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稳健性与内部控制质量研究

摘要：本文从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入手，分析新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公司会计行为的影响，考察其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现行内控机制对公司财务行为有引导与约束作用，内控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会计稳健性程度，尤其是内控质量的增强显著提升稳健性，且主板公司好于非主板公司。

关键词：条件稳健性 非条件稳健性 内控质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动态内生视角的权力强度、内部控制和掏空行为抑制”（14YJC630161）；安徽财经大学科研项目“双重稳健性视角下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研究”（ACKY1424）。

一、引言

我国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始建于2006年，财政部等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内部控制制度原则与行为规范体系全面建立。适用范围从2011年的200多家试点企业至2012年10月扩大到主板上市公司和全部央企。2009与2012年是新制度执行的两个时间节点，2012年以后主板企业成为内控规范体系的执行主体。

有关内控的研究形成三个分支：首先是内控的经济后果，考察经济效果、投资效率等变量；其次是分析内控与公司应计质量、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三是甄选变量构建内控质量评价指数。然而，我国现行的内控机制是否合理、有效（李心合教授，2013），企业自行披露的内控缺陷、内控审计鉴证和财务报告的结论等是否客观与权威（杨雄胜等，2013），对内控体系事前引导约束与流程控制的影响都未有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会计稳健性不仅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组成，也是公司治理的一个工具，可以成为很好的测度尺度。条件稳健性1和非条件稳健性2又可提供两个同时观测公司行为的窗口。因此本文将以双重稳健性的视角分析内部控制机制对公司会计行为和内控质量的影响，尝试为优化公司财务行为、改善内控经济后果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理论与假设

内部控制的主要目标是合理保证公司经营效率和效果，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可靠及行为的合理合规。高质量的内控可以提升应计质量（董望和陈汉文，2011）和财务报告稳健性（Goh和Li，2011）、抑制盈余管理（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Goh 和Li（2008）发现披露了内控缺陷的公司其会计稳健性也较低，对内控缺陷进行整改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方红星和张志平（2012）发现内控质量提升的公司其条件稳健性有所增强且与盈余管理无关。但是于忠泊和田高良（2009）却未发现内控报告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当前研究样本选取于2012年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全面建立与实施前，可靠性与一致性欠佳；并且内控评价指数不够权威，自主测评主观性过强导致内控质量变量的选取存在偏误，无法真实反映公司情况。

会计稳健性缘于委托人与人的博弈，是法律、监管环境要求的产物（Watts，2003），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工具。稳健的会计政策和方法对维护债权契约、降低监管成本与税负、抑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降低公司股价波动等有良好的经济效果（王冲和谢雅璐，2013）。这与内部控制中风险控制下关于降低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的宗旨一致。良好的内控体系能够加强对不确定环境中公司损失与潜在损失的及时确认，规避非效率投资，抑制管理层不合规经营的动机，减少对会计政策和估计的投机选择，同时提升信息透明度及可靠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条件稳健性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内控质量的增强会提升稳健性程度。

条件稳健性是一种有偏估计，系统性地造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存在个别公司“洗大澡”的空间。而非条件稳健性则不然。早期学者认为非条件稳健性仅与会计制度有关，而当今许多学者却认为虽然会计准则有其强制性，但仍给公司留有自主空间，这些环节能够较多地体现决策者的战略理念和行为偏好。会计制度的数次变迁仅改变了公司非条件稳健性的程度，并未消除公司的选择行为（黄文和王晶，2011；张金鑫和王逸，2013）。非条件稳健性谨慎处理资产，使得抑制非效率投资、降低融资成本的作用往往强于条件稳健性（罗斌元，2014）。非条件会计稳健性是管理理念的体现，与内控质量有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非条件稳健性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内控质量的增强会提升稳健性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条件稳健性以Khan和Watts（2009）创建的稳健性[C]指数替代。选用“应计-现金流模型”（Ball and Shivakumar，2005）的扩展模型来检验假设1的敏感性。非条件稳健性常采用“账面市价比”、“负的非经营性应计项目”进行度量（张金鑫和王逸，2013），分别以[BTM]和[F]表示，后者用于敏感性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参数选用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DIB）颁布的上市公司年度内部控制质量综合指数替代（ICD）。

（二）模型设定

会计稳健性与公司内部控制关系的基本假设检验模型：

[TEST=α0+α1ICD+λCON+ε] （1）

[TEST]分别代表条件稳健性指数[C]、非条件稳健性替代变量[BTM]和[F]。[ICD]为企业内控质量综合指数，[CON]为7个控制变量（公司规模、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经营现金流、股权集中度、实际控制人类型、风险因子）。

对假设1的敏感性分析采用Ball和Shivakumar（2005）应计-现金流的扩展模型：

[ACC=δ0+δ1DR+δ2CFO+δ3DR*CFO+δ4ICD+δ5ICD*CFO+δ6ICD*DR*CFO+λCON+ε] （2）

[ACC]为t年的应计利润（=期末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量/期初总资产），[CFO]为t年的经营现金流，[DR]为其虚拟变量（当[CFO0]取0）。[δ3]反映了坏消息（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相对于好消息（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变化方向与程度，它是度量会计稳健性的重要指标。当[δ6>0]时，表示内控对条件稳健性起促进作用，否则相反。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初始样本为2009～2013年沪深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剔除当年新上市、ST/PT和数据缺失的公司后获得9074个样本。公司财务、公司治理、内控质量指数分别来自CSMAR、CCER和DIB数据库。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总样本上下1%的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

在对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中，Pearson检测的最大值为0.422（内控[ICD]与公司规模[Size]），多重共线性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

（二）多元回归结果及分析

1、假设1的检验

内部控制与条件稳健性的相关性回归采用有固定效应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表1）。表内分别为内部控制体系自启动直至2013年以来的总体情况，和2012年强制实施以来两年的情况。由于内控体系的被执行主体为主板上市公司，因此区分为板和非主板企业两类分别考察。结果表明，条件稳健性与主板上市公司的内控质量水平无关，但是与非主板企业负相关（-0.159[***]），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增强提升了会计稳健性程度（0.421[***]）。控制变量对稳健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检验中，主板与非主板公司的差异说明内控制度的规范执行的确能够提升企业的稳健性，并且增量回归中的结果更为显著。故，本文假设1基本成立。

2、假设2的检验

由于内部控制规范制度实施时间较短，难以获取长期持续数据，故本文将[BTM]作为一个整体变量，该值越小，稳健性程度越高。此外，考虑到公司市场价值估价的噪声，引入公司风险系数贝塔变量（B）。表2结果可见总样本分析中[ICD]与[BTM]显著负相关（-0.061[**]），即内控质量越高，非条件稳健性的程度越高。分样本检测中，主板公司非条件稳健性与内控质量正相关（-0.115[*]），增量检测结果一致（-0.097[**]）；而非主板却负相关（0.639[***]），新的内控制度执行与否造成两者的巨大差异，本文假设2基本成立。

五、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检查模型选择差异对结论的影响。分析基于模型2进行，着重考察内控质量对不同板块、不同时段上市公司稳健性的作用。结论与主体检验基本一致。

变量[BTM]本身存在诸如市场估值偏差、滞后等噪声影响。Givoly 和Hayn（2000）认为，可利用“负应计项累积程度”测度稳健性：负应计越多，公司会计稳健性越强。在实证操作中，也可直接采用“负应计”来度量，本文亦采用此法对假设2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原结论成立。

六、结论

稳健性是不确定环境、公司战略和治理等与会计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会计基本原则之一。本文将对内控质量的考量同时置于两类稳健性中进行，避免了事前与事后逻辑层次的割裂对结论的影响。

通过实证结果可以看出：高质量的内控体系对主板上市公司的条件和非条件稳健性都有显著的增强。但非主板公司的结果则相反。我们认为除了公司自身原因外，主要是由内控制度规范分批实施所造成，外部监管松弛，会使规范体系的执行有所偏差。本研究的启示是：内控制度规范体系的颁布与实施对公司事前、事后的财务行为都有约束作用，是我国目前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拓展与补充。内控制度的实效性，不仅依赖于公司行为自律，更需要外部监管加以推进。

参考文献：

[1]李心合.内部控制研究的困惑与思考[J].会计研究，2013，06

[2]张金鑫，王逸.会计稳健性与公司融资约束――基于两类稳健性视角的研究[J]. 会计研究，2013，09

[3]罗斌元.非条件稳健性、条件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