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劳资关系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从吸纳作用看，非公有企业为大量的下岗职工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发挥了较好的减震作用。根据中国就业状况白皮书公布的数据，在1998—2001年这四个职工下岗最集中的年份里，“中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2550多万人，其中168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4]再就业率高达65.88%，这其中非公企业功不可没。有些下岗职工在非公有制企业讲求效率、注重能力、管理灵活的劳动制度下，找到了更好发挥才能的新天地，不仅干得更顺心，而且收入大大提高了；还有一些公有制企业的职工下岗后反而被激发出了创业的冲动，经过点滴积累直至创办企业，同时为社会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缓解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难题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对孪生子。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城镇化也称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完善的过程。”[5]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解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配第-克拉克定律、库兹涅茨人均产值影响论、刘易斯模式、唐纳德•博格“推-拉”理论。归纳和总结这四个理论，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意蕴：第一，城乡在生存和发展机会上的差距，虽然不是吸引农村人口走出家乡来到城市的全部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第二，工业化通过带动城镇化，改造了千百年来人们赖以生存的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改造了整个人类的面貌，把人类社会带入现代化轨道。第三，市场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如果劳动者不能作为劳动力商品自由地流动和买卖，如果没有自由而广泛地聚集社会资金而快速成长的企业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那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天然联系就会被割裂。完整地说，上述四个理论是对工业化、市场化条件下人口迁徙规律的认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人为地割裂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天然联系，逆历史规律而动，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作为一个工业化后发国家，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是正确的，因为重工业可以为整个工业化创造发展基础，从而加速工业化进程。但是这条道路最终事与愿违，造成重工业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工业和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其实这错不在工业化战略本身，而是与之相伴随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有机构成高，吸纳劳动力是有限的，同时由于重工业对资金需求量大，加之国家财力有限，国家在能够吸纳较多劳动力的轻工业上的投资必然受到很大限制。而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不允许私人投资，社会一切投资都取决于政府，导致轻工业企业严重匮乏，进而导致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低下。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工业企业效益低下，同时抑制民间投资意愿，排斥海外投资，为了迅速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国家不得不将农业剩余强制地转为工业积累，造成中国农业对工业的贡献的程度极其巨大，时间极其漫长。据测算，1950—1978年因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消费水平的办法，工农剪刀差累计4481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90%，平均每年农业流出资金为155亿元，净流出率高达18.2%，严重地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导致农村发展长期滞后，农民生活极其困顿，降低了社会整体消费，也限制了工业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跨越起飞阶段。实践证明，通过剥夺农业来实现工业化积累的道路是不成功的。工业的积累要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力量：一是对内要允许私营企业发家致富；二是对外要大力吸收海外投资。从吸纳国内投资来看，中国民间投资的冲动和积累的能力都是非常旺盛的。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有了一点点积蓄，乡镇企业就异军突起，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750万个，产值达到8815万个[6]。截至2011年9月，中国私营企业注册资金总额近25万亿元[7]。这个数字是1950年至1978年工农剪刀差总额的近57倍。私营企业的确存在剥削，但这种剥削使社会财富向使用效率较高的企业聚集，迅速地解决了中国经济起飞时期的积累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还远未极大丰富，劳动还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人们必然关心付出与回报的关系。私营企业主为了发家致富而甘冒风险、艰苦创业，其利润的确来源于剥削，但如果否定他们对于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就会湮灭大多数人的奋斗精神。只要能够把剥削限制在一定程度，这种致富冲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特别是在一个社会要改变贫穷和落后的面貌的时候，非常需要这种强烈的致富冲动。如果人人都甘于贫困，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就无从谈起了。从总体来看，私营企业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从吸纳国外投资来看，中国丰富而低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容量对外资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利用外资连续20年居于发展中国家首位[8]。截至2011年底，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3.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2万亿美元[9]，填补了中国的经济起飞时期的资金缺口，大大地缩短了中国工业自我积累的时间，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引擎。

尽管非公有制企业对于中国的繁荣发展有着十分突出的积极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非公有制企业毕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特殊的劳动关系———劳资关系具有剥削、利益失衡等固有的弊端。这些弊端对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人际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人们心理形成较大冲击。带来了利益大分化的劳动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体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企业和劳动者都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他们的利益统一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中。企业的生产资料由政府调拨，利润由政府支配，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劳动者的工资、调动、福利等都由政府配置，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而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企业和劳动者都是为了完成政府的指令性生产任务，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即统一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中。没有各自的独立利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就没有发生根本冲突的基础。第二，企业的劳动关系实际上只涉及到政府和劳动者的两个主体，企业只是这两者关系的一个桥梁，其职责就是执行和传达上级的指示政策。企业不关心是否人浮于事，因为劳动者的工资由国家拨付，与企业无关。劳动者即使对劳动关系有意见，也是对国家的政策有意见，与企业基本上没关系，当然，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与劳动者也会有矛盾，但属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而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公有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分化的。资本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获取最大化利润，不能达到目的就解雇或撤资；职工的根本目的也只有一个———获得最大化收入，不能达到目的就跳槽。这意味着劳资双方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利益，而且两者的利益是对立的。第一，工资是成本的组成部分，要获取最大利润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工资。第二，利润和工资在企业新增价值的分配中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资方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劳动力工资总数。带来了天生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国家的企业，职工是国家的职工，职工和企业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平等的关系进而表现为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是平等的关系：普通的工人、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分工的不同，也存在着干部和工人以及领导与被领导的差别，但他们都是企业的职工，不存在经济上谁依附于谁、谁雇佣谁的关系，因而相互之间主要是一种平等的同事关系。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公有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第一，企业有资本，劳动者无资本，这决定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在经济地位上始终就是不平等。虽然表面上看劳动者有选择企业的权利，可是他们不是受雇于这个资本，就是受雇于那个资本，永远不能摆脱受雇于资本的命运。第二，企业是有组织的，劳动者是无组织的。这好比是在战场上军团与单兵的对抗，胜败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第三，企业有支配权，劳动者受支配。企业拥有资本，因而也拥有了企业事务的决定权、剩余价值的支配权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权，而劳动者除了接受支配和在企业应允的情况下参与企业事务之外，没有任何权利。第四，企业数目少，而劳动者数目多。劳动者迫于就业压力，当利益受到损害时也往往不得不忍气吞声。资本与劳动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形成了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企业高级管理层（公司董事会成员、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和监事会成员）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使用了“监督劳动”、“指挥劳动”这样的词语，不仅肯定了管理劳动也是劳动，而且肯定了管理劳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必不可少的，但他明确指出这种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10]。虽然职业经理人虽然也是受雇佣者，但是他们代表资本的利益，执行资本的职能，享有资本授予的权威，在精神上印刻着资本的灵魂，因而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形成与企业广大职工在地位上的不平等。带来了倾斜性的初次分配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工资与企业效益无关，而是由国家制定全国总的工资计划，并按计划划拨给企业，连职工加薪、升级的时间、幅度、比例都由国家统一决定，全国职工工资增长基本上是“齐步走”，不仅企业内部工资均等，而且不同企业之间工资也基本均等。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劳资利益失衡的本性自然流露出来，造成了中国初次分配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倾斜：第一，资本利润和劳动收入之间反差明显。“中国劳动者占国民收入的报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与之对应的企业利润则在上升，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以前的20%左右上涨到30.6%。”[11]个别地区，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利润和工资的反差更突出，甚至出现连续几年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情况。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所作的一次社会调查显示“，2002—2004年三年中，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12]第二，企业内部高管和职工之间薪酬差距悬殊。如2007年，深圳发展银行员工平均年薪15万，董事长2285万；中国工商银行员工平均年薪5.03万，董事长179.5万[13]。正如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一样，劳资关系对中国社会既带来了积极影响，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从总的来看，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历史地存在着，劳资关系的积极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其消极影响在当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十报告指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4]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绝不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但是劳资关系的消极影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构建劳资关系的制衡机制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要的工作，一是劳动职能部门要依法加强劳动监管力度，二是要充分发挥工会维权功能，三是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切实扭转初次分配失衡和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作者：易重华 单位：武汉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国防信息学院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