、《借枪》里的熊阔海、《悬崖》里的周乙、《心术》里的刘晨曦、《营盘镇警事》里的范党育、《浮沉》里的王贵林、《大清盐商》里的汪朝宗、《四十九日・祭》里的法比，《一仆二主》里的杨树，《爷们儿》里的李国生，《后海不是海》里的石墨……到今年，张嘉译演艺生涯接拍的电视剧总集数超过2000 集。这个数字几乎意味着10万分钟播出时间，假如以通常1：8 的废片率计算，也就意味着80万分钟即13000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当然，这其中还不包括路上的时间和等待、化妆、琢磨剧本的时间。

张嘉译说时间会把一个认真的演员熬成一个表演艺术家。20年表演路，他逐渐形成了自己较为稳定的表演风格，“我演的大部分角色都比较爷们儿，他们身上都带着一股劲，不喜欢男人脂粉气太重，这也是我本人的面貌，也是我希望传达出的一个中年男人的责任感。”

选角上，他几乎与一些娱乐性强但生命力不持久的角色没有什么交集，“他惯常选择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有深度、人物形象信息量大的角色，他是属于经典派一路的演员。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商业时代，创作队伍喜欢制作商业性强的影视作品，演员也常会追逐潮流，而像张嘉译这样执著于严肃路线的特型演员，则比较少。”著名编剧杨争光在影视行业浸泡了大半辈子，见过太多影视圈的光怪陆离，对于很多圈中的人和事，杨争光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提起张嘉译，他倒是不吝溢美之词。

在张嘉译主演的电视剧《悬崖》尾声，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特工“周乙”最终被暴露，在临刑前，他与女儿莎莎见最后一面，镜头一直对准他的面部，他看到女儿的第一瞬间，又喜又悲，对着女儿强颜欢笑，眼神里却满是苦涩，终于在女儿投进自己怀抱的一刻泪流不止。莎莎被强行带走的时候他双脚似有千斤重，动弹不得，看着哭喊着的女儿，“周乙”手指不知所措地微微抖动着，转而背过身掩面而泣。一个平日里冷漠阴郁而高傲的形象，顿时变得柔情万分。这场戏被观众讨论得很多，因为他们在电视机前都掉了眼泪。

“他演戏既不过火，又能够表现出内心的东西来。很多演员一到特写的时候，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而他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很有大特写的概念，他最经得起这种考验，你能看得到他在想什么。他的思维过程，你能感受得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李冉冉评价道。“哪怕是谈一件很枯燥的事，他也依然有情在里面，我认为他最棒的就是，他会用情，他的戏也会用情。”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齐世龙说。

合作多次的导演韩晓军也忙不迭地夸起这位兄弟，“他拍戏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感同身受，对每一个人物的演绎，他都会特别用心地深挖人物在此情此景下的内心感受。作为一位职业操守特别正的好演员，他所有演绎过的角色都诠释、塑造得很到位。”

“优秀的演员会在塑造有深度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成长，自我丰富，他会变得有见识、会思想。”杨争光不太同意把张嘉译归为偶像派，张嘉译自己也不愿意跟“偶像”二字作太多纠缠，“我一直是以实力派自居的。到现在仍旧是一个实力派而不是偶像派，所谓实力派就是踏踏实实做一个演员。”张嘉译的语调在“踏踏实实做一个演员”那里加重了几分。他不太喜欢过多谈论自己，而是将自己从电视剧中抽离出来，把“角色”二字挂在嘴边，他有时候会上粉丝们给建的贴吧里看看，甚至还会刻意的、很客观地告诉他们，“只是一个角色”。

偶像之外

然而在这个“大叔”盛行的时代，“国民大叔”张嘉译显然已经成为无数女性崇拜的偶像甚至“男神”，他的熟男魅力，让上至60岁的大妈下至16岁的姑娘为之倾慕不已。说到外界赋予他的“师奶杀手”称号，张嘉译似乎已经逐渐开始接受，他翘着二郎腿，点燃一根烟，憨憨地说，“我不只是‘师奶杀手’啊，我还有很多小姑娘粉丝呢。”张嘉译侧目笑着，抬起头挑着一高一低的眉毛冲对面不远处的几个女孩对了个眼神，“是吧，丫头们”，姑娘们一片欢欣雀跃，张嘉译露出一口整齐的大白牙，任由眼角皱纹恣意延伸。

日常生活里的张嘉译被认为是一个没什么个性的人，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随性”！最近他拍电视剧《白鹿原》，没戏的时候就穿一件条纹衫，一条宽松的运动短裤，一双无比随意的人字拖，因为白嘉轩的角色需要，他还剃光了头发，看上去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陕”。一见面他就和大伙用关中方言打招呼，同那种喜欢在城墙根遛弯时和下棋老汉谝几句闲传的老西安并无二致。

张嘉译家的老房子并没有被翻新装修过的痕迹，家里的装饰风格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模样，家具也都是富有历史感的漆面实木材质，阳台上随意地堆着一些杂物废报纸，张嘉译的爸妈还在使用保温瓶里的热水沏茶，家里最新的电器是客厅里那台进口液晶平板大电视。一家人平时就喜欢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张嘉译的每部戏他们都一定会看，但很少给张嘉译挑毛病提意见，“看了就看了，就过去了。平常是个啥人，戏里就是个啥人，我们也不那么过分关注他。”问他们最喜欢哪一部，张母笑了起来，“每一部都很喜欢。”

她带记者走进其中一间卧室，指着墙上玻璃相框里的照片，周围一圈是好多张小孩子的照片，中间围起来的是一张全家福，“你看，这个是小童的女儿，现在五岁半了，可乖，不闹人。这是我们一家子，他的哥哥们，这是他妹妹，我们老两口，这是海燕抱着小孙子。”在张母眼里，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去年过年全家五六十个人全部去海南过年，照了张新的全家福，“我的心愿也就完了。”老两口房间的大书柜里，摆满了旧书，房间里最新的读本是随意扣在竹席上的《白鹿原剧本》，“他在（白鹿原）上面拍戏，老爷子就在家看剧本”张母笑着说道。而张嘉译小时候的房间，现在只有简单的一张床、一只柜子、一张麻将桌，显然一家人聚在这里打牌聊天成了这个房间的主要功能。“那儿本来是小童房间的阳台，后来就把它改成厨房了。”她边走边笑着说，“我们家里很简单，也很普通，没啥讲究。”

去年搬到曲江新房的老两口最近回老房子和亲戚朋友一起打牌热闹，张嘉译亲戚家的吉娃娃狗寄养在张母身边，它百无聊赖地趴在太阳晒到的地方听窗外蝉鸣声声，时不时地抖抖耳朵。张嘉译家所在的这座老住宅楼即将被拆掉，离它最近的那座已经被拆，一出门就是一块空地，小时候一块拍画片、打弹球、滚铁环的小伙伴们都已人到中年，从当年曾经狂热的梦想里各自逃散，张嘉译踏踏实实地坚持了下来。

曾经被太多人认为是偶然进入演艺圈，张嘉译对自己当初那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不做过多解释，这些年他在耕耘中不断突破，将“偶然”化作了“必然”。今天的他几乎“扫荡”了国内电视剧的各大奖项，被称为“视帝吸金石”，和当年那个不起眼、可能一直平庸下去的少年渐行渐远，在表演艺术的世界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张嘉译说自己的偶像是马龙・白兰度这样的演员，希望有一天自己的表演水平能达到他那个级别。在1956年的《秋月茶室》中，白兰度扮演一名二战中协助驻守在冲绳岛上的美军的翻译员Sakini，他在片中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很高兴能在这里做个自我介绍，Sakini是我的名字，翻译员是我的职业，受到的是老式的教育，来冲绳是老天的捉弄。”张嘉译今天也可以采用那样的句式跟大家来个自我介绍：“张嘉译是我的名字，演员是我的职业，受到的是中国式的教育，走到电视里在别人看来是老天的捉弄，”他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但我从没拿这事和任何人开过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