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灵魂

父亲被彻底打倒。能屈能伸“接受改造”；母亲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是被“彻底改造”的最好例子

1936年父母(李锐与范元甄)相识，1939年相爱，共赴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又同出延安，至热河、东北，一起南下。后转业至新中国的工业战线，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工作。两人的出身、学历、经历，甚至相貌的出色都十分相像。吵吵闹闹，分分合合22年，一直到庐山会议。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青年时代起即献身、并为之忘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党，把他像垃圾一样扔了；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而被她长篇累牍地挖苦；食品匮乏到臭豆腐不能连吃两块；每天两点起床，靠稀粥、豆饼果腹的躯干，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裤子里还要坚持下地；还要写交代材料……年方42岁，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还被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面对这种转瞬之间上天入地的变化，这种被彻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脚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撑下去!?

会记住你一切告诫。投入劳动和集体生活之后，相信自己会很正常起来：鄙视过去，相信将来，42岁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这几个月来，没有你的帮助，自己会陷在更糟糕的情况。(1960.4.19)

想着自己在党内廿多年，历史问题审查多次，这次仍让党为此麻烦，心中有愧，也确有感伤。……因之，我惟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劳动，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们将来能够面目一新，孩子们在成长时有好的健康的父母。(1960.5.12)

总之，用感情的态度，我会难以支持当前的生活。是认为自己必须改造，有错误，才能支持下来的。(1960.7.16)

从这些叙述里，我看到父亲赖以支撑的不仅仅是理性的力量，他那从热河办报时起屡屡见于信中的，一贯被母亲蔑视的“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能屈能伸的性格，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的母亲那时受到两年的处分，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用父亲的话说，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加上乌苏里江西岸一人”(1960.4.23)，要给父亲找全国粮票，买东西，转关系，这些无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自己在单位还要劳动，接受批判、审查，确确实实让她吃不消。

我家原来的单元是5间住房，父亲去北大荒不久，水电设计院即分来两对新婚夫妇，占去我家单元内的两间，我们一家5口住打通的一大间客厅，但是厨房、厕所是3家9口人共用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母亲与其中一对相处还好，另一对中，女的很厉害，母亲与她针尖麦芒。母亲的个性，在平时都是永远的不顺，这时就可想而知了。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她那时为何开始拿我当出气筒，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会疯了一样地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走，邮局拒绝发这样长的电报，她就逼着阿姨一趟趟地再去。

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地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她在接下去的“”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她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的熟人还是朋友。

父亲不愿放弃思想的自由，母亲不愿失去物质和特权。他们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

后，母亲和父亲已屡屡发生思想分歧，庐山会议后，两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是“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除此别无选择。

母亲甘心放弃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认自己没有怀疑领袖的权利，以求保存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与之相反，父亲的“放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之他的灵魂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需的弹性扭曲，而不是像母亲那样，发生不可逆转的塑性畸变。

昨天返队，如回到家里，给老头和同住者吃了节省下的馒头和饼干，都很高兴。(1960.5.18)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感动于父亲的善良。他与同伴刚刚相处半月不到，即结下了友谊。虽然自己也食不果腹。仍与人分享。父亲从别人的高兴中，无疑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这温暖释放出维持生命的热量，弥补了食物的不足。父亲的坚忍、乐观、豁达，甚至还流露出一点得意――“我已买了副裹腿，现整天都打着(高中军训时学会打的，一天都不散)”(1960.5.18.)，在顺境中也许并不重要，此时则显得性命攸关。如果将母亲换到父亲的位置，今天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变形的灵魂。

父亲的与人为善，父亲的刻苦，父亲做事的执著，这些优秀的个人品德使他历尽沧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自由。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个人品德对他的妻子、儿女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好的个人品德则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亲的秉言直书不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