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王山摩崖造像13号龛时代考

内容摘要：药王山摩崖造像13号龛的时代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此龛外侧“同官界”题记时代的考证，认为造像应不晚于初唐时期。

关键词：药王山摩崖造像；13号龛；时代

中图分类号：K87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46-07

药王山摩崖造像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东1.5千米的药王山显化台太玄洞（俗称“北洞”）东侧，距太玄洞约500米。在东西长22米、高约5米的石灰岩质地的崖面上共开凿大小造像28龛（图1）。其中的13号龛（此编号依据张砚等调查简报[1]，李凇编为29号[2]）立面呈纵长方形，高3.25米，宽2.05米，进深0.75米。龛内雕菩萨一尊。菩萨头梳高髻，戴花冠。花冠正面为海石榴纹，两侧呈卷草状，卷草尾端三瓣花叶形。花冠底部一道连珠纹。花冠尾端系宝缯，宝缯下垂至台座。菩萨面部长圆，双目下垂，鼻子残缺，颈部较长，刻有三道颈纹，戴项圈。项圈由内向外共分三层，最里层条带状，中间为连珠纹，外层为左右对称的两枝卷草，卷草在胸部正中相接。草叶头双瓣形，枝叶较纤细。草叶下缀璎珞三朵。菩萨上身半裸。左腕戴臂钏，手抚膝。右臂上举，右手已残缺。肩搭披帛。披帛一端从左肩斜下经腹部绕右臂下垂至台座，另一端从右臂经腹下绕左臂外下垂至台座。菩萨下着长裙，半跏趺坐于长方形腰高台座上，左足踏莲花一朵。台座衣纹下垂近地，左右两侧基本对称。龛后壁有圆形头光和舟形火焰背光，背光残存红色彩绘（图2）。

关于此龛时代的论述，在药王山摩崖造像中分歧最大。最早对药王山摩崖造像进行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石璋如先生。当时药王山摩崖造像外还是七孔砖石结构的窑洞，13号龛位于从东向西数第5窟（图3）。但石氏并未就此龛的时代作出判定①。后来耀生先生认为这尊造像“或为初唐作品”②。李凇认为“造于武则天至玄宗时期”③。张砚等认为属中晚唐造像，同时根据打破13号龛的12号龛有贞元十九年（803）题刻，进一步认为，此龛在贞元十九年以前已经完工④。曹永斌认为：“就其雕刻位置及造像作风，当为唐代晚期作品。”[3]贠安志等认为是宋代⑤。总共有五种不同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此龛造像时代的判断，真可谓是众说纷纭。

13号龛口西壁有题刻两条，上层题刻高37厘米，宽14厘米。题刻字形较小，楷书，共三行，每行6—10字不等，个别字略残。内容为“凤翔府奉山陵採/石都五十二人专职官/王端董金记之”。下层题刻高40厘米，宽11厘米。题刻字形较大，楷书，内容为“同官界”（图4）。由于两者字形字体及内容均有较大差异，可知其并无关联。

“同官界”摩崖题刻所在的崖面是经过人工雕凿后的平整岩面。岩面上保留有比较整齐的雕凿痕，其做工与造像龛内东西两壁的做工完全一致，由此可知这些凿痕应该是与造像龛同时期的遗留。而“同官界”题刻字口打破了这些雕凿痕，说明题刻的年代与造像龛的时代相同或略晚一些。因此，厘清“同官界”题刻的时代，对于研究13号龛造像的时代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今不揣谫陋，试做考证，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正之。

笔者从此题刻内容初步分析，“同官界”题刻应为县界标记。同官，即今铜川市印台区及区的前身。由于药王山处在富平县以及耀州（唐至元代州治为华原县，即今耀州区政府所在地）之间，历史上的县域变化经常在药王山一带发生，因此，要搞清“同官界”题刻的年代，我们有必要对这三个县的沿革做一介绍。

宋敏求《长安志》卷19：“富平县，本汉旧县，属北地郡。《汉书》曰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莽曰时武。前汉县治在今灵州回乐县界，后汉徙今宁州彭原县界。晋徙县于今县西南十一里怀德城，后魏自今华原北祋祤故城徙北地郡于华原县东南通川故城。西魏文帝大统五年自怀德城徙于今治。周闵帝二年于县置中华郡，武帝省郡以县属冯翊。隋开皇三年隶雍州。唐天授二年隶宜州，大足元年州废，还雍州。开元中徙县于义亭城，盖古之乡亭也。贞元四年升为赤。后唐同光元年隶耀州。”[4]《关中胜迹图志》卷1“富平县”条载：“金废富平县入美原。元省美原，复置富平县，仍属耀州。明万历三十六年改属西安府。本朝因之。”[5]民国以来，富平县名一直沿用。

《长安志》卷19“华原县”条：“华原县，本汉祋祤之地，景帝二年置，属左冯翊。宣帝神爵二年凤皇集祋祤城，今县东北一里祋祤故城是。其后废。后汉永元九年复。魏文帝自今宁州彭原县界富平故城徙北地郡于此，其县遂废。后魏初，徙北地郡于今宜君县界义亭故城，于此置北雍州。永熙二年自三原县界永安故城徙北雍州于今华原县。西魏改为宜州，又废帝三年别立通川郡，领泥阳县。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宜州，六年改泥阳为华原县，大业三年省宜州，县属京兆郡，以土门县入焉。义宁二年又于县置宜君郡，领华原、宜君、同官，并置土门四县。唐武德元年罢郡立宜州。贞观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门县，以华原、同官二县属雍州，宜君属坊州。垂拱元年改为永安县。天授二年又以永安县置宜州，领永安、同官、富平、美原四县。大足元年废州，改永安复为华原县，隶京兆府。天祐三年李茂贞据凤翔，僭行墨制，以华原县置耀州，建义胜军节度，领华原一县，析同州美原县为鼎州以为属郡。梁正明元年改耀州为崇州，义胜军为静胜军，鼎州为裕州。后唐同光元年复为耀州名顺义军，析雍州之富平、三原、云阳，同州之同官、美原五县属焉，三年，降为团练州。周显德中降为刺史州。皇宋开宝五年升为感义军节度，太平兴国二年改感德军。”[4]4-6《关中胜迹图志》卷1“耀州”条载：“金属京兆府路。元至元元年以州治华原县省入，属奉元路。明属西安府。国初因之。雍正三年升为直隶州，十三年复改属西安府。”[5]19民国二年（1913），改称耀县。2002年改为耀州区。

《长安志》卷20“同官县”条记载：“同官县，本汉祋祤县之地，属左冯翊。晋为频阳县。《十六国春秋》曰：苻坚于祋祤城东北铜官川置铜官护军，后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罢护军，置铜官县，属北地郡。庄帝永安元年属宜君郡。后周武帝建德四年自今县东南十里同官故县徙于今治。‘同’字旧从金，至是除金，止作‘同’字。隋开皇二年改宜君郡为宜州，以县属焉。大业二年省宜州，以县隶雍州。唐贞观初，又属宜州，十七年州废，复来属。天授二年又隶宜州，大足元年还雍州。梁开平三年自京兆府析隶同州，后唐同光元年隶耀州。”[6]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1：“同官县”条载：同官县属耀州，“宋金元明未改，国初因之。雍正十三年耀州改隶西安府，并县属焉。”[5]18民国三十五年（1946），陕西省政府鉴于同官与潼关音同易讹，遂将同官县改名为铜川县，而陕甘宁边区政府则将同官县一直沿用至1949年。1958年撤县设铜川市[7]（图5）。

从同官县的沿革可知，同官之名从北周至民国一直在使用，因此，仅从“同官界”这三个字字面来看，其时代跨度从北周一直至民国。我们从民国时期的地图可知，药王山当时完全属于耀县所辖。因此我们所要考证的应该是北周至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政区变迁。鉴于现存明清时期这三个州县的方志资料均有留存，其中有关的乡里疆域资料也比较齐备，因此，我们可以从晚到早来对这些州县中有关药王山的归属变迁资料做一梳理。

药王山明清时期称为五台山，属耀州所辖。嘉靖《耀州志》中专列有《五台山志》：“五台山在城东三里，漆水之浒。”五台山的四至是“东至骆驼堰，西至漆水，南至沟岩，北至尹师涧”{1}。嘉庆《耀州志》卷1《地理志》五台山：“弥勒洞下有石佛洞。”{2}石佛洞即今药王山摩崖造像。乾隆《同官县志》卷1《地理》载，同官县“南界耀州五十里，至州治七十里”{3}。即同官县南界要在耀州州治以北二十里处，即今耀州区董家河镇冯家桥村与孝北堡之间。由此可知，明清时期同官县界不在药王山摩崖造像之处。

金元时期，同官县虽归属耀州所辖，但同官县与耀州华原县疆域之间并无多大变化，尤其是药王山仍然归属耀州华原县所辖。这在传世文献及碑石资料中有反映。如药王山摩崖造像有一则金大定九年（1169）《补修古佛记》，文中有“耀州城东山有古佛像数躯”的记载[3]176，足以说明此地在金代确为耀州华原县所属。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6“山水”条载：“风孔山（即五台山、亦即药王山），在上县（即华原县）东五里。”[8]

《长安志》卷19华原县载：“风孔山在县东五里。”清人毕沅云：“此即今俗称五台山也。” “孙思邈旧宅，今为僧寺，在县东五里流惠乡惠政坊磬玉山。”[4]7这一时期药王山已经有五台山之名了。现存药王山南庵的大定九年（1169）重刻宋元丰四年（1081）《耀州华原县五台山孙真人祠记》载：“华原本京兆属邑，后建而为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环耀多山水，其城之东有水曰沮，沮水之东二三里，有山曰五台……至绝顶者有庙，曰崇福观。尝闻耆老传之曰，今之观，在昔孙真人归隐之地。”[3]下册25这也反映了北宋时期药王山还是在华原县境之内。北宋时期同官县南界，《长安志》卷20“同官县”条载：“永宁乡在县南，管村四十一。”[6]9永宁乡具体在何处，1997年耀州区董家河镇董家河村西原上的铜川市铝厂自备电厂工地出土的金明昌四年（1193）买地券有记载：“宜于耀州同官县永宁乡丰择村南原，工告厝宅兆。”[9]由此可知永宁乡当在今耀州区董家河镇一带，同官县南界，亦当与明清时期基本一致。

那么，唐代药王山一带究竟属于哪个县管辖呢？这虽然在传世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仍可从与之相关的记述中得到答案。我们首先来看简陵。简陵是唐懿宗李漼的陵寝，唐懿宗于咸通十三年（872）崩，次年下葬。关于简陵的位置，《唐会要》卷2载，懿宗简陵 “在京兆府富平县界”[10]。《长安志》卷19“富平县”条记载：“懿宗简陵在县西北四十里紫山会善、永闰两乡范村，封内四十里，下宫去陵七里。”[4]14然《长安志》记载当时富平县西北仅有永闰乡，没有会善乡。那么这两个乡名当是唐代之名，只不过在随后的五代到宋初某一时期会善乡被裁撤。如今简陵神道虽在富平县界，但玄武门阙台遗址却在耀州区孙塬镇石塬村石马岭东南[11]。这说明，今石马岭一带在晚唐时期属富平县，而石马岭西侧就紧邻药王山。由此可知，唐末富平县与华原县的分界就在简陵西侧。药王山仍然为华原县所属。

但华原县的东界在元和时期却较唐末有别。《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二》“华原县”条载：“泥阳故城，在县东南十七里。”[12]按《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宪宗元和八年（813）[13]，则在此之前华原县的东南界已深入在今富平县西北部了。

现存药王山的《唐支茂墓志铭》云：“君讳茂，字德荣，京兆华原人也。”“以永徽二年岁次辛亥正月乙未朔十一日乙巳薨于私第，即以其月十五日己酉葬于本县观相乡通洛里鹳雀之北原。”[3]下册176—177关于“鹳雀之北原”，嘉靖乔世宁《耀州志》卷2《地理》载，五台山“南三里自东而西者为东乳山、落星原，自西而南而东者为西乳山，两山蜿蜒类乳形，合抱州城，漆沮水环合山下，从山隙中出，故名鹳雀谷，俗名曰岔口。《长安志》以此为土门，误矣”{1}。支茂墓志出土在药王山西北侧的五台村坡头组，正位于岔口的北侧，这与墓志所载的“鹳雀之北原”位置相合。这说明，最晚在唐永徽二年（651），今药王山西北部是处在华原县境内。但是在此之前，药王山一带的县域变化却极为频繁。

史载，从北魏至唐初，在今富平、耀州、铜川三市县之间曾两次设立土门县。《长安志》卷20载：“美原县，本秦汉频阳之地，属左冯翊。《汉书》频阳秦厉公置。应劭曰：在频水之阳。旧县在今县南三里频阳故城是。《周地图记》曰：苻秦时于此置土门护军，后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罢护军，地入铜官县。宣武景明元年省频阳县，分铜官县置土门县，属北地郡，因县界频山有土阙状似门，故曰土门。《元和郡县图志》曰：频阳县以县西北十一里有频山，秦厉公于山南立县，故曰频阳。又频山有二土阙状似门，故曰土门。隋大业二年省，义宁二年复置，属宜州。唐贞观十七年【废】{2}。咸亨二年又割富平、华原及同州蒲城县置美原县于土门县。天授二年又置宜州，县仍隶焉。”[6]10-11

由以上援引资料可知，第一次设立土门县在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县境是从铜官县中划分出来的。北魏铜官县的四界在何处，史籍失载，但我们可以从土门县的西界得知铜官县西南界的大致位置。《魏书·地形志》载，北地郡土门县“有土门山”[14]。《水经·沮水注》载：宜君水“又东南流径祋祤县故城西，县以汉景帝二年置，其水南合铜官水，水出县东北，西南径铜官川，谓之铜官水。又西南流径祋祤县东，西南流径其城南原下，而西南注宜君水。宜君水又南出土门山西，又谓之沮水。又东南历土门南原下”[15]。此之宜君水即今耀州城西侧的沮水，铜官水即今耀州城东侧的漆水，今漆沮二水在耀州城东南合流后，东南流出岔口，进入富平县界。这与《水经注》对于沮水合流之后走向的记载完全一致。土门山在何处？《元和郡县图志》卷2“华原县”条载：“土门山，在县东南四里。”[12]以距离而论，此土门山即今耀州城东南的东乳山和西乳山。《关中胜迹图志》卷2亦载：东乳山、西乳山“两山环抱州城，漆沮水会于山下，从山隙中出，又名鹳雀谷，出谷口为富平界，即土门山矣”{3}。由此可知，北魏铜官县的西南界应该到或者越过北魏泥阳县（隋唐华原县）东南的土门山，而土门山北侧即今药王山。即北魏时期铜官县西南界与泥阳县（隋唐华原县）的县界当在土门山与药王山一线。假如在景明二年（501）之前在这一带要刻县界标志，只能是刻“铜官”，而不会出现北周以后才有的县名“同官”。这次所置的土门县在隋大业二年（606）被裁并于华原县内，《长安志》中有明确记载。而药王山位于华原县与土门县两县之间，当土门县裁撤后，药王山这一带自然要划归华原县。

隋义宁二年（618）于原土门县故地重置的土门县在贞观十七年（643）被裁撤。裁撤后的土门县所属地域划归何县，这在两《唐书》及《长安志》等史籍中均未记载。但是我们可从《史记正义》中有关频阳故城地望的记载中找到线索。《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还下郿频阳”《正义》引《括地志》云：“频阳故城在宜州土门县南三里。”又《史记·秦本纪》“初县频阳”《正义》引《括地志》云：“频阳故城在雍州同官县界，故频阳也。”对于频阳故城的地望为何在《括地志》中有不同的记载，贺次君先生认为：“按《《旧唐书·地理志》说，同官属宜州，贞观十七年改属雍州，《括地志》成于贞观十三年，当称‘宜州同官县’，‘雍’字是后人改写。宜州废后，土门县亦并入同官，故说‘频阳故城在宜州同官县界’，可知此条《正义》虽称‘《括地志》云’，而非《括地志》原文。”[16]贺氏此处是对《括地志》文字的辨证，但明确提出土门县在贞观十七年（643）第二次被裁撤后被并入同官县。此说极是。由此可知，在贞观十七年（643）以后，同官县的南界已经达到今富平县美原镇古城村（秦汉频阳县治所在地）之南了。而在咸亨二年（671），又在土门县故地新设美原县，从此同官县的南界又向北急剧收缩，以后再没有向南扩展。综合这一段史实我们可知，只有在贞观十七年（643）至咸亨二年（671）之间，同官县南界达到历史上的最南端。至于这次土门县的西界也当是延续了北魏土门县的西界，即土门山一带。在贞观十七年（643）土门县被并入同官县的时候，这一带也就是同官县的西南界了。

与同官县界有关的史料还有一条，就是《史记正义》对汉祋祤县地望的记载。《史记·孝景本纪》：“置南陵及内史祋祤为县。”《正义》：“《地理志》云：祋祤故城，在雍州同官县界【汉祋祤县城】。”《正义》此条今本《史记》已佚，但在日本所存的古本《史记》中尚有保存[17]。又《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将军赵食其，祋祤人也。”《正义》：“雍州同官县，本汉祋祤县也。”贺次君先生认为：“张守节完全依据《括地志》注释古代地名。”[16]5但在这里注释祋祤县时却引用的是《地理志》，这与贺氏所说不合。这是为何？我们知道，从《史记》到《隋书》这些成书于唐及唐代以前的史籍中的《汉书》、《晋书》、《隋书》等中均有《地理志》这一篇目，但这些篇目中均无一例有“祋祤故城在雍州同官县界”的记载。按《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同官县在唐初属宜州。贞观十七年（643）宜州被废，同官县又改属雍州。就在同一年，土门县被并入同官县。因此《正义》所引用的这条史料，也只能是出自唐人的笔下。依张守节序言所述，《史记正义》成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在此之前，也只有《括地志》这一种唐人所编纂的地理类书籍。因此笔者认为《史记正义》此处所引用的《地理志》当系《括地志》之讹。贺氏又说：“贞观以后的人引用《括地志》，不大重视原文的州县名称，有意的修改原文。张守节是开元时人，去《括地志》成书已一百六十多年，他作《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就把原来的名称换成开元时的名称了。”[16]6那么《括地志》此条原文当为“祋祤故城，在宜州土门县界【汉祋祤县城】”。祋祤故城究竟在何处？《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华原县”载：“祋祤故城，在（华原）县东南一里。”华原县东南一里，也就是今天耀县水泥厂一带。这种观点在唐代可以说是公认的。耀县水泥厂北侧的家属区，曾出土有一通元和十四年（819）款的《石倩墓碑》，碑文中就记载石倩“安厝于祋祤城东白草原”{1}（图6）。

然而《元和郡县图志》与《石倩墓碑》记载的是唐代后期的地理建制，这与唐初有明显的差异。依笔者在上文中所对《括地志》佚文的修正可知，在贞观十七年（643）之前，华原县东南一里应为土门县界，那么在贞观十七年土门县被并入同官县之后，这里也就又划归同官县了。笔者由此推测，这一时期在华原县治东南处华原县与同官县当以漆水为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可知，五代至明清时期，药王山一直为耀州所辖，此时同官县的南界基本与民国时期相同。同官界达到今药王山一带是在唐贞观十七年至咸亨二年（671）之间。又根据现存的永徽二年（651）《唐支茂墓志铭》以及《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官县界位于今药王山一带的时间应该不早于贞观十七年（643）。在贞观十七年至咸亨二年之间同官县南界可能又向北有一定的收缩，一些地方又划归华原县及富平县。因此，咸亨二年（671）在土门县故地设美原县时，并已经与同官县无关，相关地域也只是从富平、华原及同州蒲城县中划分出来{1}。而“同官界”作为县界标志，其刊刻时间不会早于贞观十七年，下限则不晚于咸亨二年。“同官界”是初唐时期的县界标志。

“同官界”题刻时代的确认，无疑为重新断定此龛造像的时代提供了新的依据。我们仅从“同官界”题刻与13号龛口西壁的打破关系来看，13号龛的时代应该不晚于贞观十七年至咸亨二年之间，即此龛最晚应开凿于初唐。这与耀生先生“或为初唐作品”的观点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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