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省与反思

摘要：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构成了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宏大社会背景，布尔加科夫作为自由主义派别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他认为1905年革命时活跃在俄国历史舞台上的知识分子阶层最致命的问题在于他们的世界观中存在着宗教性与反宗教性的矛盾。同时他们思想中的无神论人道主义导致其在革命实践中狂热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给革命带来消极影响。因此，他认为知识分子需要的是世界观领域的彻底革命，唯有如此，俄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关键词：知识分子；布尔加科夫；俄国

中图分类号：G15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2-0046-04

谢·尼·布尔加科夫（1871-194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俗称白银时代）俄罗斯一位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他先后经历了从、无神论、合法马克思主义到宗教唯心主义，再到宗教的精神历程，曲折的精神嬗变之旅既凸显出他思想的丰富性，也造就了他思想的深刻性。布尔加科夫的思想涉猎范围极大，涵盖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神学等领域，尤其在神学一哲学领域可谓硕果累累、著作甚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宗教哲学著作《亘古不灭之光》被公认为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奠基之作，而他的神学思想更是被西方学术界赞誉为“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官方代言人”。可以说，其思想的关注点是宗教哲学与东正教神学问题。但是，1905年革命深深地触动了他，他敏锐地领悟到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俄国几乎所有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为此，知识分子必须反观自身并审视整个知识阶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革命一触即发。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站在革命最前沿的、为革命摇旗呐喊的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但必须指出，由于那时社会思想的极端复杂性，社会舞台上活跃着三个知识分子阵营：自由派的、民粹派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们在对革命理论、革命方式与俄国未来国家道路的选择和建构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与分歧，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于是，他们组成一个松散的革命阵营共同宣传革命、参加革命，然而革命最终失败了。革命的失败促使知识分子阵营迅即发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继续高举革命旗帜，一部分知识分子投入统治者的怀抱，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陷入对自身的反思批判与艰苦的精神探寻中，布尔加科夫无疑属于最后一个阵营。

布尔加科夫对1905年革命的结果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他认为，革命失败了，因为它并未给俄国人民带来众所祈望的结果，却导致多重危机。首先是政治危机。1905年革命不但没有消灭俄国专制制度，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专制制度，其突出标志就是血腥的“斯托雷平的领带”（绞刑）高悬；其次是社会危机。俄国的公民观念受到质疑，犯罪率、自杀率猛增以及民众的思想越来越粗俗化；最后，也是最为严重的就是俄罗斯的精神危机。俄国社会陷入极度的悲观与绝望情绪中，俄国当下的历史已经不可能再重演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历史剧作，俄国未来历史发展道路的重新抉择必须寻找新的精神突破口，“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迫切需要知识分子阶层在精神层面做出选择。

布尔加科夫对1905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在“谁之罪”这个问题上，布尔加科夫认为，俄罗斯的人民大众是健康的，只是它的头脑——有文化的阶级，即知识分子阶层身染重病。革命失败，并不是因为革命运动与黑暗势力相比较势单力薄，而是因为知识分子世界观中的内部矛盾削弱了自身的影响，使他们不能胜任历史重担。“怎么办”？布尔加科夫认为，只有从知识分子的深层根源上，即从他们的世界观层面进行追问与反思，才能查清知识分子的病灶并进行彻底根治，重新向人民宣传和发动革命，唯有如此才能破解“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布尔加科夫作为自由主义派别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展开了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性反思。

一

布尔加科夫认为，1905年革命时活跃在俄国历史舞台上的知识分子阶层最致命的问题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充满悖论，这种悖论最突出的体现为宗教性与反宗教性的矛盾对立。

首先，布尔加科夫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具有深厚的宗教性。他对知识分子的宗教性来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内在因素来看，知识分子世界观中的宗教性固然是对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继承，即东正教精神对民族心理多年浸润的必然结果，东正教因素作为一种精神意识已经深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中。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内在的价值追求凸显出强烈的宗教性：“著名的永存观念以及关于上帝之城、未来真理王国的末世论幻想、对人类救赎思想的追求（拯救人类于罪恶或痛苦之中），众所周知，这一切都构成了俄国知识阶层稳定的、独具的特性。”从外部因素看，俄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性是由他们的历史命运塑成的。一方面，俄国知识分子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汉尼拔誓言”，与势不两立。因此，来自于政府的迫害在他们身上形成蒙难与忏悔的自我感觉，而且政府的精神高压政策使知识分子们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广大弱势民众。这就使知识分子形成了对民众的强烈的负罪感。另一方面，来自政府的警察机器的无休止迫害使知识分子阶层与现实生活隔绝开来，导致并加深了知识分子精神方面的“地下”心理特征，既培养了善良的心灵，也培育了乌托邦精神。结果是，处于政府和下层民众夹缝之间的知识分子外在形象上带有一种深刻、痛苦的痕迹。

其次，布尔加科夫探讨了俄国知识分子世界观中的反宗教性，即无神论的特点。他直接指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像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抱有如此普遍的群众性的宗教冷淡主义。彼得大帝改革后，知识分子逐渐用对科学的信仰和不借助于上帝而安身立命的愿望取代了宗教。一方面，在布尔加科夫看来，个体的应该是人自由自觉地把握宗教原理的结果。然而，俄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接受并未出于理解和愿望，更不是发自于灵魂深处的呼唤，而是通过外在的环境——从家庭和充满教堂仪式的精神氛围中培养出来的。总之，知识分子的宗教性尚不是自觉宗教意识的萌发，这就导致知识分子信仰中的上帝很容易被外在之物所替代。另一方面，彼得改革的影响不断冲击着知识分子世界观中的宗教性。彼得大帝的改革加速了俄国精神结构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宗教性，这种教育氛围导致知识阶层对宗教的漠视与无知，他们所关心的宗教仅仅是和政治或者无神论相联系的那一部分。同时，彼得打开通向西方的大门后，伏尔泰主义、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经济唯物主义、批判主义等思潮先后涌入俄国。那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就其自身的精神结构而言，尚无法消化与吸收这些思想，因此，知识分子在这个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大树上仅仅选中了无神论一枝，并且他们一直坚信已经为自己嫁接了最为正宗的欧洲文明，他们未能发现西欧文明拥有自己的宗教根基。布尔加科夫认为，欧洲人的个性诞生于宗教改革运动，政治自由、良心自由、人和公民的权利也是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向世界宣告的。可以说，宗教改革在整个西欧世界的文化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一环。然而，在俄国知识分子阶层自身完成的历史选择中，他们轻松地接受和掌握了启蒙运动的教义，同时又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启蒙运动的深刻宗教根源。在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俄国的民族灵魂在精神层面出现断裂。

在俄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中，宗教性与反宗教性这对矛盾犹如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刻印在他们的灵魂中，主导着他们的思想与革命实践。同时，这对矛盾不断碰撞、冲突，导致他们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

二

布尔加科夫认为，在接受来自西方的启蒙运动后，俄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典型的无神论人道主义，他们幻想用自己来取代上帝、取代天意，幻想借助于自身来拯救俄国、拯救世界。由此，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无神论人道主义又导致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狂热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

在布尔加科夫看来，“英雄主义”这个词汇最深刻地表达出知识分子世界观和理想的基本实质。关于英雄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认为，一方面，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孤立地位，他们与土地的隔离，他们面临着严酷的历史环境，他们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英雄主义的心理。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英雄主义的狂欢的状态。

另一方面，俄国知识分子在摈弃基督教及其规范的生活标准后，接受了西欧启蒙运动后产生的任何一种变体的、人神宗教的教义。他们转向对这一宗教的膜拜、对人的自然完善的信奉、对人的力量所实现的无限进步的信奉，人在此把自身置于上帝的地位。人神宗教的实质就是自我崇拜，这种自我崇拜使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义务去扮演自己祖国的上帝角色，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精神监护人，并决定竭尽全力去拯救这个国家。随后，布尔加科夫又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自我神化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缕析。知识分子的自我神化分为不同阶段：“我在实现自己的思想原则，为了我的思想，我把自己从狭隘的日常道德中解放出来，如果需要，我允许自己不仅有权随意处置财产，而且有权决定他人的生死。在自我神化的下一个阶段上，英雄主义的‘我什么都可以做’不知不觉地‘变换为纯粹的在一切问题上都毫无原则，包括个人生活、个人行为’。”同时，知识分子阶层始终坚信，俄国应该得到拯救，它的救赎者可能而且应该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甚至是他们中间的某一部分人。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救赎者，也不存在任何拯救，因此，他们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

布尔加科夫认为，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给革命带来了消极影响。一方面，英雄主义带给革命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一种离散因素，它造就的不是合作者而是竞争者，因为英雄总是以单数进行思维和行动。在英雄主义纲领的推动下，献出自己的生命，即自我牺牲，构成了英雄主义的圣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由于其无神论的世界观而丧失了宗教的维度。真正的基督教自我牺牲精神是在弃绝自我之后将所余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上帝，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每个人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具体而言，基督教自我牺牲更多体现为在自己的生活中默默无闻地弃绝私利，从事杂役勤务，且全力以赴、自律自制地完成劳动，同时将劳动和自身视为上帝的工具。俄国民众始终保留着淳朴的基督教自我牺牲精神，而在知识分子灵魂中这种精神却逐渐淡化，以至消失。

布尔加科夫在世界观层面对知识分子自身进行反思之后诊断到，无论知识分子如何从外部修正自身，都无法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知识分子需要的是世界观领域的彻底革命，唯有如此，俄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三

纵观布尔加科夫对俄国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反思与评价，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以宗教世界观维度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的。毫无疑义，他继承了从恰达耶夫到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再到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思想家们所一直恪守的宗教原则。就此，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路标派知识分子们拼命攻击知识分子的无神论，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地力图恢复宗教世界观，不仅如此，路标派在谈论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时，“对唯物主义的坚决斗争像一根红线贯穿全书，唯物主义被宣布为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我们必须坚持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其次，在《路标》文集中，别尔嘉耶夫论证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对真理的淡化，知识分子与真正的哲学格格不入，真正的哲学实际上被代替宗教的科学实证主义暗中替换了；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俄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不信神”的通病，俄国知识分子还没有与基督同在；基斯嘉科夫斯基则揭露了俄国知识分子和俄罗斯人民法律意识发展的不充分；弗兰克批判了知识分子世界观中的道德虚无主义等。在与其他路标派代表们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反思进行横向比较后就不难发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研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例如在关于知识分子的‘宗教’属性问题方面，在他们之间似乎表现出某些分歧的话，那么这个分歧的产生不是出于在上述基本原理上的歧见，而是出于每个作者以不同的角度研究问题的缘故。”布尔加科夫对知识分子宗教世界观中矛盾性的分析研究，是对由索洛维约夫所开辟的俄国宗教哲学思想的最直接的继承与发展，无疑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思想中重要的一环，也为世界哲学思想史谱写了重要篇章。

第三，俄国知识分子素有经世之风的特点，布尔加科夫自然也不例外。在政治上他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既反对沙皇政府的独裁暴政，也反对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走渐进的、合法的和有秩序的改革道路。因此，在解决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怎么办”的问题上，布尔加科夫一直坚信，俄国知识分子世界观中的“矛盾性”之病灶能够得到彻底根治，方法就是借助于经常性的宗教保健恢复他们的宗教世界观，他们就能继续宣传和领导革命，进而实现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路标派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相比较，缺乏对俄国社会现实需要和革命的精确把脉，因此，通过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进而改造俄国社会现实的理想也就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最终，路标派知识分子很快被俄国历史发展潮流所淘汰，而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精神武器进行革命，最终彻底改变了俄国历史。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们仍旧不断开展反思与批判，同时又开始为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可以预见，在当前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必将为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俄罗斯思想的延续与创新做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