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9 12:40:31
近年来，联户放牧形式在黄河首曲玛曲县境内的牧民中自发而生，少至两户，多至80多户联成一体。这一方式得到越来越多牧民的认同。然而，它却在悄然进行，不被外界多知，只是引起了少数学者的深度关注，被看作是牧民对草畜承包政策的重要补充和修正，是一种更具生命力的内生性制度安排。这一制度为什么在牧民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响应，它究竟有何优越之处?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的韦惠兰教授。
编者语
《人与生物圈》：我们在玛曲看到不少村子的牧民自动把草场和牲畜合起来放牧，他们把这种方式叫做联户，这一现象的背景是什么呢?
韦惠兰：黄河首曲湿地草原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受到地貌及气候等因素的限制，草场异质性很大，即使同一个地方，由于气候变化，不同年份的牧草在产量与质量上的差异也能达到5倍以上。
因此玛曲出现联户放牧不是偶然的，与其说牧民们选择了联户的方式，不如说是联户选择了这个特殊地方。在此之前，草场承包到户被认为可以明晰产权，使牧民能从更长远的角度自主安排生产，尤其可激励牧民保护草场的积极性，围栏则成了草场承包制的标志。这种制度安排看起来合理，但事实证明，它并未获得预期成功。
据我们实地调查，甘南一些自然村没有接受承包到户的制度安排，而是采用了联户的管理模式。与承包相比这种看似没有效率的选择，事实上却很好地管理了共有草场。草场共用联合放牧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是牧民长期与自然和他人的共处中形成的一套有效的制度，如今当他们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市场经济大潮时，能用自己的智慧从共有草场中取得收益，同时也能保护好草场。
《人与生物圈》：草畜承包政策在像玛曲这样的地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致使牧民选择了联户的方式?
韦惠兰：首先，草场承包和围栏使牲畜移动的范围变小。在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且水源条件分布极端不均匀的地区，承包到户的草场有许多没有水源，产生了制度性缺水。而且被划分的草场又往往呈狭窄带状分布，每户一个窄条，牲畜来回踩踏，草场很容易被踩坏。有关研究认为，牲畜对草场的作用，践踏是强于采食的，家庭之间的围栏导致某些自然草场退化的现象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承包还改变了牲畜结构和质量。牧户之间的围栏缩短了大畜的放牧半径即活动范围，不利于大畜生存，于是大畜逐渐退出草原生态系统，羊大量增加。羊的食草习性会使草地复青率降低，且在有限的放牧半径内，牲畜无法通过草地生物多样性来获得各种微量元素，据资料显示，承包定牧后的牲畜普遍出现微量元素缺乏症，体能下降，体态变小。
另外，众所周知，农田和草场差别很大，草地比农田广阔得多，降雨和草的种类等分布也不均匀。在玛曲这样的高寒地区，气候可变性大，只有逐水草而居，躲避自然灾害，选择优良牧场才能保证相对稳定的收入。因此要承包到户，就必须考虑地势、降水量多寡、草种类型差别及距水源地远近等各种条件，令所有牧民都满意的公平分配很难达到，因此草场分配导致很多纠纷，对集体福利形成了严峻挑战。
承包到户明确产权的标志就是在草原上到处可见的围栏，这种投资也让牧民负担加重。牧区的围栏种类很多，常见的是铁丝围栏。铁丝围栏投资大、损耗快，有的牧户几年的收入都很难抵建一次围栏的投入，并且每个家庭必须每天派出劳动力监督草场边界，耗费劳动力。到T换季要转场的时候，需要不断与他人谈判才能从别家的围栏中通过，不然的话要绕行更远的路。
《人与生物圈》：据您的观察和研究，牧民自发选择的联户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哪些不可取代的作用?
韦惠兰：联户经营的最大特点就是共用草场共同协作，除了能更合理地利用草场，解决水源不均的问题，它还有保险功能。甘南牧区气候多变，旱灾、风灾、雪灾、蝗灾、鼠灾等时有发生，在防范自然灾害方面，联户的这种集体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风险，一块草场遏灾还能转场到其他草场去。而牲畜的剪绒、剪毛、去势、打印、打草，还有马、牛、羊等大小畜分群放牧，甚至捻牛毛线这样的活动，单独个体也无法胜任，需要社群的合作。
在玛曲，联户中的牧户数目不是很多，个体之间往往有着血缘关系，即使是没有血缘关系，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自然环境，共同的信仰，都提供了合作互惠的共识与基础，这便形成一个新型的经济组织。联户经营要求他们共同管理草场，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支撑联户经营的制度安排，比如规定参与联户的每个家庭的放牧数量，这些数量考虑了草地的承载能力，并按每个联户家庭人数分配；为了保证新增人口不对牧场形成更大的压力，规定放牧数量与未来新增人口无关；违反协议的牧户将受到惩罚，而且惩罚方式对违反者是可置信的。
我们从入户调查了解到，牧民们选择联户而不选择承包到户和围栏，是出于他们的理性计算。他们很清楚承包到户与围栏将带来的高成本和风险，甚至有的联户体已经经历过初期承包到户带来的问题，最终选择了联户制度。
《人与生物圈》：如今的联户与时期的集体化有什么区别呢?
韦惠兰：草场联合放牧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牧民与恶劣自然环境抗争的漫长历史培养了他们合作的行为倾向，而族群社区则强化了这种行为倾向。但是，现在的联户既不同于以前宗族社会的管理模式，也不同于大集体时的强行联合，那时牧民是“被合作”，现在是牧民自主选择，是在尊重地域分异规律基础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对经济环境的适应。这种规则是通过一代代的实践经验形成的，是游牧民族所处的恶劣自然环境与牧民长期积累的丰富智慧相结合而产生的内生制度。
内生制度规定了社区牧民对草地资源的占有、使用和管理，设计良好的制度运行具有长期性、普及性和低成本的特征，它依靠低廉的监督成本得到维护，这也是我们对内生制度治理草地资源保持信心的原因。虽然，我们不否认外在制度的关键作用，但任何有利于草地可持续发展的外在制度必须依存于牧民社区自愿接受的行为规则――内生制度。
联户制度的生成同牧民的文化密切相关，要透彻研究也必须要研究他们的相关历史及制度演化的过程。
《人与生物圈》：牧民自发联户的现象，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面对日益加剧的生态与环境危机中，如何看待地方性知识并发挥其作用?
韦惠兰：我们发现牧民本土知识在很长时间内被忽视了，关于这些知识对资源管理的作用，外界更知之甚少。因此过去50年中，对牧区的政策设计和管理工程都基于“假设牧民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漠不关心”的基础上，实际上，牧民有着丰富的生态学知识，这些知识让他们形成一些策略以降低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这些策略包括转场放牧和牲畜品种多样化等，联户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制度。
现在说到气候变化对草场和湿地退化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反映缺乏数据依据。没有多年监测的数据，要预测变化趋势和判断影响的程度是做不到的。其实，这中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从当地人、从牧民那儿搜集基本资料。
当然，牧民是无法给你做复杂的定量监测的，比如你去问牧民今年的降水量，他讲不出，但是他能告诉你今年大雨下了多少场，什么时间河里的水位涨到了哪儿；又比如前几年他们夏场的阿尼玛卿山上还一直有雪，今年雪没了，这就是个生态变化的信息嘛。牧民甚至都认识每年来的黑颈鹤是哪群，他们对自然有自己的细致观察。
我认为，不只是需要各种关于自然变化的专家指标，也要有社区观测指标，要在社区进行这方面数据的搜集和积累，再与专家数据对照起来，可信度就高了。现在这两块都脱节了，专家说我计算这里降雨量没有变化，水量应该是稳定的，可牧民却说这几年已经喝不上水了。过去人们只注重定量数据，不注重定性数据，其实多年的定性数据也有很大作用，哪一年水大了，哪一年水小了当地人都知道。我们的科学研究就是太依赖于具体的指标和数据，把很多丰富的与文化相关的定性数据都忽视了。
其实定性数据成本较低，这两年我在尝试对几户牧民做定点监测。我相信，这样坚持下去，积累下来的定性数据是非常有意义的，对科研也会有很大帮助，只是现在这样的工作得不到重视，连这么点儿资金支持也难找到。