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3 11:39:04
圆脸、凸鼓的大眼，一副圆圆的眼镜下目光灼灼，一个齐整如刷的小平头。据说，剃光头并非标榜愤怒或个性，只是随俗。出国以后，发现国内艺术家的长结与各国的难民“异曲同工”，为了不至于同难民相混淆，他把头发剃了。
肃穆的黑色加冷峻的表情，眼一瞥有股凛然之气，让人感觉他长了副凶相。时候，因着这副凶相别人只敢对父母都是的他远远地扔石头，不敢打他。媒体公开的照片上他大多没有笑容。他说凶相是对他长相的误解，因为他从小就比较害羞，更不知道如何面对镜头，于是选择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这是2006年10月14日他在上海图书馆讲演时的开场白，上海糯软口音里的诙谐引出了一连串的笑声和掌声。演讲之初，他总是习惯于拿自己开涮一番，幽默的语言如羽毛般撩拨一下听众的笑神经，让空气中弥漫起轻松而活跃的氛围。之后，他便照着稿子有模有样地进入正题。犹如暖暖的春风吹拂到一片片树叶凋零，直至面临冬天的严寒，他从日常生活的调侃一步步把听众引向社会的深刻主题，他善于向问题提问，语言坦率、直接而尖刻。当然在沉重的话题里，他也不忘加点调味剂。
倘若上面一段话，是一个谜语，打一人物。很多人定会脱口而出：“陈丹青。”
“继续做个个体艺术家”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父亲陈兆炽是第一位引导他热爱文学艺术，教他文艺理论，给予他文艺立场的老师。1957年陈兆炽成为了一个“分子”，赋闲在家的他一天到晚看书，绝大部分是英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陈丹青也一并受到影响。1966年到1969年，也就是陈丹青13岁到16岁的时候，他帮父亲写了很多的申诉书，申诉书对语言清通、扼要、规范的严格要求成为他非常珍贵的写作技能培训。陈丹青从小喜欢画画，他自称“在性质上，这同一个孩子从小喜欢打架或偷东西没有什么两样”。“”乱世，陈丹青趁乱学起了油画，画了几幅的“红宝像”，就“认定自己已经是个油画家”了。在那段粗暴宣泄的日子里，他和当时许多文艺青年一样，看外国小说，临摹卢本斯、伦勃郎、库尔贝与米勒，听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1970年初中毕业，陈丹青先后在赣南、苏北插队落户八年。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绘画，到公社去画宣传画，也曾在几百个骨灰盒子上画青松白鹤万年青。屈辱而艰难的日子教会了他忍耐和自尊。
1980年陈丹青以《组画》名声大噪,被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1982年初，已在国内画坛崭露头角的他，为了去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自费留学美国，以自由职业画家的身份定居纽约。
2000年春，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回国。回国之初，陈丹青的愿望是：带几个好学生，把外面的眼界告诉他们。但现实与理想总是有所差距。第一批陈丹青招收了五位博士生弟子，但皆因外语考试不过关而未能毕业。陈丹青始终无法认同现行的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最终于2004年年底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递交辞职报告，引发了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
我问陈丹青：“在教育体制问题上，您看到了大量问题，您觉得您的行为给教育带来了什么吗？对于教育体制的远景您如何看待？”陈丹青回答：“我看不出我的言论给教育带来任何‘什么’。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教育体制的远景可能比今天更不堪，我们将活在教育的后果中。过二三十年，整个国家会交给今日中学生和大学生。你想想看。”
2007年，陈丹青的三个学生就要毕业了，他也将彻底离开清华，回到画架前，继续做个个体艺术家。
“我喜欢与主流社会闹别扭”
校内校外、台上台下、报纸电视，陈丹青的曝光率不低。他的高调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人与“作秀”划上等号，他没有否认，反而高亮姿态：我现在坐在这里就是在作秀，“挺好啊。作秀与看秀，人类的天性。” 有人开诚布公批评他圆滑，他承认是比较圆滑。兴趣广泛的他，除了美术，教育、音乐、建筑、影像等领域都有所涉猎，所以文化报、消费报、女性杂志、建筑集团、地产公司等各行业都会找他。他说，“我是个矛盾的人，一面很倔，不肯跟人走，另一面，又常常顺着人家，人缘还好。杜尚有句话：你拒绝一件事和接受一件事，其实是一回事。”
有记者问陈丹青：“你怎么看下午一群人坐在地上听你讲话？围着你转悠？”“很荒谬。”陈丹青说。“你觉得这个讲座对你而言有意义吗？”陈丹青回答：“没有。”“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做呢？”“人总得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让别人高兴。”他直言自己的敷衍情绪，他的圆滑与妥协是为了争取说真话的权利。早在2000年，他就直指“中国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中国当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他也曾抨击过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指出中国城市建设呈现的不是“建筑景观”，而是“行政景观”。他认为“申办奥运会哪里是为了体育，而是不折不扣的超级政治任务”。海外履历和殊于他人的个性特征，使他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他从父母身上遗传下来的梗直脾性使他选择了用泼辣无忌的讽刺和调侃阐释自己的真实见解。有人请他去作讲座，摆明了是希望他捧个场，说些顺风话，结果他一下子就把别人的设想连根否定了；他明知对城市建筑、教育体制发表意见“开口就失败”，但他还是喋喋不休。人家抬举，他不能每次拒绝，“你不去，装丫挺，好像不愿跟大家玩”；去了，他又不肯说套话，都是同行、熟人，弄得满座都无趣。他说“我喜欢与主流社会闹别扭。”
“闹别扭”非信口雌黄，也非他自己所说的“乱讲话”，以海外旅居的见识资历，以海归派的羞耻和责任，以他对生活的深刻而细致的思考和认知，无论是演讲台上还是《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著作中，他立场明确，措辞恳切，话锋讥诮，词语玑珠。他珍惜这些说真话的权利，比如关于鲁迅的演讲稿，他认真准备了很久，并请老朋友作家阿城作了修改。对生活、对城市、对影像，对非他专业的行业，他并非看得完全透彻，但他是以一个“人”的姿态来回答的，无论对错，他总能颠覆原有的观念，遂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我只是偶尔潜回上海的丧家犬”
对于陈丹青而言，呆得最长久的两个大都会，一个是上海，十六岁时离开；一个是纽约，呆了十八年，这两个精明而大气的城市，一个孕育了他，一个包容了他。陈丹青说：“童年记忆很重要。如果童年记忆和这个城市有关系，这个记忆就一辈子跟着你，或者你一辈子走到哪儿，你都会想到那个城市。”作为生长地的上海，对于陈丹青而言有着抹不去的回忆。在国外他时常想起上海，怀念过去的朋友，怀念插队的岁月。所以1992年陈丹青回国探亲，翌日早起就迫不及待地去重拾童年的记忆。头一件事是在上海街头找碗阳春面，一饱同胞吃早餐的眼福；第二件事是翻出从前的蓝布中山装穿上，虽然中山装已被西装革履的同志看作奇装异服；第三件事，噌，弹簧锁跳起，当啷一声，撑脚弹开，骑上自行车混入大街上浩浩荡荡的车流，路遇两人为撞车而打架，竟成为“回国第一天最最动人的时刻”。记忆中的上海在这些似曾相识的细节里蔓延开来，陈丹青的心神终于完整地回归祖国故乡。
年轻时，以艺术的名义，陈丹青崇拜北方的厚重，嫌弃上海的藐小，看轻上海的成长经历，然去了另一个国度才发觉挥不去的上海影子，开了眼界。到了中年，终于明白了上海的可珍贵，“纽约，其实是个精力过于充沛，从未被侮辱、压抑、扭曲过的‘大上海’。上海呢？像不像是个受尽一次次委屈伤害，又爬起来洗把脸，为自己好好整容、打扮的‘小纽约’？”
记者：外地人对上海人一个很高的评价就是“你不像上海人。”您作为出生于上海的文人，在北京及国外生活那么多年，是否（曾经）刻意隐藏上海人的身份？有值得一提的经历吗？
陈丹青：我不是文人。我很少被人一眼看出是上海人。被问到，招了，对方一惊，多数会说：你不像上海人。我知道那是“最高评价”，但我不领情。像不像上海人，又怎样？那早已无关我的虚荣心。
人群聚谈，假如其中一两位沪人，除非是老友或长辈，我不会说上海话。我知道外地人厌恶上海话――海龟在聚会中动不动说英语也令人讨厌――但什么原因、起于何时，上海话令人厌烦？一个贵州人或宁夏人的乡土话会使周围的人不舒服么？
我不曾“刻意隐藏”或“彰显”自己是上海人。有一年我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临摩古典画，一位上海朋友陪着我，轻声聊天。大约被观众中哪位同胞听到了吧，忽然我听得一声高叫――在安静的美术馆，这高叫像在喊救命――“侬上海人阿是！”我看着他，很久说不出话。他也愕然瞧着我，几秒钟后明白我不愿接腔，讪然走开了。
我不是讨厌他的上海话，而是他没教养。上海话常和没教养同时奏效。我记得插队下乡的旅途中，火车上旁若无人大声讲话的，常是上海人。
记者：1934年11月的《中国评论》杂志上有一则钱钟书谈论上海人的短札，原题为“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关于上海人》）。钱钟书在文中说，北京人属于过去，上海人属于现在，甚至属于未来。虽然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断”，放在今天，您认为钱钟书先生的这个说法过时了吗？您觉得自身延承了上海人的哪些品质，北京人的哪些气质？
陈丹青：钱老师要是来过今日的京沪，想必会修改他的说法。上海人“甚至属于未来”？我不很懂这话的意思。
上海人的品质，你指的是那种？我会喜欢或厌恶某一位上海人――上海人似乎总能成功地引起外地人厌恶，而我早已是外地人――但当我们说上海人、北京人或随便哪里人，其实什么也没说，还看你面前站着谁。各地人群确有差异，但我不确定那是否便是各地的“气质”。
我会说很多北京土语糙话，很顺口，但我真正的语言库，尤其是俚语、粗口、切口，当然是上海话，只是如今的上海很少有人说了。当脱口而出之际，我惊讶儿时的记忆顽健如昔。
但全是儿童时代说上口的，“儿童不宜”，贵刊敢登，我就补几句给诸位听听。
记者：您身上存在着若明若暗的所谓“上海因子”吗？在您成功的道路上“上海因子”是否若明若暗地起着某种作用？例如您的思辩风格、处世方式和细腻文风等等，是否跟“上海因子”相关？
陈丹青：我浑身上下都是“上海因子”，虽然不确知那是什么。但我居然有“思辩风格”与“细腻文风”？别吓唬我。我的“处世方式”倒是布满上海“密码”，因为“布满”，而且是“密码”，反倒难以举证。
反正我和外地人混，处处发现自己是上海人，当我和上海人照面，又发现我早已不像上海人了。我真愿意试着描述，可惜我的“思辩”与“文风”远未“细腻”到足可写出这微妙的差异。当我在外乡一眼看出对方是上海人――不是凭乡音，只是“一眼”――那是神秘的、同时是确凿无疑的经验。在纽约呆久了，你甚至能够“一眼”看出对方是费城或波士顿人。凭什么呢？我说不出。
记者：上海是您的出生地，您在上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请您谈谈您的早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或事情？一说到家乡，哪些童年或少年时代的细节会浮现出来？
陈丹青：打架、追逃、斗蟋蟀、爬屋顶、雨后在街上跋涉大水、对准恋爱的男女直冲过去，还有阴沟洞、大饼摊之类……我家门口甚至有井，仲夏时节为了谁家的西瓜先扔进去弄凉，还会吵架，打起来。五十年代末闹饥饿，牛奶短缺，常有一匹真的马被乡下人牵进弄堂，瘦极了，脖子上响着铃铛，背上盖一块破烂的毯子，停下来，当场挤奶，大人手里拿盆碗接着，回家给小孩喝。春节前后乡下人在弄堂转角爆炒米花，小圆炉子飞快旋转着，火焰迸溅，围满小孩，等那声爆炸，蓬！大家闪开又聚拢，欢呼着，争看雪白臃肿的米花从焦黑的炉膛口倾泻而出，浓香四溢。
我家在市中心，石门一路。现在连郊区农村也没有这些事物了。那是前工业前消费时代的记忆，不完全是上海的记忆。
我们的儿时很少有成衣卖。我记得我和弟弟的衣服是在张家花园一位裁缝家订做。理发匠，还有各种手工工匠――磨刀的，卖小吃的，收破烂的――穿街过巷，一路叫喊，高音、中低音，无调性，有调性，或悠扬婉转，或声如宏钟，按今天的说法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饥饿时期，我亲眼看见安徽逃荒的农民夫妇席地坐在弄堂口，三五小孩，小的抱着更小的，最小的婴儿在母亲怀里，那做娘的坦然四顾高声叫卖那婴孩，密匝匝围一堆人。记得有位胖大嫂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买一叠大饼，挤进去，递给穷母亲，扭头就走。
最壮观的当然是群架与围殴，诸位见过给打得头发里都粘呼呼淌着浓血，却笑将起来的脸么……你不问，我都忘了这些细节。贵刊版面有限，我得止住了。
记者：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价值观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上海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选择的话，您还愿意从小生长于上海吗？为什么？
陈丹青：上海使我与欧洲不隔，这是“最大的影响”，可是直到我中年造访伦敦巴黎这才明白。当然，“油画”是上海于我的影响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的上海老朋友：夏葆元、陈逸飞、林旭东、韩辛……瞧着他们的脸，我想起我是上海人，同时，莫名其妙想起油画。
真的欧洲使我剧烈想念过去的上海。我相信上一代英国人法国人也会在上海的某个角落――哪怕只是梧桐树影――黯然神伤。那种幽雅、颓废，黑白照片中的阴翳微光。
来世投胎，我愿在上海，但不是今天的上海。
记者：您何时，因何原因离开上海去北京，初到北京，北京给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您是否有一个适应过程？北京吸引您定居的原因是什么？
陈丹青：离开上海是因为被遣送下乡。1970年4月4日。勾销上海户口是那时所有上海人的晴天霹雳，幸亏我很早就被狠狠霹了这一记，“一记”是上海话――疤痕早就愈合了。此后在江西江苏农村流浪八年，1978年考上北京的学院。
那时北京勉强称得上是古城。长安街走着驴车，甚至骆驼。城墙是早已拆了……我被各种外地景观吸引，因为苏联绘画的影响，我长期崇拜北方。但我当然想念上海，起初因为家与亲人，后来因为异国乡愁、人到中年，再后来因为上海的重建，忽然发现上海消失了。
信不信由你：北京像纽约。怎么定义这“像”呢？与景观无涉。你永远不知道在北京或纽约会遇见谁、会发生什么事。三十年代的上海便是这样的城市。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今天的北京比上海更像上海――虽然北京也早已不像北京了。
记者：上海、北京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它们的文化氛围有何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北京有四合院，上海有石库门，您写过《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北京上海不同的建筑风格，反映在文化上有哪些不同？
陈丹青：论市民生态，各城市文化氛围或许稍有不同；论城市景观，今日京沪及各大省会没什么差异。原因，就是所有城市决策者建设者是同一种身份、人格、背景、教育，调动同一种愚蠢而猖狂的虚荣心和想像力。
我看不出新上海有什么不同风格的建筑。差别只在高低、大小。那不叫做“风格”，勉强可以算是“样式”吧。全中国至今可看的建筑风格只有两种，一是古人留下的，一是洋人留下的。
石库门弄堂真的催生过中国本土的“欧洲艺术”，今日上海的高楼大厦则顶多展览外国艺术。上海美术馆近年不断展出卓越的外国艺术，但最卓越的似乎还是美术馆那幢楼，即从前的跑马厅。
记者：上海曾占据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现在却被戏称为“失落的文化高地”，您认为根源何在？上海现在的文化是怎样一个状态，有没有可能恢复以往的辉煌，对于上海文化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陈丹青：没有建议。说句旧上海的粗口：上海文化如今“老卵”不起来了。这词语，就是北京话“牛逼”的意思吧。
中国现代电影史、油画史、音乐史、戏剧史、广告史，和一部分文学史翻译史出版史及所谓文化产业史，差不多就是上海史。三十年代的上海岂止是中国文化半壁江山，在亚洲也独执牛耳，哪里轮得到东京与香港。怎会失落呢？最简单的解释是解放后北京成为政治中心，文化于是被裹携而去，此后上海文化被迅速糟蹋，逐渐凋败，尤其九十年代迄今，江河日下。
其他原因还多，我不敢直说。反正文化的上海早已给成功掐灭了。不久前才读哪本上海杂志的一篇文章，详详细细分析上海文化何以凋败，说得很在理。恢复以往的辉煌，不可能了，当年辉煌的所有条件，荡然无存。
但上海也有新的辉煌呀。别着急，笃悠悠――这“笃悠悠”一句，曾是上海文化、上海哲学，相反的沪语，叫做“急猴猴”。
记者：对于一个想在文化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您认为是选择呆在上海，还是去北京发展？为什么？
陈丹青：以脚投票，文艺人都愿跑北京。不是吗？我认识几位文艺朋友，有做影视的，有画画的，他们在九十年代末兴冲冲去上海闯，不久又回到北京。不过据我所知，上海仍有不少好艺术家，只是上海市面上不见得在乎他们。
记者：人是城市的主体，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并不存在于城市本身，而在于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所以城市的竞争归根到底也是城市人的竞争。您怎样评价上海人（上海男人、上海女人）？
陈丹青：上海如今至少一千五百万人吧？我岂能评价这么多人。据说上海人比别地的人会做生意，比较守规矩，比较有效率，但我不是生意人。
我不记得如今的上海男人什么模样，全国都市中青年男子如今的样子都差不多，区别只在南人北人。上海女人时有惊艳，七分青春美，上海话所谓“细皮白肉”，会穿衣服，会打扮，“邪气挺刮”，发嗲发到正好。但我已眼拙，不敢确定那是不是上海女人了。
从前上海女人才有的那种美，则微乎其微，不易觅得了。她们老了，缩在家里，不太出来，也不易被看见了。
记者：您何时开始频繁地回上海（或者偶尔回上海）？您觉得上海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回到上海，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为什么？
陈丹青：上海最大的变化，木心先生一篇散文题目说过了：“上海在哪里？”我常回上海，不知道哪里最想去。摩天大厦，纽约有的是；娱乐场所，全国差不多；老城区老弄堂拆得不剩多少了。从前的法租界还是迷人，虽然景观不纯粹了。我喜欢在掌灯时分漫步走过哪条好弄堂，走进去游荡，像个鬼，看人家收回晾出的衣服，门开门关，听弄堂外被隔离的市声。我只是偶尔潜回上海的一条丧家犬，这些私人怀旧小把戏，不足道。
记者：上海对于您而言有家的感觉吗？您最终是否会叶落归根？如果会，是否已经有了时间表？如果不会，是因为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
陈丹青：“家”的“感觉”，有总归有的。老家没了，风吹过来，还是上海的风。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回上海定居。现在，不论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你住进新建的公寓，没有多少景观会提醒你住在哪座城市，开窗看出去，除了楼房，还是楼房，新楼房没有“时间感”，哪来“时间表”。
今日新上海很好，但不好玩，不好看。北京丑陋、脏乱，但比上海稍微好玩一点。
记者：一些上海人以您为骄傲。您为自己是上海人而骄傲吗？您最想对上海的父老乡亲说什么？
陈丹青：你怎么知道一些上海人为这个家伙“骄傲”？我也不为自己是上海人骄傲。你是哪里人，你就骄傲？这是轻佻与卑怯啊。
但我庆幸生在上海。她是伟大的启蒙教师。全中国都该为上海骄傲，没有她，中国的西化与现代化是不能想像的。作为代价，在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所记得的那个上海萎谢了，淹没了。
我想不出对“父老乡亲”说什么。论“父老”，我的年龄够资格了吧，论“乡亲”，蔡嘎亮同志比我说得好：姆妈、爷叔、老阿姨，小阿弟：夜饭吃过伐？
陈丹青喜欢说“好玩”和“不好玩”，当一切用“好玩与不好玩”的标准来评判的时候，什么都显得私人化了，严肃的问题在这个“消遣”的词面前立即变得轻松而平易近人起来。陈丹青称历来不接受两种媒体的采访，纯粹的美术杂志或者纯粹的文学杂志，因为他们问的东西太理论化了，不好玩。而陈丹青语言的独特也在于它的清新，悠然，真正的“言为心声”，哪怕是不时冒出些粗话、脏话，也有一种粗砺而真实的美感。
陈丹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对于自己认识得比较透彻，在各种纷至沓来的名誉面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说“我只是一个喜欢画画的人，此外，还是一个多嘴的家伙，在被称为‘文化’或‘艺术’的事物上不识时务地多嘴。换言之，我是个清楚自己的言论不可能改变任何事物而索性开口说话的人。”在《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一文中，他写道：“当年，鲁迅先生笑说上海滩的文艺青年，说是当不成作家就去当画家，当不成画家呢，就放大领节、留长头发了事。有一天我把这话说给老婆听，她就说：你是画不好画就写文章，写不好文章就穿唐装、留和尚头了事。我以为她说得很中肯。”
本期杂志，本刊“锁定”陈丹青作为封面人物，可陈丹青却推辞，在回复的邮件中，他如此写道：
“凌虹同志：说服信写得很标致。不过还请放我一码。不是刊物不好，只是不愿上封面，我还及不到已上封面的前辈们。十年后若没有大退步而贵刊还有兴致的话，我或者老不要脸一回。丹青”
肯接受访谈，但不想上封面，难免让人有些诧异，但看了陈丹青著作《退步集》中的《且说说我自己》一文，也稍稍理解了他的苦衷。“我不愿谈论我自己。我的家不挂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不为什么，也没想过为什么。”或许这是因为父母亲从小教导他少谈自己以免显得没教养的缘故，也或许是身为海归的羞耻感和责任感。陈丹青说“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20年来，不断有人在对《组画》做解读，陈丹青的反应是：“不见得吧，要真是那样，我该怎样解读这‘不断的解读’？那是我的‘声名’还是‘我自己’？”此话说得真切在理。名声，虚幻的东西，有时间性，也有空间性，它吸引了众多的关注的眼睛，同时也遮蔽了不少寻求真理的眼睛。人们因了它来看你的画，听你的讲座，找你签名，有人真心佩服，有人纯属猎奇。盲从的人在群观艺术家，而不是真心欣赏艺术，他们除得了个“附庸风雅”的名号外，捞不到一点好处；而真心佩服的人倘若只是鼓掌，跟着发几声牢骚，思维却被名人的“名声”所禁锢，不曾独立进行深入一步的思考，热情也是枉然。这些就是“名声”的罪行。陈丹青很清醒，他没有上“名声”的当，所以他为请他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而“委屈”“失措”，他们的热情是冲着被虚幻的光环所围绕着的陈丹青？还是因为真正明白了真实的陈丹青？
我们明白丹青先生的意愿，我们想把那位真实的陈丹青和他无所顾忌说真话的精神请上我们的封面，精神可贵非以“前辈”“后辈”来评判，无奈无形的精神还需有形的物质凸现，权宜之计，只好委屈丹青先生为他所体现的精神做一下载体，代一下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