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梦碎知识分子

卢沟桥的炮声，改变了整个中国人的命运，一次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也遭到历史性的断送。马嘶的《1937年中国知识界》，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另一个断面。

断裂：1937年

由天时、地利、人和凝聚而成的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由于日寇的入侵和野蛮摧残被断送和丧失，中国学界的知识断裂发生在1937年

中国知识界的转折点，把1937年作为一个特殊年份来研究知识分子命运的《1937年中国知识界》的写作者，国家一级作家马嘶说，“许多由天时、地利、人和凝聚而成的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由于日寇的入侵和野蛮摧残而被断送了，丧失了”。

1937年的学术景象如何?可追溯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在现代中国的框架内，构思着种种富国强民的梦想，比如实业救国梦、科技救国梦、教育救国梦。“而到了30年代，古老中国终于出现了可望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契机与条件。”马嘶说。

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大学显示出了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契机。北京大学聘请了丁文江、李四光、斯伯纳等一大批国内外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创造出了领先国内外学术界的科研成果。在硬件设施方面，也建成了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图书馆。

30年代中期的清华园，更是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梅贻琦校长亲手建立了在中国工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华工学院，从1934年起，开设“航空讲座”，成为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的开端。他还开创了高校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例。

1935年4月，天津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在《对南开校友的展望――燃起了复兴民族之火》一文中说：“中国的民族，能否复兴，就在最近这几年内判断。”

“中国的有识之士皆有此共识：要利用当前的好时机，抓住难得的机遇，从自己的事业做起，燃起民族复兴之火。” 多年从事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研究的马嘶说：而且那几年中，国民政府已基本理顺了现代教育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国民教育规范。“到了30年代中期，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际遇已经到来。”

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7月7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0年间，中国知识界生活较为稳定、治学环境较为优越，科研成果快速积累，到了30年代中期，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已耸起了一个个高峰。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李四光等人对第四纪冰川、庐山地质构造、中国燃料资料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清华大学陈寅恪的国学研究，冯友兰、金岳霖等的哲学研究，北大孟心史、钱穆的史学研究，也都享誉中外。

同时，这一时期现代化图书馆大批建成，新闻出版业蓬勃发展，也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迈进创造了条件。

“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刻变化与阔步发展，正在向着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迅跑；科学与学术研究的现代进程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文化积累的规模与速度正在显露出达到世界高峰的端倪。”马嘶这样概括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这些文化机缘正在稳妥地逐步实现着有识者群体那些美丽的梦想。”

然而，随着1937年7月7日夜间，卢沟桥上的一声炮响，这些梦想、计划、希望、志向，以及社会改革实践者们已经做出的和正在做的伟大事业，统统中止、断裂、破灭了。

战乱中，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的90％，一般知识分子中的半数以上，从敌人占领区迁徙到了抗战大后方和解放区，成为文化流民，在颠沛流离中寻觅精神家园；学生们更是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日军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对中国的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摧残，派出大批飞机对各地高等院校进行狂轰滥炸。1937年12月，日军进占南京城，不仅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对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献扫荡”，掠劫了公藏和私藏的88万余册中华文化典籍，被研究者称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军事剿灭战”。

虽然历史不可以、也不相信假设，但中国20世纪著名史学家、国学家钱穆先生，在其晚年所著的学术回忆录《师友杂忆》中，却说过这样一段话：“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荣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对于日寇侵华给中国学界造成的知识断裂，老先生的惋惜之情，尽在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