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山东临城劫车案

民国十二年(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在当时中国东部最为繁忙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上,一辆由南京浦口开出的蓝皮特快列车正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经过山东省临城沙沟火车站。突然,“轰隆”一声巨响,脱轨的车头带着前三节车厢翻倒在了路基上。一起震惊中外的劫车大案拉开了序幕……

土匪的“意外收获”

20世纪初的山东,是军阀肆虐最重的地区,数以万计的人被迫落草为寇,靠打家劫舍,劫持过往旅客为生。临城地区抱犊崮山一带匪患尤其严重,层峦峰叠的地势、易守难攻的地形,使它成了诸多土匪武装的天然基地。这其中,以滕县人孙美珠为首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势力最大。他们编有5路人马,不仅在抱犊崮建立了总库,而且在临沂、郯城、滕县、临城、济南、徐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设有联络站,孙美珠自封“联军总司令”。

眼瞅着孙美珠一伙实力日渐壮大,北洋政府自然不会等闲视之,常常派出部队进行围剿。孙美珠在一次巷战中被官兵击毙,于是众匪公推其弟孙美瑶执掌山门。26岁的孙美瑶报仇心切,多次主动挑战官军,奈何本事有限,队伍经常被打得七零八落。政府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总司令,加紧了对孙美瑶的围剿。至1923年4月,孙美瑶部在官军的穷追猛打及团团包围下,只能苦守抱犊崮,面临弹尽粮绝的危机。

为了报复官军,也为了生计,孙美瑶想出一个“大手笔”……

他让人把临城站的一段铁轨拆毁,当那趟编号为406的列车驶过临城站时,毫无悬念就翻了车。从睡梦中惊醒的旅客们被摔了个鼻青脸肿,在车厢里大哭小叫。这时,一阵密集的枪声刺痛了人们的耳膜,无数手电筒的光柱向列车扫射而来。

“全都快下车!两手抱着脑袋,不准乱动,到外面站好!谁敢跑就打死谁!”阵阵粗暴的吼声,随着夜风传遍了所有车厢。当旅客们都连滚带爬地钻出车厢后,孙美瑶便带着1000多名土匪蜂拥而上,把他们团团围住,挨个搜起身来。凡是摸到珠宝首饰、钱包手表,当即就扔进准备好的麻袋里。土匪们用手电筒仔细端详每一位旅客,生怕漏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大部分乘客都已惊魂稍定,知道是碰上土匪劫车了。

土匪们搜刮正酣,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惊叫:“有洋人!”只见一个洋人冲到一个土匪面前,顿足咆哮,一副拼命的架势。那名土匪自然听不懂叽哩呱啦的洋话,瞅着那洋人来者不善,照着头就是一枪,那洋人当即倒地身亡。嘈杂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

劫车会遇到洋人,这完全出乎孙美瑶的意料,他虽然打探清楚了列车的通过时间,但对车上乘坐什么人丝毫不清楚。孙美瑶当即让人清点一下旅客人数,发现竟然有几十个“洋乘客”。劫财抢物、绑架“肉票”(人质),土匪们自然轻车熟路,但抢“洋人”倒还是破天荒第一次。现在已经打死了一个洋人,剩下的该怎么办?

“统统打死算啦,免得他们哩嗦!”“洋鬼子可是最肥的‘肉票’,留活的!”土匪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天马上就要亮了,不能再拖延时间,不必再挑肥拣瘦了,先都弄进山里再说。”孙美瑶的话结束了土匪们的争执。于是,所有旅客,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被土匪们像赶羊一样带进了抱犊崮山。

由于土匪们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人,再加上事前没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整个队伍非常零乱。一些胆大心细的中国旅客,瞅着山路崎岖、峰峦起伏,路边多是巨石沟壑,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了。而洋人们对整个事件还懵头懵脑,且对中国农村的情况不熟悉,除了一个名叫露茜・奥尔德里奇的美国小姐侥幸逃脱外,其余人都被迫跟着土匪们走。土匪最终劫持到山里的“肉票”有110人,其中71名中国旅客、39名外国人。

弄到这么多财物,也劫来了这么多的洋人,生计问题解决了,报复官军的目的也达到了,但孙美瑶依然隐约觉得麻烦尚未完全解决。因为进攻抱犊崮的官军已开始进山活动,自己看管“肉票”的庙南峪对面的山上,就驻有不少官兵,时不时地还朝这里开上几枪。他必须阻止官军的进攻。

想到平日里那些当官的都怕洋人,孙美瑶觉着官军们对于洋人肯定会另眼相看,不妨派一个洋人到对面山上,先要求官军停止攻击。找来找去,孙美瑶发现一个女洋人很老实,便选中她给官军送信,另找了一个会说“洋话”的中国人做翻译,让他俩身披白布,向对面山上走去。

不料,两人还没走到一半的路程,官军的枪弹便雨点般地射过来,两人吓得又跑了回来。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孙美瑶却很欣赏这个女洋人的“听话”,为了鼓励其他“肉票”也“听话”,便大手一挥把她放了。

孙美瑶派洋人试图阻止官军进攻失败后,就不再理会这件事,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办,就是“肉票”的勒赎。以往绑架了乡村财主什么的,事主会自动地四处托人打听,然后卖宅子、卖地,筹备款项来赎票。今天的这些“肉票”都是从火车上劫来的,籍贯包括全国各省市,身份也有士农工商之分,又有外国人,坐等他们家人上门,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必须迫使“肉票”写信,通知他们远在外地的家属来赎。

不到两天时间,所有中国“肉票”在土匪们的威逼下,都写好了“赎票”的家信,而对那些洋人,土匪们则显得力不从心。劫掳洋人是头一回,他们的穿着都差不多,无法判定他们的身份,而洋人写的字又跟蝌蚪一样无法辨认。土匪们索性就先把洋人撂在了一边,心想反正他们跑不了,先等等看再说。

进退维谷的北洋政府

一伙草寇居然敢绑架洋人!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5月7日,各国驻北京公使分别电告本国,并由公使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找国务总理张绍曾,当面提出严重抗议。

眼见事态严重,北洋政府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田中玉派兵进剿,营救被掳旅客。田中玉一接到命令,便派兖州镇守使兼山东第六旅旅长何锋钰率部围攻抱犊崮。

孙美瑶一伙当然不是官军的对手,但每当招架不住的时候,他就会命人把洋“肉票”推到阵地前作为掩护。此招一出,官军们立刻就偃旗息鼓,屡试不爽。就这样,土匪与官军打起了“持久战”,不过与政府军长久地耗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弄不好会人财两空。于是,孙美瑶便让人带信给田中玉,声称:“如果能将围剿的部队撤回,我们就同意释放洋人人质;如果再行追击围剿,就立即‘撕票’,绝不客气!”

这下可轮到北洋政府犯愁了。如果继续武力围剿,一味硬行抢救人质,恐怕会逼得孙美瑶狗急跳墙,杀人撕票,那势必要引起与外国的重大交涉,会使事态发展到更加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安抚,只怕孙匪的气焰会更加嚣张,开出的价码也会越来越高,处理不好反而为中外耻笑。

陷入剿抚两难境地的北洋政府,为了摆脱外交上的被动,由大总统黎元洪签发了一份惩办有关人员的命令,将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秉琦分别交陆军部和内务部两部惩办,并责成他们从速将被掳人质先行设法救回。

北洋政府的花枪,“洋大人”们自然不会满意。驻京各国公使继续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限期要3日内全数救出被掳外侨。慌了手脚的北洋政府急忙派交通总长吴毓麟驱车赶往济南,会同田中玉进驻枣庄,全权处理营救洋人事宜。

由于剿匪行动未得到洋人的首肯,5月10日,吴、田二人到枣庄的当天,田中玉下的第一道命令便是进剿抱犊崮的官军立刻停止攻击,一律撤出山区待命,山区的各出入路口,由地方保卫团警戒。很快,整个抱犊崮山区又暂时恢复到官军进剿以前的态势,政府只得采取与土匪谈判这招了。

吴毓麟与田中玉当然不敢冒险直接入山与孙美瑶谈判,他们的手下也没人敢去。想来想去,吴、田二人想到了地方的乡绅。他们二人从抵枣庄伊始,就马不停蹄,分头拜客,凡地方上稍有声望的乡绅,均一一登门拜访,央请出面,协助官府与土匪交涉。

那些有身家地位的乡绅们都知道,与土匪“交涉”,实际上就是“说票”,而政府有明文,“说票”就是“通匪”,与土匪有同罪之嫌,因此谁都不敢承担这个任务。在吴、田二人一再保证下,同时也为了地方上早日安宁下来,经乡绅们共同商议,最后推举出党金元、李炳章二人。不过,他们又向吴毓麟、田中玉声明,这两人只负责劝告土匪答应与政府交涉,至于如何交涉,仍需由政府中人直接办理。吴、田二人哪还顾得上摆什么大员的架子,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于是,5月12日凌晨,党金元和李炳章起身进山。党金元、李炳章入山后,先是以长者的身份把孙美瑶责备一番,还煞有介事地说道:“不知进退者即不知利害。你们劫车震惊中外,外国军舰已在下关集中,洋兵就要登陆前来救人。官兵为了脸面,也要不顾一切集中兵力来打,你们守得住?就算守得住,地方上可就难免遭殃了。请你们为地方上的乡亲们想想吧,不要为地方上多惹是非,到死后还留下个骂名。”

孙美瑶被二人的话说动了,沉默不语。党、李二人趁热打铁,劝孙美瑶立刻与政府谈判。这时,孙美瑶的军师郭其才起身说道:“两位老爷子的指教,我们怎能不从,不过也不能太便宜了官府,招安也得有招安的条件!头一条,官军得撤得远远的;二是给我们管个饷;三是收编我们为一个旅,先发给炮弹;四嘛,田中玉、何锋钰这两个人最可恶,都得撤职。”

一听这话,党、李二人急忙答道:“我们不是官府中人,亦非来‘说票’,只是看到你们办事没准头,恐怕将来无法收拾,指给你们个明路。你们可以再商议商议,推出代表,一切条件直接与官府去谈,保证官府不扣留你们的代表。官府派来的代表,你们也不能扣留与杀害。”

孙美瑶表示同意,于是党、李二人稍事休息后,便在当晚10点回到了枣庄,向吴毓麟、田中玉汇报了详细情况,交涉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跌宕曲折的交涉

5月13日,官方的正式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和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交涉员温世珍,果然上了抱犊崮。稍作洽谈后,官方代表即邀请孙美瑶派人与吴毓麟、田中玉会晤,进行正式谈判。由于听到党、李二人的责备和劝说,众人都隐隐约约地觉得事情做得有些鲁莽,后果可能不妙,因此大家都不愿去谈判。

无奈之下,孙美瑶只好亲自出马。为了给自己壮胆,他让郭其才陪同,还带了几个悍勇不怕死的手下,同安特生、温世珍来到了枣庄车站,上了去督军行辕的专车。

负责与孙美瑶接洽的是田中玉。这是孙美瑶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官,为了给自己壮胆,他故意摆出大大咧咧的样子,还暗示手下也摆出横眉竖眼、杀气腾腾的凶样。田中玉没有心思和他们“一般见识”,开门见山地要求孙美瑶先行释放洋人。孙美瑶表示只能陆续释放,官军必须再退30里,还要先送一批席子、毯子、手巾、脸盆和“肉票”的口粮来,并要收编自己的队伍。

令孙美瑶颇感意外的是,田中玉不仅没跟他讨价还价,而且还高兴地拍着他的肩头说:“各位有这层弃暗投明的意思,那真是太好了!我跟吴总长负责向黎大总统、张总理说成,保证不出三天,定有佳音。”

果然,当天下午,田中玉便让人运来了孙美瑶要求的所有物品,还雇用了大批民夫运送上山。正当枣庄的们交涉之际,英、美、法、意等国公使见最后期限已过,便于5月15日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声称要以“无政府之国”对待中国,“直接与匪人谈判”。北洋政府只好继续向吴毓麟和田中玉施压。

上头逼得这么紧,吴、田二人只好进一步“自我贬值”,和土匪们站在对等的立场上,盘算着用“和平手段”和“权变之术”,把洋人迅速救出来。然而,事情的发展正好与他们的期望相反。

孙美瑶一行回山后,把交涉的经过以及田中玉的“爽快”,向众小头目们一说,众人由衷地惊叹“洋票”太值钱了!于是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军师提出的条件太低,有大批的“洋票”在手中,正好欲求欲取,何妨狮子大开口;二是官府恐怕未必有收编的诚意,如果“洋票”贸然地交出去,官军说不定会猛烈的攻击、残酷的报复。

因此,当田中玉派人拿着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的委任状上山后,望眼欲穿的他不仅没有等到洋人被释的消息,反而是匪方毁弃口头协议、新立五项条件的“哗变”。这5项条件是:1.所有围剿抱犊崮的部队一律回原防地;2.滕、峄两县士绅担保事后不背盟;3.指定东凫山为双方会议的地点;4.由收编成1个旅改为2个旅;5.改编后邹县、尚村等5个地方,允许其自由行动。

这简直是漫天要价。田中玉的心情顿时紧张了起来,吴毓麟更是急得要亲自入山当人质。一时间,官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时间不等人,田中玉针对匪方的5项条件,于17日答复:第一,被掳者完全释放后,再由调解人赴山磋商。第二,招抚改编,以原有人枪者为限。

匪方见到这个答复,紧跟着又提出了比原来5项条件要求更高、更苛刻的条件:一是官方限22日中午止完全撤回原防地。二是改编为3个旅,先发枪支弹药。三是以上两条履行后,始放“肉票”。

田中玉见状,只好再行让步,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步骤: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匪方交出人票的三分之一,为第一步;上条实行以后,官军再行后撤,匪方再交出人票的三分之一,为第二步;收编停当后,释放全部人质,为第三步。田中玉声明这是最后的让步,匪方如不接受,即放弃和平手段,挥师进剿。

匪方对于田中玉最后让步的三个步骤,仍不肯接受,并且一再申明:所提要求未实现前,绝不释放洋人。为了进一步捞取资本,孙美瑶接受了郭其才的突发其想,在与官方交涉期间,派出一个法国籍“洋票”、携带他分致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照会到北京,请求公使团压迫北京政府迅速撤兵。

正当田中玉手足无措的时候,5月20日,抱犊崮山区外突然有一股土匪企图进山,经过官军阵地时与之发生交火。坊间传言,这是抱犊崮的土匪盛邀苏、皖、鲁、豫四省土匪加入“山东建国自治军”,以便全数加入官军。

田中玉深怕事情真如传说中所言,便下令官军于21日拂晓再度包围抱犊崮。土匪们深恐官军“夺票”,也于这天拂晓把所有“肉票”都赶到了抱犊崮峰顶。

事已至此,田中玉和吴毓麟只好各自怀着懊恼与沮丧的心情,分别返回济南、北京,临行指派帮办山东军务的郑士琦为剿匪总司令,对抱犊崮山区实行封锁,迫使土匪“坐以待毙”。安特生、温世珍也分别回到了北京和江苏,交涉宣告破裂。

北洋政府遂通电直、鲁、豫、苏四省抽调军队开赴枣庄,以增强剿匪的军力;同时命令航空署组织飞机,前往抱犊崮匪巢助威。

劫案终结及其余波

自从官军对抱犊崮实施严密封锁后,山区内外完全隔绝,土匪们渐渐滋生前途未卜的失落感,加上闻悉四省军队已陆续向抱犊崮进发,连孙美瑶本人都产生了畏惧感。于是,土匪们便于26日这天释放了被掳“洋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鲍威尔,由其居间联络,与官府重开谈判。

鲍威尔带来的匪方提出的要求是:1.先撤官军;2.将匪方改编2个混成旅;3.须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签字作证。

郑士琦的答复很简单:先放人票;招抚时,有枪者收编,无枪者解散。

鲍威尔带着郑士琦强硬的答复回山后,恰逢航空署的飞机飞抵抱犊崮上空撒了大量传单。这一非武力行动,却使僵持中的态势陡转直下,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匪们向以抱犊崮天险为恃,现在有飞机能从天上来,天险已不可靠,吓得不敢再僵持下去了。

飞机撒传单的当天下午,孙美瑶便再次请鲍威尔出山与郑士琦接洽。这回,他们不再要求条件,只要求官方能邀请地方士绅出面参加,就可以重开和谈,甚至表示如果官方同意,他们愿意先释放两个洋人表示诚意。

果然,5月30日,英国人史密斯和美国人亚伦被释放了。于是双方约定,6月2日在山区内正式谈判。

针对土匪们请地方士绅出面的要求,郑士琦拟定了一份名单,共计地方士绅8人、北京商联会代表2人、上海商会代表1人、红十字会代表1人。不料,田中玉对郑士琦的安排并不满意,郑士琦只好对名单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并再度挽请当初开启交涉之门的党金元、李炳章两人,作为地方士绅的代表参加谈判。

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公团,也已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并推选出江经沅代表参加交涉,加上红十字代表会1人和直鲁豫巡抚阅使曹锟的代表安特生,以及郑士琦和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整个士绅代表团共有7人。

和议的地点设在峨山口。匪方的代表是郭其才和孙美瑶手下另一员悍将刘守廷二人。这次和议没有了以往交换条件的争执,因为匪方竭力表示要把“面子”卖给地方长者,所以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匪方有枪者收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同意先发军装2000套,给款8.5万元作为孙部经费。

田中玉接到郑士琦的报告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向北京政府请示办理善后的经费由何处开支。一个星期后,他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答复:由山东省库支付。

田中玉立刻派人专程到天津购置了2000套军装,运往枣庄;又拨发5万元银圆,派陈调元、山东第二十旅旅长吴长植进山点名发饷。

陈、吴二人6月11日进山,第二天洋人就被释放了。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改为“山东新编第五旅”,孙美瑶出任中将旅长。

极尽波折的临城劫车案结束了。出乎意料的是,国人对此却没有过多的关注,就连著名的时政杂志《东方杂志》,也仅以《临城劫车案土匪收抚成功》为题,发表了不足两个页码的评论。原来,此时的北京政局,正值张绍曾内阁总辞职、军警向黎元洪逼饷之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了北京政局的演变上,所以洋人获释的消息,并未像临城劫车案发生时那样引人瞩目。

临城劫车案虽然结束了,但接踵而至的中外交涉同样是一波三折。8月10日,符礼德照会外交部,要求赔偿被劫者的行李物件损失及医药费,按天数累计赔偿数目,对死者家属则要予以厚重赔偿,接济被劫者的一切费用也须赔偿,并保留视各人情形索取额外赔偿的权利。

此外,照会不仅要求派员前往若干省份实地考察,发现地方官员未尽其职能者一律革职开缺,还要求以“通匪嫌疑”、“弹压不力”、“事后办理不善”等名义,免去田中玉的一切职务。

面对大部分属于无理要求的照会,一心赶黎元洪下台取而代之的曹锟,为了博取洋人支持,在10月10日宣布就职后,就迫不及待地明确表示同意一切赔偿要求,还电召田中玉来京,亲自劝说他主动辞去一切职务,以向洋人交待。

为了安抚田中玉,曹锟便给了他一个“益威上将军”的虚衔。不料符礼德获悉此消息后,当即向曹锟提出质问,称此举属故意玩弄公使团,要求在48小时内撤销任命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

曹锟一面急忙说明“益威上将军”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议的虚衔,一面特地给各国公使发表声明致歉,这才将风波了结。

曹锟如此这般“纵横捭阖”,气得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宣布不再到部办公。时电评称:“外交团干涉既已见之事实,从此中国内政已被控制,将益无力解脱了。”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匪性不改的孙美瑶受招编后,以为已安然无事,便整日吃喝玩乐,迎来送往,还多次外出剿匪以示忠心。他压根就没有想到,招抚他其实是缓兵之计,北洋政府当局志在斩草除根。1923年12月19日,准备多时的郑士琦指使衮州镇守使张培荣,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设宴诱杀了孙美瑶。孙美瑶部下被杀的杀,被关的关,剩下的人便带着手中的枪炮重新逃回了抱犊崮。张培荣不得不派兵对这一带的土匪进行新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