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太史公”魂归故里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一颗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颗是与《史记》齐名青史的《资治通鉴》。前者是司马迁编纂，后者是司马光编著。司马迁与司马光，都崇尚名节、光明磊落、忍辱负重、忠君爱国，都为丰富和充实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宝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华夏“两司马”。

小时读书，就读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讲司马光从小就聪慧过人。但司马光从不承认自己是神童，他的成名完全靠的是勤奋攻读、博览群书。据说，司马光睡觉用的枕头，不是普通很舒适的枕头，而是一段圆木头。他头枕在上面，难以安稳，稍微一动，即被惊醒，遂即起床，挑灯夜读，执笔写作。司马光把这种枕头叫作“警枕”。正是经过这样19个寒暑的锲而不舍，在煌煌的中国历史上，才有了他的宏伟巨篇――《资治通鉴》。

这部记载1362年的史实，长达294卷、300余万字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学著作，不但处处可使人感悟到治国安邦的睿智和韬略，而且时时可领略到散文名篇的晓畅通达，深得后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的珍视推崇。的床边，常年放着《资治通鉴》，随时翻阅。他在临终前一年还说，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司马光一生，忠信正直，不循私情，不贪富贵。他与王安石的变法之争，实际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只不过在方法上他强调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政见不合，他二人的个人关系并不是多么紧张，相互还是尊重的。司马光的主张被否定后，他主动引退，埋头著书立说，避开世俗干扰。王安石逝世后，他还给宰相写信赞扬王安石，并建议朝廷追授王安石更多的勋位。司马光的一位亲戚去世后，王安石还为其撰写了墓志铭。这些都显示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作为政治家高风亮节的君子品格。

司马光身居高位，为官40年，唯在洛阳有薄田3顷。他的妻子病逝后，竟无钱举丧。无奈，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简朴地为亡妻送了葬。“典地葬妻”，遂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美谈。他的《训俭示康》，也成为戒奢倡俭的千古名篇。

这位被称为百世高贤的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这是没有疑义的。司马光病逝后，灵柩被运回山西，安葬在夏县他的故里。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奸佞小人的作祟，他的墓碑竟几番被推倒砸断，又几番被修复竖起。我曾两次到鸣条岗拜谒过司马光陵墓，站立在这位巨人的陵墓之前，蓦然间想起了“人遭非议还需议，事本当然未必然”这句至理名言，蕴含其中的深刻哲理，在这里再一次得到证实。

不管多少风风雨雨，我们的乡贤司马光总算魂归故里!在当代太平盛世，这位百世高贤正安详地长眠于自己故里的热土之中!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另一位高贤司马迁。

被称为“文史祖宗”的司马迁，隐忍含辱，发愤写作，把满腔的悲愤寄于笔下，运用大量的史料，以极其顽强的毅力，编纂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史记》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这漫长时间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史。它是自先秦至汉武上下30阗余年的历史总结，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司马迁对中华民族文化极其宝贵的伟大贡献。

我在陕西韩城芝川镇，曾拜谒过司马迁墓祠。墓地很高，在一面高坡的顶端，人们说那是衣冠冢。墓前献殿门口有一幅醒目的对联：“刚正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是对司马迁一生的真实写照，它触发了人们对司马迁悲惨遭遇的无限感慨，也使人们陷入到对历史的深沉回忆之中。

司马迁出生何地?他的籍贯究竟在何处?长期以来一直存有歧义。有陕西韩城之说，也有山西河津之说。这当然是史学家研究探讨的问题，我等浅学薄识者哪敢妄言。但是，从最近读到的一些史料中，看到不少有关记载，使我对陕西韩城之说实在不能确信。

在《平阳府志》卷二十三“人物志”中，明确载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司马谈是这样记述的：“司马谈，龙门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对司马迁的记述是：“司马迁，字子长。十岁诵古文，弱冠游江、淮，浮沅、湘，涉信、泗，过梁、楚以归。太初中，为太史令，因论李陵得罪，幽而发愤，修《史记》。刘向、杨雄皆称其有良史才。”在卷三十二“陵墓志”、“河津县”篇目中，共记载了8位乡贤的陵墓，其中不仅有司马迁墓，而且是记载最为详尽的一处。原文是：“汉太史公墓，县西十五里。《水经注》曰：‘司马长子墓，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太史公自叙曰：迁生于龙门，是其坟丘所在矣。今不识其处，或云没于河，或云在河西岸。’”上述第一处记载，肯定了司马迁是山西平阳府龙门人。第二处记载，则肯定了司马迁死后也葬于故土河津。《平阳府志》，系清康熙版，著名学者孔尚任总纂。当时的平阳府，辖今临汾地区、运城地区及晋中地区的灵石县、吕梁地区的石楼县。孔尚任，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曾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等职。后辞官归里，专做学问，著书立说。其传奇剧本《桃花扇》，流传极广，影响很大。当时的平阳府知府刘，慕名请孔尚任到平阳府主持修志，于康熙四十七年刻版付印，共三十六卷，百余万言。《平阳府志》“当属名家精纂”、“珍贵之名志”。其所载上述史料，应该是可信的，也是权威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龙门，山名，横跨黄河两岸，东段在河津县西北25里。《读史方舆论要・山西平阳府・蒲州》载：“龙门即河津县，古耿邑”。河津位于龙门山之南，汾河以北，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为阳的方位说法。故“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系指河津龙门这个地方。

清代诗人张汾宿，在《咏河津》一诗中写道：“莫谓人弗杰，周卜子、汉司马、隋传仲淹、明表敬轩，此几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疏。漫言地不灵，东虎岗、西龙门、南来飞凤、北仰卧麟，这一带山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确切地肯定司马迁是河津的硕士高贤。近代学者张冠三，早年曾任山西大学文科学长，他为文科院题写的院联，上联是：“史学冠中华，汉宋以来双司马”，尊崇司马迁、司马光为山西学冠中华的两位史学家。董其武为新版《河津县志》所作序言中也写道：“吾乡河津，物华天空，人杰地灵。……汉司马迁，隋王通，唐王勃、薛仁贵，明薛宣，……真可谓人文蔚起，灿若繁星，吾生其地，实属幸哉!”最近在台湾重版、以收录山西文献典史为主要内容的《山西献征》一书，也载明司马迁、薛宣等学人“生于山西龙门”。

虽然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但以上史籍、自序、诗联中的记载，却不能不使人作一番深思。

史实只有一个，唯在深究细考。

争议当属常情，唯在尊重客观。

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司马迁，理应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