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小产权”?

把农民的房屋称之为“小产权房”,禁止其自由交易,背后蕴藏着深厚的父爱主义理念。

房地产是个大问题:一方面,政府的调控如火如荼,另一方面,房价在玩“俯卧撑”;一方面,都市“蚁族”遍地,蜗居难觅;另一方面,农民有地无权,望“市”兴叹。于是“小产权房”问题备受关切,最近风声又起,据说有关部门又要联手查办小产权房。

什么是小产权房?难道农民对自己居住的土地和地上房屋不享有完全的产权?物权法可是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既然法律堂堂正正地规定为物权,为什么无缘无故就被“小产权”啦?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一个逐步强化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农民的土地权利从非法到合法,从债权到物权的转化,换言之,一个“还地于民”的过程。其实,上世纪50年代的,分户授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此而言,在产权的初始配置上,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具有历史的合法性,这也决定了“土地新政”是“还”地权于农民而非“授”地权于农民。

小产权房的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一旦丧失土地,社会又不能对农民提供保障,农民将丧失基本的生活来源。此种观点未免欠妥。社会保障不能单纯依赖土地。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归根到底是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公民个人的责任,更不能通过剥夺和限制公民的权利而实现所谓“保障”。其实,农民养老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储蓄和资产。缺乏储蓄和资产的真实原因恰恰是由于政府的过度管制。农民的土地本是一笔资产,但由于土地流转的管制,导致他们只有在农村种地的义务,而没有交现的权利。

把农民的房屋称之为“小产权房”,禁止其自由交易,背后蕴藏着深厚的父爱主义理念。父爱主义(paternalism),也称家长主义,它来自拉丁语pater,意思是指像父亲那样行为,或对待他人像对待孩子一样。“父爱主义”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从传统的“父母官”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大包大揽,我们内心里一直习惯于作为子民,向往和接受政府的照顾。在儒家的治国理念中,只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才应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这些人就有责任施行“德政”、“仁政”,以“亲民”、“爱民”的态度做老百姓的“父母官”。这种仁爱的重要体现,就是政府能够为平民百姓的福利作长远的规划,而在这种道德精英主义的父权制政府之下,民众受惠是其义务,而没有独立决策和参与的权利,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国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一个典型的父爱主义体制,大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小到斗升小民的“衣食住行”,政府、单位都无微不至地纳入计划。在父爱主义体制下,公民,特别是农民这些弱势群体,被推定为没有自我决定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政府必须承担起监护人的职责。

父爱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美国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改革,是美国父爱主义的确立和发展时期。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反贫困战争”中,消除贫民窟和重建城市中心是其重要计划之一。1977年,卡特总统签署了《社区重建法》,推动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社区提供住房贷款。威廉斯教授认为:“从1977年的《社区重建法案》开始,……国会就开始威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要他们向高风险的住房买家和企业发放更多贷款,这些贷款就称为次级贷款。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得到的甜头是,‘政府资助企业’Fannie Mae和Freddle Mac将会购买这些高风险的债券。”

那么,美国政府善意的干预,殚精竭虑,勤勤恳恳,其付出的一切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本世纪初史无前例的“次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