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遍的唠叨

最初对唠叨一词的理解是从母亲絮絮叨叨开始的――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自打我记事起母亲就讲那些故事，锅台边、饭桌上、灯光下，甚至是在野外打柴火时。终于有一天，已经高中毕业的我忍不住地对母亲说：“妈，这些故事你都讲了一千遍了，我都听烦了。”其实，这里的“一千遍”不是一个准确的数词，权当是比喻多得无法统计的形容词。有那么一会儿，母亲怔住了，似乎是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讲了一千遍了？”可几天后，母亲照样唠叨起那些故事来，似乎忘记了已经讲了“一千遍”了。此后，母亲再讲那些故事时，我就用“一千零一遍”来概括，意为很多很多。

母亲没有正式上过一天学，是在部队识字班里学的文化。但母亲讲起故事来总是绘声绘色，能与“口头文学家”媲美。她特别擅长讲述故事的细节，比如，在她4岁时，日本鬼子进村，一家人慌不择路地往山上跑，竟忘了睡在炕上的“小五”（母亲乳名），母亲醒来后，从门缝里看到了日本鬼子，就爬进水缸里，躲过一劫。

母亲是在我姥爷去世的第二天，穿着孝服到县城报名参的军（1952年入伍山东籍女兵）。部队的车队进入星星峡后，不时有土匪袭扰，每辆汽车车头上都架着机枪，两名男战士伏在车头上，随时准备战斗。而车尾就放着一个马桶，那是女兵的“临时厕所”。但还是有一些女兵吓得尿了裤子。

1954年，母亲和父亲成为屯垦戍边的军垦战士，就住在地窝子里，有时晚上睡觉，突然轰隆一声响，一条马腿或牛腿就“破屋而入”，因为地窝子的“屋顶”与地面差不多一般高，牛马来到长着草的“屋顶”吃夜草。

后来，父亲在“屋顶”四周用刺芽子扎上栅栏，并在屋内用报纸糊上顶棚。虽然没了马腿、牛腿“破屋而入”，报纸顶棚却成了老鼠的游乐场，半夜里，母亲举着马灯，父亲拿把剪刀，看准老鼠移动的方位就是一剪刀。吓得母亲一夜没合眼，天一亮，母亲就将血迹斑斑的顶棚扯了下来。

才开荒的地里，地下到处都是老鼠洞，一浇水，黑压压的一片老鼠从窝里窜出来，吱吱叫着乱成一团。有一次，母亲不小心掉进老鼠洞里，她是拽着连长伸过来的扁担才爬出来的，后来，凡是浇水的人，腰上都横着绑一根长长的扁担。

在开荒初期，人们经常与狼不期而遇。有一次，母亲去团部办事，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狼，她急中生智，爬到一棵胡杨树上。那狼就蹲在树下“守株待兔”，不时地龇着牙抬头看着母亲，从嘴里流出的涎水拉成了一条细线。母亲完全软了，身子抖得像筛糠。直到天黑，父亲带人沿路来找，那匹狼才仓皇逃窜。

性格刚强的母亲可谓女中豪杰，生下我还没满月，就参加大会战，奶水湿透了衣襟，直到工间休息时才跑着去托儿所，气喘吁吁的母亲手抖得攥不住，奶水流了我一脸。那次大会战，母亲荣获了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着“劳动模范”四个字，母亲将红布条别在我的襁褓上，说是给儿子的满月礼物。

我是用概述的方法来讲述这些故事细节，没有了母亲讲述时那种绘声绘色的色彩，母亲讲述时，脸上富有表情，就像是在说书。母亲在部队里常常演节目，有些艺术功底。

后来，我娶了媳妇，母亲又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唠叨给儿媳妇，不厌其烦，津津乐道。有一次，我对媳妇调侃道：“这些故事妈给我讲了一千零一遍了，看来，她现在也要给你讲一千零一遍。”

一定是母亲的基因或言传身教使然，等我头上有了些许白发时，我也不知不觉有了唠叨的毛病，给儿子讲他奶奶、爷爷的故事，讲我儿时玩打仗游戏的故事，讲我工作后参加民兵训练的故事，还讲挖大渠、收割麦子的故事……今天讲了，明天又讲。就像是复制，儿子一脸的不耐烦：“都讲了一千遍了，累不累。”

我调到城里工作后，每年逢年过节总要回团场看看母亲，这时的我，老是盼着母亲给我讲讲那些讲了“一千零一遍”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已经烂熟于心，但我觉得母亲故事讲到“一千零一遍”我才真正“入戏”了，听起来更有味道了。我一边聆听，一边端详着白发苍苍的母亲，感慨万千：母亲第一次给我讲这些故事时，头发黑得发亮，双目清澈如泉，瓜子脸上洋溢着朝霞一般的光彩，在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唠叨中，岁月流逝，人渐老去，但故事依然。母亲像是在深情吟诵一首诗、低声浅唱一曲歌、娓娓述说一段心语。与其说我在听母亲讲故事，不如说我在享受“母亲文化”的氛围，“母亲文化”好温馨呀，像露珠，像春雨，像彩虹，有泪也有笑，越咀嚼越有味道。

我常想，等我给儿子讲到“一千零一遍”时，也许不耐烦的儿子才能真正“入戏”，才能咀嚼出故事的内涵和味道来，他一定会像我一样，“一千零一遍”地给他的孩子讲奶奶、爷爷、爸爸的故事。

“母亲文化”就这样在絮絮叨叨中一茬一茬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