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维和,还是介入?

潘基文“维和即介入”的新作风适用于解决一些难度不大的旧案，却会影响和制约新维和使命的落实。

如果没有4月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解除巴博集团重武器的声明，如果没有他致法国政府的公函，以及“联科”蓝盔兵（联合国驻科特迪瓦维和部队）的参与，萨科奇再跃跃欲试，也未必敢偷换3月28日刚刚通过的安理会1975号决议“解除威胁平民重武器”的概念，发动任何一方都坦承并不在联合国决议授权范围内的、针对巴博的攻击，科特迪瓦的“一国二公”僵局恐怕至今尚不能结束。但也正是这样一个明显带有倾向性和介入感的声明，让潘基文和“联科”蓝盔兵备受质疑，以至于他本人很快由高调转趋低调，“联科”也迅速消沉，极力撇清和突击巴博官邸、逮捕巴博等军事行动的关系，什么授权、公函，仿佛都未曾发生过一般。

不管欣赏与否，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潘基文时代的蓝盔兵的行动，与其前任加利、安南时代风格迥异，这点从“联科”行动便可见端倪。

“主动介入”新风格

不论冷战或冷战后，蓝盔兵都是在参战方的邀请下，根据安理会的授权，在冲突地区建立分割线，监督停火和保护平民，不会介入交战双方的争斗，更不会偏袒交战一方。一般而言，蓝盔兵只在自卫情况下使用武器，即便使用，也尽量克制。

蓝盔兵这种“维和就是维和”的绝对中立态度，为其在各热点、敏感地区的部署和展开，赢得了各方的接受。不论是派驻东帝汶的联合国综合特派团，还是驻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都得到普遍的承认。在科索沃，即便塞族人也更承认蓝盔兵的中立性，而非北约主导的驻科索沃安全部队；在非洲，蓝盔兵四进安哥拉，两进索马里，三进大湖区，成为冲突各方和当地民众所普遍接受的维和力量。

但联合国这种只维和、不介入的做法，也同时带来了争议和麻烦。

蓝盔兵的使命一是维护和平，二是确保平民安全，但要是交战双方（或其中一方）丧失“维和”意愿，蓝盔兵就会处境尴尬。联合国在索马里、苏丹达尔富尔、塞拉利昂和大湖区屡陷困局，原因便在于此。更尴尬的是，自1949年就部署在克什米尔印巴停火线上的蓝盔兵维和观察组至今仍在活动，却既不能阻止三次印巴战争的爆发，也无力控制双方在停火线上没完没了的冲突和暴力。

由于“不介入”的政策，蓝盔兵经常对眼皮底下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束手无策。卢旺达内战期间，胡图族屠杀图西族，蓝盔兵卢-乌观察援助团置若罔闻，至今为卢旺达人及其总统卡加梅所诟病；由于“武力克制政策”，不敢轻易开火的蓝盔兵，有时甚至成为交战派系的人质和袭击目标，在苏丹达尔富尔、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都发生过袭击、劫持蓝盔兵的事件。

潘基文上台后，尤其在邻近秘书长换届时，为尽快实现维和目标，对蓝盔兵维和原则显然进行了调整，其特色是“维和即介入”，“代表作”即此次联科行动。

“联科”实际上从2004年便开始进入科特迪瓦，并在内战双方停火后，建立并维持了一条南北方停火隔离带，按照原定计划，“联科”的使命将随着大选结束，在2010年底告终。然而大选最终产生了“一国二公”格局，在潘基文主导下，当年12月20日，安理会决定，联科使命延长半年；1月19日，蓝盔兵增兵2000。

事实上就在去年底，潘基文已表现出与前任迥然不同的“主动介入”风格。他在12月18日警告，任何继续阻碍和限制联合国行动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3月28日，安理会1975号决议通过，就在同一日，瓦塔拉军队越过停火线南下，闪击巴博控制区。蓝盔兵一方面对自己亲手建立的停火线视若无物，任凭瓦塔拉逾越，另一方面却严密保护位于巴博包围圈的瓦塔拉总部――阿比让高尔夫酒店，让巴博无从下嘴，其倾向性是明显的。4月份，“联科”不仅授权法国“独角兽”部队，而且一度亲自参与对巴博的攻击，并最终左右了战局。

“联科”的争议

潘基文在“联科”使命上的风格，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正如一些国际传媒所指出的，按照1975号决议的精神，蓝盔兵和法国部队如果真的意在解除针对平民的暴力和攻击威胁，理应对巴博和瓦塔拉双方动手，因为正如“人权观察”、“明爱”等非政府组织，甚至联合国观察员所揭露，在3月28日后所开展的所谓“最后一击”行动中，双方武装都有针对平民的严重暴力行为，瓦塔拉部更应对造成800人死亡的科特迪瓦西部杜埃奎屠杀“负主要责任”。

不仅如此，正如法国《新观察家报》文章所称，“联科”“拉偏架”的做法与蓝盔兵不偏不倚的原则相悖，不但巴博的支持者，甚至许多瓦塔拉的支持者也对这种国际干预表示不满、不快。实际上，最初邀请“联科”介入的并非科特迪瓦内战双方，而是干涉科内战的法国“独角兽”部队，只是在和谈过程中得到科方追认。潘基文和“联科”在科特迪瓦事件上的表现，可能令非洲各国今后在出现类似情况时，宁可选择非盟维和部队，而非蓝盔兵。

必须指出的是，蓝盔兵的兵员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提供，前10大兵源国中只有意大利（第七）和法国（第十）是发达国家，前5位（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约旦）都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介入”风格会增大蓝盔兵的风险，很难持久得到这些兵源国的支持，而倘将之都换成发达国家部队，一来有“新殖民主义”之嫌，二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会更“惜命”，整个联合国维和行动，恐将陷入更大的困局。

潘基文对蓝盔兵使用风格的改变，实际上和他对安理会改革的思路一脉相承，即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作为来自“团结谋共识”集团成员国的代表，潘基文对安理会理事国扩容意兴阑珊，在某种程度上也和理事国越多、安理会效率越低下有关。

从科特迪瓦案例可见，“联科”不论在决策或行动方面，效率均今非昔比，这也是支持安南新风格者所极力推崇的。但“联科”是沿袭的旧项目，近万人的部队早已部署在科特迪瓦境内，风格改变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有其先决条件，即蓝盔兵要能被对象国允许部署。而从科特迪瓦、利比亚两个安理会决议通过后都被大国刻意曲解，和潘基文在决议通过后、军事干预开始前的一些讲话看，今后类似新热点爆发后，蓝盔兵能否被交战双方和周边国家认同为最合适的维和者，是有疑问的。

目前仅在非洲，尚未结束使命的蓝盔兵就有7处之多，包括1991年开始的西撒哈拉全民公决特派团、1999年开始的刚果（金）特派团、2003年开始的利比里亚特派团、2005年开始的南北苏丹特派团、2007年开始的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使命团、2007年开始的中非-乍得特派团，以及“联科”，潘基文会不会在其它几处也推行这种“维和即介入”的“拉偏架”式维和？如果在达尔富尔，蓝盔兵采用“科特迪瓦模式”去解除亲政府民兵，甚至喀土穆政府军的重武器装备，后果会怎样？

然而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如果：就在去年下半年，邻近卢旺达的刚果（金）北基武省爆发骇人听闻的群体案，两个月里武装分子至少了500名以上的当地村民，而在南北两个基伍省有9个基地的蓝盔兵，却对暴行后知后觉，反应不力。群体案大规模发生时，潘基文正在咫尺之遥的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对此却不置可否，只由其特使敷衍了几句“蓝盔兵本可做得更好”、“本应是刚果（金）政府军担负更多保护本国公民之责”。显然，潘基文的“介入式维和”也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不会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贸然“替天行道”。

从更大胆到更谨慎

科特迪瓦干预的成功和争议，似乎让潘基文的新风格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尽管继续强调“联科”干预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联科”在瓦塔拉“最后一击”中的直接干预实际上浅尝辄止，与法国“独角兽”部队“创造条件也要干预”的积极形成一定反差；巴博被捕后，潘基文未似此前那样高调露面、发言，而联合国方面也更多强调了对平民的保护，和对尽快恢复社会安定、秩序的期许，针对瓦塔拉方面侵犯人权的调查尽管姗姗来迟，毕竟也开始运作。

此后不久，当利比亚卡扎菲一方开放米苏拉塔人道主义通道，欧盟有意借机塞入地面部队时，联合国救援队便以“目前无此需要”为由拒绝了欧盟地面部队的保驾护航。显然，至少到目前为止，潘基文还不打算在利比亚推动投入蓝盔兵，即使投入，暂时也不会效仿其在科特迪瓦的“积极介入”做法，尽管在利比亚问题上，潘基文一度表现得比在科特迪瓦问题上更高调、更坚决。

正如法国《解放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言，法军和蓝盔兵的介入，虽然让瓦塔拉终于进入一片废墟般的总统官邸，却也让这位原本民选上台、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可的科特迪瓦当选总统，合法性大大受损，他将不得不尽快设法证明，自己并非外国傀儡。

潘基文的新作风适用于解决一些难度不大的旧案，但对一团乱麻、积重难返的旧案（如印巴冲突、塞浦路斯问题等等）则难期收效，且过于依赖大国军队的支援。而这种新作风的最大副作用，就是影响和制约新维和使命的落实。

也许正是鉴于此，科特迪瓦干预后的潘基文，似正微调其使用蓝盔兵的风格，向传统的联合国维和使命风格靠拢。但这种微调的尺度、效果，恐怕还得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