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打压浮华、崇儒兴学浅论

摘要：魏明帝重实用，在选官方面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为了打压浮华之风，不惜建立细致的科考标准来选拔人才。魏明帝在文帝基础上继续崇儒兴学，发展实用教育，首次将律学教育纳入官学体系，为整个曹魏政权的教育，乃至后世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魏明帝；教育；儒学

魏明帝曹睿，字元仲，甄夫人所生，十五岁，封武德侯，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为齐公，三年为平原王，以甄后诛，未早立为嗣。诏为郭后养子。七年五月，文帝病笃，被立为太子，丁巳即位；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崩，在位十四年，沉毅少言，明察好断，《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孙盛评注：“魏明帝天资秀出，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断，政自己出，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陈寿在《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评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

明帝在选官方面继续文帝推行九品中正制，但这一度本身并不完善，依旧处于开始阶段。而此时，曹魏政权内部一批道家信徒的浮华之风兴盛，如何晏、邓r、诸葛诞等人交友结私、聚众清议、品评人才，“暗中操纵了政府用人之柄”[1]导致国家系统选才混乱，“出现了中正与行政系统在选举中权力的错位与混乱”[2]为杜绝朋党、抑制浮华、消灭结交请托，保持选官制度的纯洁性，魏明帝依据董昭奏疏，首先罢免了夏侯玄、邓r、何晏、李胜、丁谧、刘熙、孙密、卫烈等十五人；其次，延用曹操以来的思想，命刘劭建立一套新的考科法作为选举用人的客观标准“以驾驭混杂的议论”[3]《通典》卷一五考绩云：“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遂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后察举，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唐长孺先生在《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中说：“考课法本来只是考察官吏，刘劭所行却更广泛地推行到州郡考士与察举征召，所以这一套考课法乃是包括选举在内的。”这套志在优化九品中正制的法律因为过于繁琐，遭到杜预、傅嘏、杜恕、崔林等多人的反对或异议，《通典》卷一五记载杜预批评曰：“立法累细，历代不能通。”《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记载：“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他认为考课法本末倒置。最终因明帝早逝而不了了之。今《都官考科》原文已佚，无从考究。由此可见，明帝一朝选官制度并未走上以世家高低为标准的选才之路，统治者仍重视实际能力，甚至不惜建立细致的客观标准来选拔人才。

明帝尚实用，为了抗衡政权内道教思想的浮华，发展实用教育、大力崇儒兴学。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载“（明帝）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他即位后，把律学教育纳入官学体系，置律博士，这在中国历史、中国教育史上属于首开其端，《三国志》卷三《卫觊传》载，卫觊上奏请置律博士：“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践；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得到明帝准许，但因当时没有建立主管律学教育的专门学校和机构，暂由主管刑律的行政部门。

明帝在文帝发展儒学的基础上，于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六月下诏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学为先。”[4]并且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把文帝《典论》刻于石，立之太学，作为太学生的教育文本之用，王国维认为旧太学石经均是今文经学，不能适应古文经学的需要，明帝时才下诏刊刻文帝《典论》与太学石经并列。另据《大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记载，到明帝太和、青龙中，太学人数增至千人，太学博士共计十九人，祭酒一人（祭酒博士是博士中的德高望重者，职掌为训范总统学中众事）。但是，明帝时儒学博士遴选不精、迁升更是有限，《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记载，柔上疏劝诫明帝重视儒学博士选用和擢升：“臣闻遵道重学，圣人洪训；褒文崇儒，帝者明义。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雄战虎争，以战阵为务，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于化为弘。”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二月壬午下诏：“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5]尽管如此，积弊难除，太学教育名不副实，博士多学时粗疏，太学生素质差、实为避难而非一心向学，年年如是，求浮虚蔚然成风，虽从文帝时的百人增至千数人，但对整个儒学教育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点鱼豢在《魏略》中作了详尽的记载：“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闲，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来求浮虚者各竞逐也。”《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记载太和四年司徒昭上疏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总之，明帝上承武帝、文帝，推行九品中正制，打压浮华，大力发展传统的儒学教育，是整个曹魏政权儒学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注重实用的前提下，以现实为纲，首置律学教育，太学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社会环境以及博士质量问题等，儒学教育效果却相当不好，求浮虚者各竞逐；而明帝本人英年早逝，更未能让整个曹魏政权的选官、教育制度步入正轨。

参考文献：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3页.

[2]陈学恂主编，金忠明分卷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7页.

[4]陈寿：《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94页.

[5]陈寿：《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96页.

作者简介：宋倩云（1990─），男，山西长治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